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科尔伯特的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假如《南特敕令》的撤销，路易十四的崇尚虚荣、痴心妄想及其后继者的淫逸奢侈，没有把科尔伯特播下的种子扼杀在萌芽之中，从而使法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取得丰硕成果；假如法国教会的巨额财产有幸被交给了人民大众；假如这些事件促成了权力强大的议会下院的成立，并在下院的影响下封建贵族制得到了改革，那么重农体系就绝对不会出现。显而易见，这一体系是从法国的现状中产生的，并且只能适应于当时的情况。

在重农体系出现初期，教会和贵族控制着法国的大部分地产。农民耕种着这些土地，但他们却生活拮据，广受农奴制的压迫，他们处在迷信、无知、怠惰与贫困的境地。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拥有生产手段，但他们却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农业既不关心也无兴趣。土地的真正耕种者也缺乏改进农业的物质的手段。贪得无厌的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的无尽索取，加重了封建制度对农业的压迫，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征税自由使这种压迫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靠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的主要行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那些专为特权阶级生产的奢侈品的行业才能够保持繁荣。这样，物质生产者既不能大量消费热带国家的产品，也不能用自己的剩余产品购买热带产品，所以对外贸易受到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受到了省际关税的抑制。

形势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在调查研究了造成赤贫和悲惨状况的原因之后，他们坚信，只要农业没有摆脱束缚，只要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对农业不感兴趣，只要农民依然依附他人并处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只要赋税依然不减且各个阶层负担不均，只要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那么对外贸易就不能发展，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福祉。没有比这些有识之士得出的这一推论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有识之士要么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宠臣，要么是贵族和教士的知己或朋友，他们不能也不会向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公然宣战。他们传播自己观点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暗藏于一种深奥的体系之中，恰如早期或晚期的时候他们把政治与宗教改革的思想蕴藏于哲学体系中那样。法国与重农主义者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看到国内形势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曾力图从更广泛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范围中去寻求安慰（有点像一家之长，在对家庭分裂局面感到绝望和束手无策的时候，往往会暂避酒肆，寻得一时宽慰）。现在重农主义者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包治百病祛除弊端的灵丹妙药。他们通过提升自己的思想，抓住了真理，然后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通过进一步挖掘，他们发现了土地“净收入”这一概念，并以此作为发展他们那些事先想好了的思想的基础。这样就产生了该体系的基本准则：“因为土地产生净收入，所以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按照这个准则，可以推断出一切美好的前景：首先，封建制度必将废除，如有必要，一并废除土地所有制；其次，应从作为一切财富来源的土地上征收所有赋税，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待遇必须终止；再次，必须相信制造商是非生产性阶级，它们不应纳税，也就不应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这样海关必将取消”。

总之，人们想方设法通过采用最为荒谬的论点，来论证那些他们早已决定予以证明的伟大真理。(www.daowen.com)

可以不必进一步考虑国家以及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与情况，因为从《方法百科全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说：“个人福祉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前提的。”因此，在这里，不必再考虑什么国家、战争以及国外贸易的措施等问题了，因为历史和经验要么必然被忽视，要么必然被歪曲。

该体系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和制造商享有的特权，但实际上它却有力地打击了土地所有者享有的特权。法国农民遭受的苦难的罪过被加在了可怜的科尔伯特头上，而世人皆知，法国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来，才拥有了自己的伟大工业。即使是头脑最迟钝的人也懂得，制造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的主要手段。这些哲学家完全忽视了《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肆意发动的战争以及路易十五的挥霍无度。

魁奈在其著作里一一列举了人们对他的体系提出的反对意见，并逐条予以解答。人们感到惊讶：他强加在反对者头上的那些论点显得异常合情合理，而他反驳这些反对意见时的论点却荒诞无稽。尽管如此，他的荒谬却被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的人们当做智慧接受了，因为其体系的倾向性符合法国当时的情况，并且同那个世纪盛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