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逐鹿大国纷纷崛起的时代，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公权力量的集中带来了全民族的大团结，绝大部分的商业和航海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和海军力量（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全部都集中到了城市共和国或者这些城市共和国联盟的手中。然而，这些大国制度越发展，这种必要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来源建立在国土的疆域之上。

君主坚信只有拥有城市自由，这些力量与财富的源泉才能生根发芽，繁荣昌盛，于是他们支持城市自由，赞成建立行会。这两项措施被视为与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制约力量，贵族们一直企图独立，仇视国家统一。但是这个权宜之计看起来不够充分，原因有三：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和共和邦中享有的全部好处，远远高出君主政府在它们的自治城市中能提供的或者愿意提供的全部好处。其次，因为对于一个长期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来说，要想在自由竞争中顺利取代那些通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早已获得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优势的国家，简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无可能。最后，因为在大君主国内，封建制度实际上已经阻碍了国内农业的发展，因而阻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事情的本质促使大国君主在政治上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和外国商业及航海业的发展，支持本国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过去，这些国家是通过征收原材料出口税增加收入的，现在他们改变做法，主要征收制成品进口税。后一项政策产生的益处激励着那些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商人、海员和制造商，他们带着资本迁移到这些大君主国家，同时也激发了这些国家国民的事业心。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之后，国民自由程度得到了提高。封建贵族们发现，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必要向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从业人员让步。这样，农业以及本国的商业和工业取得了进步以后，就会对国民财富的另外两个因素产生互利影响。我们讲过，由于这些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得到了宗教改革的支持，使英国连续几个世纪在生产能力、自由和国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曾经论述过，在法国，这个制度是如何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以及又是怎么由于封建制度、教会制度和专制制度没有得到改进，进而使这一制度遭遇不幸的。我们也已经说明，波兰是如何由强盛变衰落的，因为其君主选举制度缺乏影响力和稳定性，不足以带来强大的城市自由制度以及改革封建贵族制度。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在商业和制造业城市以及在那些处于城市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农业地区，兴起了一个农业—制造业—商业一体化的国家——一个和谐、紧凑的国家整体。在这个国家，和谐一致代替了原先君主、封建贵族和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结成了联盟，相互影响，互惠互利。与以往的联盟相比，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同体，因为过去仅仅局限在一个城市共和国的狭小区域内的制造能力现在得到了扩展，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可以支配所有的资源，因为不同的制造业部门以及农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联合得到了无限施展，卓有成效；因为不同阶层的农场主已经与制造商和商人们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结成了联盟，因而使他们之间的和谐得以永久维系，制造业和商业力量之间的互利也永远得到巩固和保障；最后，制造业和商业发展带来了文明，农场主可以分享文明带来的好处。农业—制造业—商业一体化的国家就像一个遍及全国的城市，或者是一个升格为城市的乡村。这个联盟在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促进了精神力量的同步发展，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完善、国家收入的增加、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首先实现了全面发展的国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傲视群雄，昂首挺立于世界各国前列。

工业体系并没有以书面的形式界定过，也不是学者们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理论，它只是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直到传记作家斯图尔特从英国的实践中推衍出大部分理论，如同舍拉通过观察威尼斯的情况推衍出了他自己的理论系统一样。不过，不应把斯图尔特的著作当做科学作品。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货币、银行、货币流通——商业危机——贸易平衡和人口问题。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但是其论述方式缺乏逻辑性和条理性，甚至同一个观点也有可能被重复十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问题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只字不提。他既不对生产能力也不对价格构成要素进行彻底讨论。在通篇文章中，他似乎只了解英国的经验和情况。总之，他的论著涵盖了英国和科尔伯特政府实践的优缺点。与后来的体系相比，工业体系的优点在于：

第一，它清楚地认识到了本国制造业的价值及其对本国农业、商业、航运业以及对国家文明和力量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对这种效果进行了毫无保留的阐述。

第二，它指明了有条件建立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发展工业通常可以依赖的正确手段。[1]

第三，它建立在“国家”这个观点基础上，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处处考虑国家的利益和情况。

但是，这个体系也因存在如下几个主要缺点而遭受指责：

第一，它通常没有认识到一国工业发展的基本准则，以及使这些准则发挥作用的条件。

第二，结果，它可能误导那些因气候而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的规模较小的和未开化的国家贸然实行保护性制度。

第三，它经常寻求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尤其是过度保护原材料的生产，因而损害了农业，孰不知农业已经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充分保护，不会受到国外产品的竞争的冲击。[2](www.daowen.com)

第四，它通过不正当的措施限制原材料的出口，寻求对制造业的扶持，从而使农业遭受损失。

第五，它没能够教导那些已经取得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允许在本国市场进行自由竞争，防止自己的制造商和商人出现懒散懈怠的情况。

第六，在刻意追求政治目标上，它忽视了所有国家之间的世界关系，忽视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目标，因此它会误导各国政府施行禁止性的制度，而实际上单靠保护性制度已经足够了，或者靠适度的保护性关税制度就能够达到目的。

第七，它完全忽视了世界主义的原则，它并没有认识到未来各国结成的联盟，永久和平的建立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是所有国家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更多的国家的努力方向。

然而，因为该学派把贵金属看做是财富的唯一构成要素而受到了后来学派的错误指责，其实贵金属也是商品，与其他有价值的物品毫无二致。由此，该学派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多地向其他国家出售，尽量少地从其他国家购入。

上述指责无法确切断言，无论是科尔伯特政府，还是英国自乔治一世以来的各届政府，它们对贵金属的重视程度都失去了理性。

建立它们自己的制造业、航运业和对外贸易是它们的商业政策的目的，这个政策虽然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总体而言它却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注意到，自从1703年订立《麦修恩条约》以来，英国每年向东印度群岛出口了大量贵金属，但它并不认为出口有害。

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在（1721年）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和丝织品时，并没有把一个国家应该尽量多地向国外人出售产品而尽量少地购买外国的产品这一理念作为采取此项措施的理由。这种荒诞不经的观念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嫁接到工业体系上的。这些学派主张，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出口自己的制成品，从外国进口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才能获得财富。英国把这一准则当做国策加以执行，并沿用至今，而且凭借执行这种政策，英国变得富有强大。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农业实现了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是唯一正确的准则。

[1]斯图尔特说（第一部，第24章），为了促进工业，一个国家应该有所作为，并允许和加以保护。假若没有考虑到通过对毛纺织业从业者给予支持和优惠条件，并严格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那么英国从毛纺织品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效益，法国还能引进毛纺织业吗？难道还有其他建立新制造业的方法吗？

[2]参见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