美国政府在基本政策上的摇摆态度，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很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政策。美国政府虽然在教育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却缺乏实际的执行力，教育水平自然就不可能提高，结果连家长和学生也都开始轻视教育的重要性。

其次，美国政府鼓励竞争的传统立场也动摇不已。随着放宽竞争者之间的合并，《反托拉斯法》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政府的默许使得竞争者之间更肆无忌惮地结盟合作。当产业出现贸易难题时，政府能做的似乎只是竖起保护的旗帜与进行市场协定，产业的问题不减反增。

除了这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积累的庞大预算赤字，更是产业的致命伤。预算赤字不但吸干了基础建设所需要的资本，也造成利率的不断攀升，连带拖累了企业的投资速度。同时，在政府征收长期资产所得税以广开税源的影响下，美国人的投资意愿空前低落，结果企业的投资情形就每况愈下了。

美国政府在自由化政策上比较积极。由于美国政府解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确实提高了电信事业的服务效率和创新速度，其他受到自由化政策影响的产业（如卡车业），也同样出现更多的竞争活力。(www.daowen.com)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政策却与自由化政策相冲突，甚至抵消了自由化政策的正面意义。像里根政府时代大幅降低工业安全与环境标准的做法，就是一项开倒车的行为。传统上，美国企业因为严格且具前瞻性的标准，必须不断创新并向高级产品的环节发展。如今，这项优势拱手让人。

美国政府从战后以来一直没有把产业发展列为首要议题，这实在是一大隐忧。这段期间，美国政府过分重视社会与国家安全问题，产业需求反而成为次要的。例如，《贸易法案》并非着眼于协助其他国家发展，而是以地缘政治为理由，对某些国家实施禁运制裁，同时也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出口。美国以产业大国的姿态发展它的产业政策，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假设已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