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与国际形势的学说，仅仅是重农体系的延续。与重农体系一样，该学说忽略了国家本质，试图全面排除政治学和国家力量，假定世界上存在着持久和平和世界大同，低估了国家制造能力的价值，低估了获得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手段的重要性，要求绝对贸易自由。

亚当·斯密完全以与他之前的重农主义者同样的方式，陷入了根本错误之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当做一个准则，该准则是根据普通常识得出的，并不是在经过缜密研究和懂得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后得出的。

斯图尔特告诉我们，在亚当·斯密著作于1776年出版前的二十一年（即1755年），他出席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中宣称应优先考虑实行普遍的贸易自由：

政治家和设计者往往把人们当做原材料用来制作某种政治手工艺品。这些设计者在处理人类问题时扰乱了自然状态。要使自然达到目的，人们只要放任自流，任其发挥。要使一个国家脱离最野蛮的状态和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前提条件是和平、适度税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一切事物都会在自然的进程中各行其是。任何政府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有悖于这一精神和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试图把资本挪作他用或者限制人类社会在自然进程中的自我发展，那就会变为暴虐专制的政府。

亚当·斯密的这个基本思想被不断地证明和诠释成了他以后的全部著作的唯一目标。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魁奈、杜尔哥以及重农学派其他重要成员的进一步证实，他是在1765年访问法国时与这些人相识的。

显然，斯密把贸易自由思想视为学术发现，可以成为其学术威望的基础。因此，他在其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摒弃或驳斥不支持这个思想的任何观点，并把自己当做绝对贸易自由的专门拥护者，他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进行思考和著述，是多么顺理成章啊！

他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又怎么能指望他在评价人与物、历史和统计数据以及政治措施与这些措施的制定者时，不是以它们与他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还是相抵触为标准而改用其他标准去评价的呢？(www.daowen.com)

从前面引用的斯图尔特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全部体系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他认为，国家权力除了执法、尽量少征税之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也不应去做。在他看来，任何试图建立制造业、促进航运业、扩大对外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对外贸易、开拓或占有殖民地的政治家，就是一个设计者，只会阻碍社会进步。在他看来，国家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集体，即许多个人居住在一起的集体。这些个人自己最清楚哪些职业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最会为自己选择促进符合自身发展的手段。

只有当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受影响的客观事物——物质财富，也即事物具有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影响这些事物的力量时，这种消除国家与国家的力量、提升个人主义的地位、使其成为一切有效力量的创造者的论调似乎才显得有道理。唯物主义必须支持个人主义才能把个人从国家、国家统一、生产力量的全国性联合等方面获得的巨大力量的增长隐藏起来。因为只有个人生产价值，没有能力创造价值的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只能在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量等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创立一个单一的价值理论，使其作为国家经济学而流行于世。按照这种理论，可以把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概括为：财富存在于对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之中；个人劳动与自然力量和资本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通过劳动分工，劳动的生产能力得以提升；资本积累通过储蓄和超出消费的生产得以实现。资本总量越大，劳动分工越细，生产能力也就越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明智的治国之策是不给私人工业的发展设置任何障碍，而是要关注良好的司法制度。而通过国家立法的措施，诱导国家为自己生产可以从国外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的产品，这一举措是非常愚蠢的。因此，一个指明了财富的构成要素、详尽地剖析了财富的生产过程、彻底揭露了以前各个学派存在的错误的完整体系，因为缺少了其他体系，因而不被认可。它的错误一目了然，该体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关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个人或全人类的全体个人的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在自然状态下自我形成并发展，没有明显的国家、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分，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文明程度，彼此之间没有战争，不存在敌意。该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一个店主或商人个人的理论，而并非一门科学，它并没有指明一个国家为了国家的文明、福祉、力量和独立的特殊利益，如何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得以产生、提升、保持和获得保护。

该体系从店主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根据该体系，任何事物的价值就是财富，因此人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价值；生产能力的建立要看机会、自然或上帝的旨意（随便怎么说），国家既与此毫无关系，政治力量也不能从中干预交换价值的积累。根据该体系，哪里的商品最便宜就应当去哪里购买，即使商品进口毁掉了本国的制造业也无关紧要。如果外国对制成品的出口给予补贴，那么多多益善，因为这样购买就更便宜。在这个体系看来，除了那些真正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人们以外，其他阶级都不具有生产性。虽然该体系充分认识到了劳动分工是如何促进具体事业的成功的，但对于劳动分工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却缺乏认识。这个体系懂得只有个人经济才能使国家资本获得增长，而只有在资本增长以后，个人贸易才能获得同比例的增长。但是，它不珍惜本国制造业的建立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增强，或不珍惜这种增强带来的国外贸易力量或国家力量的增强。对于这个体系而言，只要个人能够获得财富，国家不管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它都漠不关心。它只注意土地收取的地租，而毫不理会地产价值，它并没有认识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是由土地价值和固定资产价值构成的。至于对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波动和带来的灾难，它都毫不在乎。总之，该体系是最严谨最连贯的“重商主义”，这样一个名称如何被用在了科尔伯特体系之内，的确莫名其妙，因为科尔伯特体系的主要倾向是“工业体系”，它仅仅考虑国家工业和国家贸易的建立，而不注重交换价值的一时得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否认亚当·斯密的伟大功绩。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凭借该方法和他的远见卓识，使这门科学的原先一些晦涩难懂的重要概念显得清晰可见。在亚当·斯密之前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他的著作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变成可能，他对这门科学贡献的材料数量之巨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他心智的独特性虽然使他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构成要素时得心应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他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没能把个人利益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不愿过多地考虑国家而是侧重个人，他对各个生产者的行为自由充满渴望，而却忽略了整个国家利益。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劳动分工给每个工厂带来的益处，但却没能意识到同样的原则也一样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所有各省和整个国家。

斯图尔特对他的评价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斯密对人的品行特征的判断异常准确，但是当人们需要一个关于整个人类或一本书的整体特征的观点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观点存有偏见并隐晦难懂。不仅如此，即使对那些与他亲密无间、相处数载的人们的性格特征，他也缺乏正确评价的能力。他的传记作者这样说：“如果单从某一观点出发，把他的形象与他本人原型进行对比，人们就会发现他的形象栩栩如生，富有表情，酷似原型本人。但如果在各种情形下全方位地进行观察，则他的形象永远表现不出其真实性和完美性的一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