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时代，都曾出现过一些城市或国家，它们在工业、商业与海运等方面优势明显，超越了所有的其他城市或国家，但是像当今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优势强国，有史以来还从未曾出现过。在各个时代，一些国家和强国曾不断奋斗，妄图获得世界支配权，但迄今为止，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英国那样，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一个如此广泛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曾经企图凭借军事力量获得世界支配权，在我们看来，它们的这些努力同英国的企图相比是多么徒劳啊！英国企图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业城市，使自己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和王国的关系如同一个大城市同它周边的地区的关系那样：自己拥有各种工业、艺术和科学，拥有各种大商业和巨大财富，拥有全部的海运业和海军力量——它想成为世界大都会，向世界各国供应制成品，然后用从这些国家换回来的原材料和有用的或可接受的农产品供应自己，每一个国家都命中注定对它有利。它是全部巨额资本的宝库，是为所有国家建立的银行，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流通手段，通过贷款并收取贷款利息，使全球各族人民成了它的附庸。不过，我们也应该公正对待这个强国和它的努力。世界进步不但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反而得到了它的大力帮助。它成了世界各国的榜样和模式——在国内外政策以及伟大发明和各种企业发展方面，在完善工业流程和交通工具以及未开垦之地的发现与垦殖方面，尤其在获得热带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归化野蛮民族或归化退化回野蛮状态的民族等方面。假如没有英国的存在，谁能说清楚世界仍将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假使英国现在不复存在了，谁能估计到人类将退化到哪般地步？对这样一个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应该深感庆幸，并祝愿它永世昌隆。但是，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应该祝愿它可以把对全世界的支配权建立在对他国的破坏之上呢？只有高深莫测的世界主义或店主的狭窄心胸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赞同的答案。在前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非民族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已经说明了只有当众多国家的文明、财富和权力处于同等地位时，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才能得以实现。就像英国使它自己摆脱了野蛮状态，达到了目前的崇高地位一样，同样一条道路摆在了其他国家的面前，它们应该效仿。目前不仅仅只有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资格和条件，能够努力实现文明、财富和权力的最高水平。下面让我们简明扼要地描述一下英国赖以获得目前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准则：

一贯支持生产能力的输入[1]胜于支持商品的输入。

精心培育并保护生产能力的发展。

仅仅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只限于出口制成品。

把剩余生产能力用于开拓殖民地和臣服野蛮国家。

把向殖民地与附属国供应制成品的权利专门留给母国，但是作为回报，母国以优惠条件接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原材料，尤其是殖民地的产品。

对海上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给予特殊关注；通过补助鼓励海洋渔业；尽量积极地参与国际航运。

通过这些方法，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凭借海军优势，继而不断地扩大对殖民地的占有。

同意殖民地贸易与海运自由，只要它的得大于失。

只要对英国有利，或者这样做会制约外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限制海运措施，就同意实行海运互利政策。

在农产品的进口上，给予外国独立国家一些特许，只要因此它自己的制成品的出口也能得到特许。

如果上述特许权不能通过条约获得，就用非法贸易达到目的。

仅仅为了自己的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业和殖民地利益，可以发动战争和订立盟约。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可以从朋友或敌人那里获得利益：对于后者，破坏它们的海上贸易；对前者，通过用英国制成品补助的方式，使它们的制造业破产。[2]

对这些准则，以前的英国大臣们和议会议长们直言不讳。1721年，在禁止印度制成品进口的时候，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公开宣称：显然，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才能实现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代，他们在公开议会上也直截了当地宣称，在北美殖民地，连一只马掌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在亚当·斯密时代，在我们前面谈及的各项准则的基础上，又首次增加了一个新的准则，即把英国的真正政策隐蔽于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表述与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巧妙手法，当任何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诀，与他同时代的伟人威廉·庇特的世界主义倾向的秘诀，以及他在英国的所有后继者们的秘诀，大都相同。

任何凭借保护性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使本国制造业能力和航海业实现了高度发展，并使其他国家承受不了同它自由竞争的国家，这时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它赖以实现伟大目标的梯子扔掉，然后极力向别国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以悔过的语气宣称迄今为止它曾经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直到现在，它才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这一真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如何适当运用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的英国政治家，他郑重其事地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在1786年，他发表了一次演说，这个演说既不是讲给议会听的，也不是讲给全国人民听的，而显然是讲给那些毫无经验政治的眼光短浅的法国政治家们听的，意在影响他们，使他们缔结《伊甸条约》。他的这个演说是斯密推论方式的一个绝妙标本。他讲道，法国天生适合农业和酒类生产，就像英国天生适合制造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相互作用，就像从事着不同贸易行业但又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商人那样去做。[3]他在这里只字不提英国那个古老的准则，即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以制成品换取农产品与原材料，才能实现高度富强。这一准则自此以后成了并且一直是英国的国家秘密。虽然再也没有人公开宣称过，但比以往执行得更坚决。但是，若是英国自威廉·庇特时代以来就果真把保护性政策当做无用的拐杖抛弃了的话，那么它该占据的地位要比现在高得多，离垄断全世界制造能力的目标也就更近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出于对拿破仑大陆制度的憎恨，所有大陆国家牢牢地接受了世界主义理论的学说。俄罗斯、整个北欧、德国、西班牙半岛和美国可能会认为自己能用原材料同英国交换制成品是幸运的。法国考虑到它在酒类和丝绸织造业方面获得的既得利益，也很可能不再采取禁止性制度。

普里斯特利在谈及英国的《航海法》时曾说，取消英国保护性制度就像当初采用这个制度一样明智。同样，取消保护性制度的时机也成熟了。

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两个半球的所有剩余原材料和农产品都将源源不断地运到英国，全世界人民都将穿上用英国纺织品制成的衣服。一切都朝着增加英国的财富和增强英国的国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在本世纪想到采取保护性制度，或者德国也不会建立关税同盟。人们很难下定决心牺牲眼前的利益去追求那遥远的希望。

但是，天意难违，树木不应该长得太快而直冲云霄。卡斯尔雷勋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到了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这些贵族把这些曾经下过金蛋的鸡杀了。假如他们允许英国的制造业垄断世界各国的市场，那么大不列颠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就如同一个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在全国所处的地位那样。英国这个岛国将厂房林立，工厂遍布全国，或者被开发成赏心悦目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土地将用来生产奶类和肉类或种植经济作物，或专门用来种植一般只能在大城市周边种植的作物。这些作物的生产同玉米的单一生产相比，使英国农业有利可图。相应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得的地租，极有可能比把外国谷物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获得的利益要高得多。只是这些仅仅注重眼前利益的贵族们更喜欢通过《谷物法》，把他们在战争期间因外国原材料和农产品被迫退出英国市场而得到提高的地租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此，他们迫使欧洲大陆国家寻找其他方法提高自己的福祉，即通过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的制成品。由此可以看到，英国限制性法律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一样，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时间稍晚一些而已。

在坎宁和赫斯基森执政时期，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早已尝到了禁果的甜头，这时想要凭借一些常识性的理由劝说他们放弃他们已经享受到的东西，那简直毫无可能。这两个政治家发现他们处在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困境中：他们既要使大陆国家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又要为了英国贵族的利益而坚持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口。因此，要想在本国制度发展的同时公正地对待两个大陆上的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的期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泛泛讨论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贸制度时，他们慷慨陈词，高谈阔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而当涉及英国某种特殊关税的交替时，他们却从保护原则出发，从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相一致。

的确，赫斯基森降低了几种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不疏忽大意，即使关税较低，英国本国的制造业仍然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他基本上就是遵循了荷兰治水的原则。哪里的海水涨得高，聪明的政府管理当局就修筑高坝；哪里涨得低，它就只修筑低坝。经过一番折腾，被标榜的如此华丽的英国商贸政策改革尘埃落定，变成了一套政治—经济上的把戏。有些人可能援引英国降低了丝织品的关税来说明英国的慷慨大方，但没有考虑到英国采取的这一措施仅仅是为了不鼓励这类商品的非法贸易，从而使财政不受损失，以避免损害自己的丝织业。通过降低关税，它的目的也达到了。假如50％～70％的保护性关税（这是现在外国丝织品织造商在英国必须支付的，包括附加税[4]）可以被当做慷慨大方的证据的话，那么，多数国家可能宣称，他们在这方面早已走在了英国的前列，而不是跟随其后。

因为坎宁和赫斯基森所展示的一切，是特意要在法国和美国产生影响，因此现在回想一下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碰得头破血流的，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就像此前的1786年一样，英国这次也得到了理论家们的大力支持。法国自由党被普遍的贸易自由的宏伟设想和萨伊的肤浅理论冲昏了头脑，反对令人生厌的政府，它们得到了沿海城市、葡萄园种植主和丝织业织造商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振臂呐喊，要求像他们在1786年时的做法那样，扩大对英贸易，作为提高国家福祉的正确方法。

不论人们怎样指责复辟王朝所犯的错误，但它对法国做出过的无可否认的贡献，甚至连后人都没有异议。这就是，在商业政策方面，复辟王朝既没被英国人的计谋也没被自由党的喧嚣所迷惑并误入歧途。坎宁先生对这件事非常上心，他亲临巴黎，试图劝说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提出的这些措施的优越性，劝他效仿英国的做法。然而，维莱耳先生非常务实，他彻底看穿了英国人的计谋。据说，他是这样答复坎宁先生的：“如果工业高度发达的英国允许比以前更强大的外国与它进行竞争，那么那样的政策是适合英国自己的利益的，而法国目前最重大的利益是为自己尚未完全实现高度发展的制造业提供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对制造业实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一旦同英国竞争的时机成熟，并且同外国进行竞争比限制竞争更能有效地促进法国制造工业的发展，那么，他（维莱耳先生）会毫不犹豫地以坎宁先生为榜样并从中受益的。”

坎宁被这一明确答复激怒了，回国后他在议会里公开夸耀自己是如何利用西班牙的干涉给法国政府套上沉重的负担的。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坎宁先生所讲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的观点，并不像欧洲大陆那些好心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愿意相信的那样真诚。假如坎宁先生对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事业有丝毫兴趣的话，那么他又怎么会仅仅为了给法国政府套上沉重的负担而牺牲西班牙的宪政使其受到法国的干涉呢？事实的真相是，坎宁先生是个地道的英国人，只有当博爱主义或世界主义被证明在加强和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方面对他有利时，或者有助于迷惑英国的工商业对手时，他才容许自己考虑这些主义。

实际上，维莱耳先生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就能认清坎宁先生给他设下的圈套。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德国工业不断衰退，维莱耳先生从邻邦德国的经验中找到了证明英国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价值的显著证明。同样，法国在1815年以来实施的制度的指引下不断取得的进步，不至于像寓言中的那条狗那样，丢掉嘴中的东西而朝着影子狂吠。对工业状况洞察极深的人，如沙普塔尔与查尔斯·杜平等，都曾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制度所产生的结果的看法。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法国商业政策所进行的辩护，介绍商业政策带来的全部成果和每个阶段取得的成就。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他这部著作的倾向：“为避免使自己陷入深奥的抽象概念中而不能自拔，我们首先坚持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首先使其完善。健全的关税立法是制造工业的保障。立法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增减进口关税，可以补偿因劳动力工资过高或燃料价格过高而带来的不便，可以保护年幼的艺术和工业，直到它们最终壮大到足以承受来自外国的竞争，可以建立法国的工业独立，通过劳动使国家实现富裕，这就像我常常提到的那样，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5](www.daowen.com)

查尔斯·杜平在他的著作《论法国的生产能力与1814年至1847年间的法国的工业进步》中，阐述了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循的商贸政策的成就，指出法国的执政者不可能仅仅为了《麦修恩条约》的诱惑而考虑牺牲半个世纪的努力，因为这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成果丰硕的、前途充满希望的半个世纪。

美国1828年采取的关税税则是英国商贸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面粉以及其他农产品拒之于英国国境之外，英国只允许收取那些用于交换英国制成品的原棉。在这种制度下进行的对英贸易，仅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奴隶的农业劳动，而美国那些最自由、最开明、最强大的州的经济发展却裹足不前，陷于了停滞状态，而不得不通过向西部荒芜之地移民，处置每年剩余的人口和资本。赫斯基森先生对此事态了如指掌。众所周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多次向他准确汇报过英国政策所必然造成的后果。假如赫斯基森先生果真是他国人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那么他就会把美国公布税则这件事当做一个宝贵机会，使英国贵族们明白《谷物法》的愚蠢之处以及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但是赫斯基森先生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美国人大发雷霆，情急之下，他进行了一番辩解，而这番辩解的不准确性就连美国的种植园主都知道；他还使用威胁手段，结果使自己显得滑稽可笑、贻笑大方。赫斯基森先生说，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只占英国全部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额却占到了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美国受制于英国的程度大于英国受制于美国的程度。同美国相比，英国没有过多的理由担心由于战争、交往中断等造成的贸易风险。如果人们只看进出口总值，赫斯基森的观点似乎足有道理，但是，如果再考虑一下双方相互进出口的性质，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用一个事实证明与他期望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原材料，英国可以使这些原材料升值到原来的十倍，英国既离不开这些原材料，又无论以什么价格都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甚至数量也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而美国从英国的进口则全部是制成品，这些商品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别国购买。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考虑一下假如两国贸易中断会出现什么局面？似乎必定不利于美国一方。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生产能力的理论再来看，这必定对英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如果这样，大约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厂将停产甚至破产，到那时，英国财富的生产资源将神奇般地失去，其每年损失的价值将远远地大于它的全部出口总价值，这些损失给和平、财富、信用、商业和英国的实力带来的后果无法估量。然而，同样的事情又会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被迫自己生产那些它们以前从英国获得的制成品，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它们就会得到英国所失去的东西。无疑，这一举措必将导致生死冲突，就像从前的《航海法》曾引发的英荷两国之间的冲突一样。但是，冲突可能会以从前发生在英吉利海峡的那种方式而宣告结束。尽管在我们看来，似乎事态的发展必然导致这种冲突的迟早发生，但我们没有必要在此探究冲突造成的后果。我们前面谈过的已经足以清楚地说明赫斯基森先生观点的无益和危险，并证明了英国（通过其《谷物法》）迫使美国自己进行生产的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同时也证明，假如赫斯基森先生不轻视这个问题，不进行无谓而又危险的辩论，而是想方设法地消除那些导致美国采用1828年税则的起因，那将多么明智啊！

为了向美国人证明同英国进行贸易对他们多么有利，赫斯基森先生指出，英国进口美国原棉增长迅猛。但是，美国人知道如何从真正价值的角度估量这一观点。因为十多年来，美国棉花产量年年都超过对它的消费需求，进而直接导致了棉花价格的不断下跌，跌幅几乎同出口量的增幅持平。从一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切： 1816年，美国用80000000磅棉花换回了24000000美元，而在1826年，则用204000000磅棉花换回了25000000美元。

最后，赫斯基森先生还威胁美国说，英国要经由加拿大组织大规模的非法贸易。的确，在当时形势下，能够威胁美国保护制度的手段中，唯有赫斯基森先生声言的这种情形最为严重。但是，接下来的后果又将如何呢？是不是美国人会心甘情愿地任由英国议会控制他们的制度，年复一年地在屈辱中等待后者任意决定他们的工业，而不管效果如何？多么荒谬。唯一的后果将是美国侵占加拿大并把它纳入自己同盟的版图中，或者一旦加拿大的走私贸易发展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么美国将协助加拿大获得独立。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已经获得工业和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先是迫使一个与自己在种族、语言与利益等方面都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农业国成为一个有制造能力的国家，然后为了使它不能继续利用这种强力给予它的地位，而又迫使它帮助这个国家自己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是不是我们不得不认为其愚蠢程度是非常高的？

赫斯基森去世之后，波利特·汤普森先生接手了指导英国商贸事务的工作。这位政治家接过了被人称颂的前任的职位，并继续贯彻他的政策。与此同时，关于美国问题，他可以无所事事，因为在那个国家，无需英国的特别的努力，在棉花种植园主和进口商的影响下，以及在民主党尤其是在1832年通过的所谓的“折中方案”的帮助下，以前的关税税则已经作了修改，尽管的确只是对原税则的过分和错误之处进行了修改，但依然能够为美国的粗棉和毛织物织造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且这样的修改也依然给了英国期待已久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则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

自从“折中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加，并且对美国的出口量大大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量，这样英国就具备了随时抽走美国流通贵金属的能力，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尽量随意多抽，因此，每当英国缺钱时就常给美国造成商业危机。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这一方案的制定者亨利·克莱却是最负盛名、最有远见的美国制造业利益的保护者。人们一定记得，1828年实行的税则使美国制造商实现了富裕，这极大地引起了棉花种植园主的妒忌，以至于南部各州威胁说，如果不重新修订1828年的税则，他们就让联邦土崩瓦解。民主党领导的联邦政府纯粹出于党派利益和拉选票的动机，站在了南部各州农场主的一边，而且还成功地让同属于民主党的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采纳同样的观点。

这些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由于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居高不下的缘故，失去了先前对制造业利益的同情，而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国内制造业实现了繁荣，开凿了多条运河和修建了众多铁路。他们可能的确很担心南部各州坚持反对意见，使联邦真正出现分裂局面，甚至造成内战。因此，不疏远南部各州的热情成了中西部各州民主党的利益。这些政治环境使得公众舆论转而支持同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选择了同英国进行自由竞争，那么整个国家的制造业利益将会因此而全部牺牲。在这种情形下，亨利·克莱的“折中方案”似乎至少是保留部分保护制度的唯一手段。根据这个方案，部分美国制造业，即那些生产精致贵重商品的制造业，在同外国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即使被打垮了，但另一类制造业，即生产粗劣、廉价商品的制造业将得以保留。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现象似乎表明，美国的保护制度在随后的几年内将东山再起，并重新获得发展。无论英国多么期望减轻和缓解美国商业危机，无论以购买股票或贷款的方式还是通过移民的方式从英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量多么巨大，而依然存在的并不断扩大的进出口值比例失调的现象不可能通过这些手段最终实现平衡。进出口值的比例失调的幅度规模不断增大，令人惊恐的商业危机就必定发生，美国人最终必将认识到并下定决心铲除罪恶的根源。

保护制度的拥护者一定会再次增多，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定会再次减少，这是事物的根本之所在。大规模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棉花的大量增产引起的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增长，农产品歉收等原因造成的前一时期的制造业的繁荣，导致了农产品的价格的异常，且到目前为止一直居高不下。然而，人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在随后的几年内，如此高的价格必将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其下降幅度与其超过幅度相仿。自从折中方案通过以来，美国把资本增加的大部分都用于了农业，并且现在已初具生产力规模。农业生产因此获得异常增长的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必将异常下降。第一，公共事业建设已经无法达到同以往相同的规模。第二，由于国外竞争，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数量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增长。第三，因为棉花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量，因而棉花价格较低，以至于种植园主们被迫自己生产那些原先从中西部各州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另外，如果西部农业大丰收，则中西部各州就将再度承受生产过剩带来的痛苦，就像1828年税则以前的情形那样。但是，同样的原因必然再次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必将再次坚信，只有当国内制造业人口有了增长时，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才能相应地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只有靠坚持保护制度才能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坚决支持保护制度的人数和所产生的影响将日益增加，而反对派的人数将同比例地下降。接着，棉花种植园主们如果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认识准确，那么他们终将坚信，国内制造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农产品与原材料的需求的增长，均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我们前面说过，因为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们和民主党正心甘情愿地朝着有利于英国商业利益的方向努力，这就没有为汤普森先生提供展示商业外交才能的机会。

法国的情形却完全与此相反。那里的人仍然牢固坚持禁止制度。的确有许多政府官员是价值理论的追随者，也有许多政府官员支持扩大英法之间的商贸关系，鉴于法国同英国的同盟关系，使得这种观点广受欢迎。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意见很不统一。看来比较明显和毋庸置疑的是，对外国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课以重税以及排挤英国的煤和生铁对法国工业非常不利，而葡萄酒、白兰地和丝织品的出口增长对法国却极为有利。

总之，人们慷慨陈词的目的，是普遍反对禁止制度的不利一面。但要在特殊条件下攻击该制度，选择这个时候似乎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七月党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自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它们往往对大型制造业情有独钟。

在这些情况下，汤普森先生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充分彰显出了其渊博的思想和精明的外交才干。他把鲍林博士派往法国，此人精通商业、工业，对法国的商业政策了如指掌，谙熟在心，他以其自由主义思想而著称，学识渊博，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周游法国，随后又去了瑞士，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禁止制度进行辩护，在现场搜集资料。凭借其超凡的能力与精明强干，鲍林博士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尤其是他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前面提及的两国之间在煤、生铁、葡萄酒与白兰地等领域进行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在他撰写的报告中，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上述这几种商品上，在谈到其他工业部门时，他只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至于这些工业部门如何通过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得到改进，他则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证或提出具体的建议。

鲍林博士严格按照汤普森先生给他的指示行动，他用超凡的技巧和娴熟的笔法对这些指示进行了概述，并写在了报告的开头部分。汤普森先生使用了最为慷慨陈词的表达方式。他说自己充分考虑到了法国制造业的利益，并表示，他未必期望从法英谈判中获得什么重大成果。这时，法国的棉纺业和毛纺业已经非常发达，它们对英国的观点心存疑虑，汤普森先生的这番说明对这种恐惧心理起到了镇静作用。在汤普森先生看来，要求法国在这些领域作出重大让步，这是愚蠢之举。

但是，关于如何轻易实现“次重要商品”的目标，汤普森先生给出了暗示。说明中的确没有一一列举这些“次重要商品”，但后来法国的经历却暴露出了汤普森先生的真正意图，因为他在撰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英国出口法国的麻纱和麻织品都被归到了“次重要商品”之列。

法国政府被英国政府及其代言人的一番陈述和解释所打动，打算向英国作出相对次要的让步，以为最终将证明这种让步对法国有利，于是就把麻纱与麻织品的进口税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结果在面对英国这些行业的制造业有了重大改进的时候，它们就不能提供任何性质的保护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英国这些商品对法国出口急剧增长（1838年高达32000000法郎），同时由于英国下手较早，已经抢占了先机，除非法国能够找到其他高招通过提高关税抑制英国的竞争，否则法国将面临失去整个麻纺织业的危险，而法国麻纺织业的价值高达数百万法郎，对农业和整个农业人口的福祉至关重要。

法国分明被汤普森先生愚弄了。他在1834年就早已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新发明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将对英国的麻纺工业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并且在同法国的谈判中，他预见到法国政府对这些发明以及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尚不知晓。那些低关税政策的拥护者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想让全世界相信，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希望向比利时的麻纺织业让步。但是，难道他们这样做就能把对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缺乏了解，以及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缺乏远见所造成的损失弥补上吗？

事情可能就该如此，这已清楚地表明，法国既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麻纺织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遭受了重大损失，那么法国就必然更加保护自己。英法之间第一次也是最近一次扩大自由贸易的尝试，将永远成为人们关于英国玩弄铁腕和法国缺乏经验的深刻记忆，这次扩大自由贸易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麦修恩条约》和第二个《伊甸条约》。当汤普森先生察觉到了法国麻纺织业制造商的抱怨，以及法国政府有意将功补过，准备改正自己所犯错误的时候，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他的做法和赫斯基森先生从前的做法一样，他一味地进行威胁，他威胁说英国将排除法国的酒和丝织品。这就是典型的英国式世界主义手法。法国为了换取多向英国出口价值只有区区几百万法郎的葡萄酒和丝织品的特权，就必须放弃这个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制造工业，这个工业已经同法国社会下层阶级的整个经济，尤其是它的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必须承认其产品是各个阶级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总价值高达三四亿法郎。除了在价值上比例失调之外，我们还应该同时考虑到，如果战争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断，法国再也不能向英国出口剩余部分的丝织品和葡萄酒，而法国国内却极度缺乏像麻织品这样的重要的社会必需品，那么法国将被置于何种境地呢？

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那他就会明白，麻织品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福祉的问题，而是像所有涉及国家制造能力的问题一样，更是一个国家独立和国力的问题。

它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好像发明创造精神已为自己布置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在不断完善麻纺织业的进程中，使国家能够理解制造业利益的本质、制造业利益与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国家独立和国力的影响，从而揭露流行理论的错误论点。流行学派已闻名于世，认为每个国家在各个生产部门都有特殊优势，各有所长，这些长处要么是先天所有，要么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部分获得的，这些长处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可以相互补偿。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举证说明，这个论点对农业是正确的，因为农业生产主要依赖气候条件和土壤的肥沃程度，但是对制造业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只要所有温带国家具备了必要的物质、精神、社会和政治等先决条件，那么它们就会有同样的能力。当今的英国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过去的经验、努力程度以及天然的先决条件等方面来看，特别适合发展麻纺织业的国家当属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已经从事这种织造业长达一千多年的法国北部的居民。但是，尽人皆知，英国直到上个世纪中期在这类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仍然很小，以至于它们所需的大部分麻布要靠从国外进口。如果它们不是凭借关税制度对麻织业不断提供保护，它们甚至永远也不可能用自己生产的麻织品供应本国市场与殖民地。众所周知，卡斯尔雷和利物普两位勋爵是如何在议会举证说明，要是没有保护，爱尔兰的麻纺织业就不可能承受得住与德国的竞争。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尽管一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麻织品织造商在全欧洲一直是最糟糕的，但是由于英国有了新的发明创造，现在它竟然威胁说要垄断整个欧洲的麻纺织业，如同它最近五十年垄断了东印度的棉织品市场一样，尽管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内它甚至不能在本国市场同印度的棉织品织造商进行竞争。当前在法国，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虽然拿破仑是第一个重赏棉纺机发明的人，虽然法国的机器操作工和织造商早于英国人从事麻纺织业，但英国最近怎么会在这一行业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呢？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更具有机械方面的才能？人们提供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合理的。把更高的机械才能或更高的工业技能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归到英国人身上，而不是德国人或法国人身上，简直荒诞无稽。在爱德华三世之前，英国人在欧洲最无赖、最无能，他们当然绝不会想到可以在机械才能或工业技能方面把自己与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或德国人相提并论。但自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开始开办教育，并逐渐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使它具备了在工业技能上同老师一争高下的能力。如果英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在麻纺织机械方面比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进步更大，是因为：第一，它在机械技能方面取得了更加卓越的进步。第二，它在棉纺织机械方面更先进，而这些机械同麻纺织机械非常相似。第三，由于它以前的商贸政策的缘故，使它拥有了比法国还多的资本。第四，由于以前的商贸政策的缘故，它的麻织品国内市场比法国的更广大。第五，它的保护性关税连同上述种种因素，为国家的机械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为使其致力于改进这一工业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因此，英国人明显地证实了那些我们在其他部分里提出的并阐述过的观点——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密切；一个行业的改进为其他各行业的改进做好了准备，并加以促进；任何一个行业被忽视，所有行业都能感受到被忽视的行业所造成的影响。总之，国家的全部制造业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通过麻纺织业的最新成就，显著地证明了这个观点。

[1]即使部分羊毛生产也奉行这一准则。爱德华四世以优惠条件从西班牙进口了三千只绵羊（西班牙禁止绵羊出口），并分配给了几个教区，要求在七年之内不许宰杀或阉割一只羊（《英国商业文集》，第378页）。这些措施的目的达到之后，英国通过禁止进口西班牙羊毛进口，迫使西班牙政府取消了这些优惠政策。这种禁止措施（虽然可以认为是不公正的）取得的功效，并不能因为查尔斯二世采取的禁止羊毛进口的措施（1672～1674年）而受到否认。

[2]见附录一。

[3]庇特说，法国在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方面优势明显，因此原产品超过了英国，但是英国却在手工制品方面超过了法国。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油类和食用醋，尤其是前两种商品的重要性和价值非常大，我们的天然产品的价值远远无法于其相比。但是，另一方面，同样确定的是，英国是某些制成品的专门生产者，即使在其他商品方面，它的优势也非常大，可以毫无疑问地抵御任何来自法国方面的竞争。这是两国之间缔结互利商贸条约的互补条件和基础。既然各国都有自己的主打商品，而一方的商品又是另一方所缺乏的，因此双方应该像两个从事不同贸易的商人那样，通过商品交换，立刻可使双方受益。让我们只记住这一点：我们邻国的财富、众多的人口、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以及由此产生的频频交换，使我们双方都可获利。这样，谁不会刻不容缓地赞同自由贸易的制度？谁又不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与这样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呢？拥有如此广大和可靠的市场，必将为我们的贸易注入异常强大的推动力，由此从走私分子那里获取的进入国库的海关收入将有利于我们的财政，因而将使英国的两种主要原动力——财富和国力——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4]李斯特在写完这些话之后的不长时间，外国丝织品织造商在向英国进口这些产品时必须支付的关税已经完全取消了。关税取消后的结果可以从沃尔多先生关于英国丝织品贸易的报告中了解到：在1825年，伦敦共有24000台织机和60000名技工从事丝织业，到今天已经分别下降到了1200台织机和不到4000名技工。在1861年，考文垂一地的绸缎贸易就为40600人提供了谋生的手段，而今天可能不超过10000人在受益，而且考文垂仍在使用中的动力织机的数量已由原来的1800台下降到了600台。在德比，从事丝织业的技工人数从（1850年的）6650人，下降到了目前的2400人。在康乐敦区，技工人数从5186人（1860年）下降到了1530人（1884年）。那个地区最多曾有40家捻丝工厂，现在只有12家了，大约“3/4的机器在运转”。在曼彻斯特，这一行业几乎完全消失了。而在米德尔敦，这一工业“几乎破产了”。这些结果（沃尔多先生指出）应归咎于英国进口生丝数量的下降，从8000000磅（1871年）下降到了不足3000000磅。
　　但是，自从李斯特的著作面世以来，美国提高了外国丝制品的进口关税，并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美国关税委员会委员）罗伯特·波特先生曾在1883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陈述了该政策产生的结果，现摘录如下：
　　在《莫里关税法》（1861年）之前，美国丝织业雇用了5000人。到了1880年，已经增长到了30000人。美国生产的丝织品的价值，由1860年的1200000英镑，增加到了1880年的8000000英镑。“是的，消费者用于制成品的费用，如果以黄金计算，那么同用于原材料的费用相比，已经有了大幅下降”。在提及陶器和平板玻璃生产时，波特先生补充说：“关税委员会的听证表明，毫无疑问，在美国的竞争，已经大大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费用。这样，先生们，我坚持认为，并且我将用统计数字予以证明，保护制度，就美国而言，已经在各个方面最终让消费者受益了，以此为理由，我将为之辩护并相信它。”——英译者注。

[5]沙普塔尔：《论法国工业》，第二卷，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