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萨伊仅仅努力把亚当·斯密以不规范方式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使其系统化与普及化。他擅长阐述，具有进行系统化的天赋，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发现他坚持了被亚当·斯密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能力外，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或原创之处。不过，虽然根据生产能力理论这一观点千真万确，但却与交换价值理论不一致，因此可见，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伊的更完整。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消费减少了物质生产与积蓄的总量，从而减少了物质财富的总量。还有，根据萨伊的观点，他之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定性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报酬是用交换价值支付的，其实这个理由毫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换价值支付到精神劳动者手里以前就已经被生产出来了，虽然价值的所有者发生了变化，但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把交换价值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为生产性的阶级。萨伊发现了自己在这一点上与斯密对立，正如斯密发现自己与重农主义者对立一样。

为了把制造商包含在生产阶级之中，斯密被迫扩大了构成财富的因素。萨伊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要么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荒谬观点，即精神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阶级，要么像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那样，把生产能力纳入到财富构成的因素之内。需要证明，国家财富并不在于拥有交换价值，而在于拥有生产能力，这好比一个渔夫的财富的多少不在于他拥有多少鱼，而在于使他能够不断地捕鱼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手段。

至此，我们已经意识到但还没有众所周知，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一位兄弟，曾经靠自己的一般常识，清楚地意识到了价值理论存在的根本错误，萨伊本人也向这位提出疑问的兄弟表达了他对自己学说的合理性的怀疑。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路易·萨伊在南特时期写道，有一个术语已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流行，这个术语引起出了许多错误的推论，他的兄弟（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也难脱干系。[1]按照路易·萨伊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商品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交换价值理论用单个商人的狭隘观点看待财富，这一理论的本意是改造（所谓的）重商体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有限度的重商主义而已。[2]针对这些疑问和异议，让·巴普蒂斯特·萨伊是这样答复他的兄弟的：“他的（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方法（即交换价值理论）当然不是最好的，但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3]

什么？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经找到一个了吗？是的，真正的困难是有些人缺乏必要的敏锐去抓住这位兄弟表达过的观点（当然只是一般来说）并贯彻下去，或者更进一步地讲，可能推翻一个早已确立的学派，并讲授与使之成名的学说完全相左的观点的做法的确令人不快。让·巴普蒂斯特·萨伊著作中的唯一的独创是其体系形式，即他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科学，展示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归类及其对这门科学内容的揭示，才使他及其学派获得了成功，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的，他可以信手拈来。他懂得如何清晰理智地诠释生产的特殊过程以及参与生产的个人能力。他能够明晰地阐述（限定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劳动分工原则，详细论述个人行业。每一个陶工、每一个小商贩都能听懂他的话，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告诉他们的新东西或尚未通晓的内容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听懂。因为在陶器制作过程中，陶工必须把双手和技巧（劳动）同陶土（原料）相结合，然后通过转盘、火炉和燃料（资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的产品或交换价值）。这是陶器作坊里每一个令人尊敬的陶工都早已耳熟能详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用科学的术语描述这些事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罢了。也许在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之前，没有几个小商贩不懂得这样的道理：通过交换，买卖双方可以获得交换价值。如果任何人出口了价值一千泰勒的商品，并从外国换回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其他商品，那么他就可以赚到五百泰勒的钱。

人们以前也早就懂得：劳动致富，懒惰致穷。私人的个人利益是刺激积极勤奋最有力的因素。谁要想得到小鸡雏，谁就不能先把鸡蛋吃掉。当然，人们以前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人们都喜欢毫不费神地深入了解这门科学的奥妙，从而可以去掉那些加在人人喜爱的奢侈品价格上的昂贵的令人讨厌的关税，不仅可以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兄弟友情，而且可以带来太平盛世。所以，如此众多的博学之士和政府官员都力争把自己列为斯密和萨伊的推崇者也不足为奇。因为“不加管制、任其自由”的原则不需要什么聪明才智，除了那些首先引入和详细论述这一原则的人之外。他们之后的作者也只需重申、润色和解释这些论点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也不需要做。谁又不愿意并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呢，假如他需要做的仅仅是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一个人只要接受了这些理论的最初主张，然后让作者之手轻而易举地牵着自己一直走下去，那么，看过几章以后，就会迷失方向，这就是这些理论的奇异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在开头时就和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先生说，在我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门专门讲授交换价值如何由个人生产、如何在个人中进行分配以及个人如何消费的科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对他说，一位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唤醒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使其获得增强的同时得到保护，还要懂得生产能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遭到削弱、消亡或彻底被破坏，懂得如何通过这些生产能力的手段，使国家资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壮大、文明和具有远大的光明前途。

萨伊的体系从一个极端观点——政府能够并应该大包大揽——匆忙冲向了另一个极端观点——政府能够也应该无所事事并且什么也不管。个人是一切，政府无关紧要。萨伊先生关于个人全能和政府无能的见解，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禁不住对科尔伯特的法国工业教育举措产生的效果大加赞赏，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如此高度智慧难以归功于某些个人。”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该体系转向其作者，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缺乏历史综合知识，缺乏对国家政策和国家治理的洞察力，缺乏政治与哲学眼光，他的脑子里只有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一个观点，为了发现可以支持其观点的独立证据和事实，他就在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商业和工业关系中搜来查去。如果任何人读一读萨伊关于《航海法》、《麦修恩条约》、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约》等的见解，就会发现对萨伊的这种评价可以得到证实。连贯深入地探究各国商业和工业历史的做法不适合于他。他承认有些国家实行了保护性关税后实现了富强，但在他看来，尽管实行了保护性关税，但这并不是这一制度的直接结果。他还要求我们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他宣称，荷兰人之所以同东印度群岛进行直接贸易，是因为腓力二世禁止他们进入葡萄牙港口，仿佛保护性制度能证明禁止行为的合法性一样，仿佛如果没有这种禁止行为，荷兰就不会找到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航线。萨伊先生对统计学和政治学不满，如同他对历史不满一样。对于前者，因为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令他烦扰的事实，他说，这些事实“所证明的总与他的体系相矛盾”；而对于后者，因为他一无所知，所以他不停地警告我们说，统计事实会误导我们落入陷阱，并提醒我们说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听起来这种说法合情合理，如同有人这样说，在考虑一只锡蜡盘子时，不必考虑锡蜡这种材料一样。

先后做过商人、制造商、没有建树的政客的萨伊，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就像一个人无法维持旧行业时就改行一样。我们有他的自白记录，他最初拿不准是提倡（所谓的）重商体系还是自由贸易体系。出于对（拿破仑）大陆制度的仇视，因为这个制度毁掉了他的制造业；出于对该制度制定者的反对，因为该制度的制定者让他官场失意。因此，这些促使他最后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的事业。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内，无论“自由”这个词被用于哪些方面，都在法国产生过不可思议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还是在王朝复辟时期，萨伊碰巧都是反对派，所以他不断提倡经济学。因此，他的著作名扬天下不是因为其内容本身，而是另有原因。否则在拿破仑倒台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仍采用萨伊的学说，那么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这岂不是令人费解吗？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世界主义原则，这说明此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浅。他执著于坎宁和赫斯基森的世界主义倾向，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局势所知是何其少。他声望上的唯一缺憾是，不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没有任命他做商务和财政大臣；假如他真的被任命为那个职位的话，那他的大名将得以在历史上与科尔伯特齐名：一个是国家工业的缔造者，另一个则是破坏者。

从来不曾有一个学者会像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是那样少，而在学术上造成的威胁却是那样大——对于他的学说稍有质疑，就会被蒙上恶名，被视之为离经叛道，甚至像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名人也害怕受到这位不啻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皇的诅咒。沙普塔尔那部关于法国工业的书，自始至终所论述的都是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这一点他阐释得明明白白；他说，处于目前世界形势下，只有保护制度才会为法国带来繁荣。但同时他又集中力量创作了一篇颂扬自由贸易的文章，此书的主旨与他论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意向是直接对立的，目的说到底是因违背了萨伊学派的主张而乞求宽恕。萨伊的行事作风像极了罗马教皇，甚至连教皇公布“禁书目录”的做法，他也学会了。他虽没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但他所采取的做法更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禁止的；他警告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读书不可太泛，因为那样很容易被导入歧途；他告诫他们说，读的书不宜过多，而是要读好书，这就等于是说，“你们不可读别的书，只应当读亚当·斯密和我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说的后继者和阐述者又唯恐信徒们对于这位不朽的学派奠基人给予过多的拥戴，因此着实费了一番苦心；他说，亚当·斯密著述的内容极其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满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们懂得，只有从他那里学习“才能读好亚当·斯密的书”。(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在萨伊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异端者却站了出来，对他的学说基础展开了攻势，他们的进攻是那样地有力和大胆，以至于他很谦和地避开了任何公开讨论，宁愿私下里给他们答复。这些反对派中最激进最有才华的要算沙忒尔了，他曾数次担任过国务大臣。

萨伊在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人信里说了这样一番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看法，我的政治经济学中除了一些漫无边际的推论与空谈之外，简直一无是处，它是一系列首尾含混、重点不突出的报告。就像一位批评者说的那样，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使政治经济学退步了。”[4]在这封信后他又非常天真地附加了一句：“从您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场辩论再继续下去非常不利，因为这样很可能会使我们大家都受到困扰。”

现在斯密和萨伊学派在法国已经被推翻，交换价值理论那种僵硬、无生气的影响已被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所取代，这种混乱状态即使罗西先生和布朗基先生也无能为力。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派聪明无比，不去对旧学说修改完善，而是完全丢到了一边重起炉灶，另行创立了一套乌托邦制度。最近，该学派中的一些最有才华的人，正在探求自己的学说与以前学说之间的关系，以求他们的思想能与现实情况相适应。他们期盼他们的付出可以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才华横溢的米歇尔·歇伐利埃的努力。他们的学说中的可以同现在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那些真理，主要在于他们对生产能力的联合与协调这一原则的解释。抹杀个人自由与独立是他们的缺点之所在；在他们看来，个人已完全融入社会，这与交换价值理论认为个人举足轻重、国家无足轻重的思想恰恰相反。

也许世界潮流正朝着实现这些学派的设想或预言的目标发展，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目标的实现要经历数个世纪才有可能。预测未来几个世纪的新发现和社会进步，并非凡人所能及。即使柏拉图那样的贤哲也没能预想到数千年之后，人类社会使用的工具是用铁、钢和铜制造的，甚至即使西塞罗也未曾预料到，印刷机使代议制传遍一切国度，甚至传遍全世界和全人类都成为可能。同时，即使少数几位伟大贤哲能够预见到未来数千年取得的个别进步，但是每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独特的任务。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任务，似乎并不是把整个人类拆分成几个傅立叶学派所幻想的“法伦斯泰尔”（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中译者），以使每个人尽可能地获得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不断完善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思想文化、政治状况和国力，并通过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量实现均等，为世界大同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傅立叶主义的倡导者们以此为目标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法伦斯泰尔”得以实现，但是将会对国力与国家独立产生什么影响呢？已被分成若干个“法伦斯泰尔”的国家，难道不会面临被相对落后、生活方式依旧古老的国家所征服，因而使成熟的政体连同整个国家遭到破坏的双重危险吗？目前，交换价值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仅仅被用于探究地租的性质了，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产品在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如何进行分配。”

有些人坚信，这门科学很完善，再也没必要增添什么内容了，但是，那些用哲学和实际眼光阅读这些著作的人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存在，这门科学有待创立；在创立之前，这种叫法只能是占星学，不过从“占星学”中产生“天文学”既可能也可取。

最后，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们必须申明，我们对于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以及他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批评，仅涉及有关国家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承认对于那些从属教义的阐述有价值。显然，一个学者可能对某一学科的部分内容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进而对它进行有价值的推理，虽然他所创立的体系的基础始终是错误百出的。

[1]路易·萨伊：《国家财富的研究》，序言，第4页。

[2]下面是路易·萨伊的原话（第10页）：“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商品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还有（第14～15页）：“建立在贵金属财富之上的错误的重商主义体系，被另一个建立在可出售或可交换价值财富之上的体系所取代，这个体系只是像商人一样来衡量一国的财富。”以及（注释，第14页）：“用以反驳重商主义体系的现代学派自身创立了一种体系，而这种体系本身又应该称为重商主义体系。”

[3]《国家财富的研究》，第36页（引用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话）：“这个方法当然不是最好的，但是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4]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完全教程》，第7章，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