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一直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先驱。贝奇奥伯爵不辞辛劳，为我们扼要介绍了意大利这方面的情况。只不过人们对他的著作有不同看法，认为他墨守成规，对流行理论过于盲从，缺乏独创性，所以没能准确地指出意大利国家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国家缺乏统一，这是因为意大利被世袭君主制统治的联合大国所包围，处于教会统治之下，各共和邦和城市丧失了自治自由。假如他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研究，那么他就不会不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特殊用意了，就不会把这位作者一笔带过，只是偶尔作为参考提到他。[1]

贝奇奥在其著作中谈道，马基雅维利在给他的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1525年），主张意大利各个政权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并且因为这封信后来传到了克力门七世教皇的手中，所以他对“神圣同盟”（1526年）的成立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这番评论，我们可以联想，同样的意图一定是《君主论》一书强调的主要内容。一看完该书，我们的推论就得到了证实。《君主论》（1513年）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梅迪奇家族关注这个观点：时代在召唤他们把意大利统一成一个整体，并且给他们指明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从书名和形式来看，该书似乎要泛泛地讨论专制政体的性质，但书名和形式无疑是因谨慎起见而精心选择的。他只是偶尔提到了不同的世袭君主及其政府。作者处处考虑的是意大利只能有一位统治者，诸侯国必须推翻，各个王朝必须摧毁，封建贵族必须俯首称臣屈服，各共和国的自由必须斩草除根。为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那个统治者应该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无论高尚美德还是阴谋诡计，无论聪明才智还是鲁莽，无论勇猛还是背叛，无论幸运还是机遇，他都必须充分施展并加以运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心中藏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的力量在三百年后得到了充分体现，那就是必须组建国家军队，要想保证军队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新的纪律，要发明新的武器，发明新的战术。[2]

如果作者的论述给他人留下了质疑的空间，怀疑他偏心，那么，他的最后一章却使人们消除了这些疑云。他在最后一章里平铺直叙，宣称外国侵略和国内分裂是意大利国内罪恶猖獗的基本原因；（幸运的是）梅迪奇王朝当时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它受天意召唤，完成了这一伟大使命；当前是引入一个新政权的最好时机，一个新的摩西必须出现，把他的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伟大的事业胜过一切，能够授予国王荣誉并获得声望。[3]

任何人从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中都可以看出该书的真正意图，但让人看得更明白的却是作者在第9章中谈到的教会对各邦的态度。他说的这番话只是个反语：“教士拥有土地但并不治理，他们有领土权但却不予以保护；这些幸福乐园直接受到上帝的保护，批评它们就意味着不恭不敬和傲慢无礼。”他用这种风格的语言而没用普通的语言，使人们明白其真正的涵义：这个国家没有为勇敢的统治者设置特殊障碍，尤其是对梅迪奇王室来说，因为其亲属占据着教皇职位。

既然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情有独钟，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他向那位自己推荐的统治者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的劝告呢？就是这样一位热情的共和者，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天才，卓越的学者和爱国志士，却向未来的统治者献书，力劝他彻底摧毁共和邦的自由，他这样做的动机，除了可以归结为他心存私心，为一己之利而去讨好巴结君主，还会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吗？无可否认，马基雅维利在写《君主论》的时候贫困落魄潦倒，对未来充满的焦虑与不安，使他急切地期盼和希望得到马基雅维利王室的御用和支持。但他于1513年10 月10日在自己住的乡间陋舍中给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写的一封信，使人们消除了这种疑虑。[4]

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人们相信，他写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为争取个人利益而取悦于梅迪奇王室，而是为了推进一项霸权计划的实现。这项计划并不有悖于他的共和国的爱国观念，虽然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说它不怀好意，有违公德，应受到谴责。他的著作和后来他在政府部门供职期间的表现证明，马基雅维利谙熟过去各个时期的历史，对各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这样的眼光，既然能够看清遥远的过去，又能洞察周边的一切，必定能够认清遥远的未来。即使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认识到了建立意大利国家武装的优势，这样一个人物也必将能够看到小共和邦并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国君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必将能够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地位只能凭借篡位夺权获得，只能用独裁维持，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构成了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最终必将得到破坏，有朝一日国家统一必将带来国家的自由。马基雅维利显然是希望抛弃早已过时的少数几个城市的自由，使之成为专制政体的牺牲品，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统一，从而保证子孙后代们享受更多更高尚的自由。

意大利首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可以追溯到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1613年），内容是为“各个王国”提供充裕的金银的手段。

萨伊和麦卡洛克似乎只看过该书的题目而没有通读过全书，评价说该书只是关于货币问题的书。该书的题目的确表明，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错误地认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他们认真阅读，吃透内容，他们或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因为尽管安东尼·舍拉深深地陷入了金银的多寡是财富象征的错误看法之中，但他对财富起因的表述却极为清晰，有其独到之处。

当然，他把采矿当做贵金属的首要直接来源，但是他对获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论述得非常公正合理。按他的说法，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肥沃的土壤是繁荣的可靠来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制造业仍是更为行之有效的资源，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制造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生产性取决于人民的素质（例如他们是否勤奋、积极、有事业心、节俭等），也取决于当地的自然和环境条件（例如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在众多的起因中，舍拉把它们归总为政体、公共秩序、城市自由、政治保障以及法律的稳定性。他说：“在那些每个继任统治者都颁布新法律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繁荣。因此，教皇统治的邦国就不可能像政体和立法稳定的邦国那样繁荣昌盛。对照前者，人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法律和立法体系对威尼斯公共福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尽管其目的似乎只是获取贵金属，但基本上仍以其自然合理的论断而著称。萨伊的著作虽然包含了安东尼·舍拉当时未曾预见到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问题，但就其一些主要观点上，尤其是关于政治形势对国家财富产生的影响进行适当估计方面，同舍拉的著作相比相形见绌。假使萨伊对舍拉加以认真研究，而不是把他的著作置之不理，那他就不会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开宗明义地认为，“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不应把国家政体考虑在内，因为无论处于哪种政体统治之下，均有贫富之分，问题的关键是行政管理必须行之有效”。

我们并不打算比较各种政体，或对某种政体绝对偏爱，厚此薄彼，人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南方各州的情况就会确信：若在实行民主政体条件尚未成熟的人民当中推行民主政体，那必将导致公共繁荣的明显倒退。人们再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就会意识到：如果人民的文明程度较低，那么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国家的富裕程度就可以得到显著提高。但这绝对不是证明，在任何形式的政体统治之下，人民都变富裕了，即已经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经济富裕。历史更确切地告诉我们，只有在那些政治体制（不管是以民主共和制、贵族共和制还是有限君主制的名义）能够保证其国民享受高度个人的自由和财产保障，行政管理能够保障人民拥有努力实现自己目标的高度积极性和力量，以及高度保持这些努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国家，人民才能实现高度的富裕，即制造业和商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因为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行政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行之有效并非举足轻重，重要的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应该持久和令人舒畅；下一任政府不能毁掉上任政府业已取得的业绩，科尔伯特三十年的治理不能被《南特敕令》的取消所取代，应该持之以恒，连续几个世纪遵循同一个体系和追求同一个目标。只有在这种利益能够得到真正体现（不像在专制统治之下那样，国家治理总是随着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朝令夕改）的国家的政体中，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才能得以保证，正如安东尼·舍拉的正确观察那样。但是，无疑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事实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专制政体远比有限君主政体更有利于经济和思想的进步。这里我们指的是具有以下特征的不同时期：奴隶制和农奴制、野蛮和迷信、国家分裂以及种姓特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体不但要保证国家利益，而且还要保证罪恶继续猖獗，而摧毁后者正是专制政体的本质和利益之所在，同时也可能出现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著名统治者，可能使国家连续几个世纪长盛不衰，保证这个国家继续存在并在将来不断取得新的进步。(www.daowen.com)

因而，萨伊把政治排除在了其学说之外，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只能是有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管理应该有效是当务之急，但行政管理的效率取决于政体形式。显然，只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任何国家的道德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不断进步的政体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不管在什么政体统治下，都会或多或少地取得进步。但是，高度经济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能得到实现：政体形式能够保证经济发展高度自由，富有活力，保证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制度的高效性。

安东尼·舍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通过以往学说的表象，或通过自己决意提倡和付诸实施的原则来看待事物本质。他对意大利各邦的条件进行了对比，发现广泛的商业活动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广泛的商业活动来自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能力，而后者发展的前提条件则是公民自由。

柏卡里亚的观点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教条。就分工原则而言，作者的确是要么自己发现要么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劳动分工的原则，要么是在亚当·斯密之前，要么是与他同时发现或获取的，但是他比亚当·斯密的分析更为深入，因为他不但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了某一制造业的分工上，而且指出，是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促进了公共福祉的提高。同时，他与重农学派一样，毫不犹豫地宣称制造业是非生产性的。

伟大的哲理法学家菲兰哲里的观点最狭隘。受到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英国通过实行保护性政策，助长了非法走私贸易，削弱了自己的商业地位。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威利不会犯同样大的错误。他承认有必要保护国内工业和抵制国外竞争，但他并没有或不能看到，采取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1]在该书付梓后不久，作者本人造访了德国，第一次听说冯·兰克（Von Ranke）博士和杰维纳斯（Gervinus）用和作者同样的观点批评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2]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版前后，马基雅维利所有的著作都表明，这些想法几乎在他的心目中萦绕已久了。要不怎么可以解释他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学者、大使和政府官员，又没有服过役，怎么会对战术有那么深刻的研究，怎么有能力撰写一部军事题材的著作，让他同时代的那些士兵们兴奋起来呢？

[3]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在其《反马基雅维利》中，在谈论君主的普遍权利和义务时，把《君主论》当做科学著作来对待。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逐章对照，但是就没有提到最后一章或第26章，标题是“把意大利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插入了一章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没有的文章，标题是“论不同形式的谈判和宣战的正当理由”。

[4]这封信在其著作《关于马基亚维利＜君主论＞的主要思想》中首次发表。1810年，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