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各个工业部门的发端和进程进行一番调查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部门是通过逐渐拥有改进了的操作方法、机械、建筑物、生产优势、经验和技能，以及那些有利于它们的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和商业往来关系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作为规律）完善和扩大既有事业比开创新事业更加容易。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经过几代人经营的老买卖比新开的店赚的钱多。我们还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国家类似的工业部门很少，那么要想建立新部门将难上加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师傅、领班和工人要么必须在国内接受培训，要么从海外招聘，因为这个刚刚创办的事业能否赢利尚未得到验证，因此资本家对能否成功还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各类工业状况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它们就会代代相传，不论是产品价格低廉程度，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会取得显著进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如果受外部危害性原因的影响，比如战争、土地荒芜、压迫性和专制性的行政或财政措施或狂热性措施（如《南特敕令》的撤销），那么，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或工业的某些部门将后退几个世纪，甚至会被远远地抛在原先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之后。

人们一看就明白，人类制度和工业发展都有规律可循，这个自然法则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力联合的自然规律那样。这一法则代代相传，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并为了实现它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正是这个法则使世袭王国在维护和增强国力方面，比选举王国的经常性改朝换代更为有利。

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所以能够在那些宪政国家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部分地得到了这个自然法则的保证。

只有运用这个自然法则，我们才能够部分地解释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印刷术使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承给后人成为可能，这种传承法比传统的口头传承法更完善、更彻底。

古代国家把人分为不同等级，应归因于部分地认识到了该自然法则。要求“子承父业”的古埃及法也是基于同样的法则。看来在印刷术发明和普遍推广之前，这些法则与艺术和贸易的延续及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部分地基于这一考虑，行会和贸易协会才得以成立。人文科学得以延续和不断完善，并且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代神职阶层，归功于修道院和大学。

神职阶层、骑士阶层以及教皇职位之所以权势显赫影响巨大，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前仆后继，为前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奋斗不止。

在取得物质成就过程中，该法则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各个城市、修道院和一些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建立这些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了它们当时全部财产的价值。因此，它们只有把几代人的全部积蓄都集中起来，才能找到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

让我们看看荷兰的运河和堤坝系统，该系统是荷兰用几代人的劳动和积蓄修建起来的。只有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完善国家的运输系统，或建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系统。

国家信用制度是当代政治最为完美的创举之一，也是国家的幸事。因为该制度可以把现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和为之奋斗所需的费用分摊给后人，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是国家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增强国力和提高生产能力的有力保障。但是，如果公债运用不当，成了国家的无效消费，那么不但不会促成未来几代人事业的发展，反而会早早地剥夺人们建设国家伟大事业的手段；或者如果偿还国债利息的负担没有放在资本方面，而是重重地压在了劳动阶级的消费上，那么这种做法将遭到唾弃。

国债是当代人从后代那里借的钱。举债要么对当代人特别有利，要么对后人特别有利，或者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如果只是为了前一种情况，那么这个做法应该受到反对。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举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壮大国家实力，提高国民福祉，而所需的手段又超出了当代人的能力范围，那么只有靠举债才能实现，而这种情况就属于后一类。

在当代人的支出中，用于改善运输条件给后代带来的利益最明显也最为特殊，尤其是因为这项事业通常除了能够增强后人的生产能力外，不仅仅要按持续提高的比率支付利用这些费用的利息，而且还可以获得分红。因此，当代人（只要他们没有获得丰厚收入）不但有资格把建设经费和由此产生的合理利息留给后人支付，而且如果他们自己承担全部的负担或大部分的负担，那么这对当代人自己和国家经济的真正基本原则都有失公允。(www.daowen.com)

我们在讨论国家工业延续性这个话题时，如果我们返回到工业的主要组成部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延续性对农业影响重大，一旦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一度中断，那么同制造业相比，农业受到损害的程度既不非常明显又不太严重，而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不良后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不论农业受到的破坏或干扰程度有多么严重，农民的个人要求和消费，农业所需的技巧和知识的普及，以及农业的操作所需的工具的简单化，都足以防止农业彻底崩溃。

即使农业遭到战争破坏，也能够很快恢复元气。因为不论敌人还是外国竞争者都无法把农业生产手段和土地带走。要想把耕地变成不毛之地，或剥夺一个国家居民从事农业的能力，需要压迫数代人才能如愿以偿。

但是对制造业而言，即使轻微和短暂的停滞，也会造成影响，如长期中断，则会造成致命影响。某个制造业的生产工艺和技能需求越高，维持经营所需的资本越多，投入这个工业特殊部门的资本越多，那么造成的损害程度就越大。因为制造业的停滞，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价值就会下降，就会成为一堆破铁烂木，厂房建筑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工人和技工会被迫移民他处，或者转而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因此，经过几代人辛苦经营和不懈努力而创造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的联合体在短期内将丧失殆尽。

随着工业的建立和持续发展，相关商业得以产生。工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会反过来支持和影响其他工业和商业部门，因此，一个工业部门的毁灭，预示着其他工业部门的毁灭，最后，整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根本基础就会遭到毁坏。

人们坚信，工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工业停滞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人们产生了为保护本国工业征收关税的想法，而不是由于一些制造商和商人的喋喋不休或对特权的无理要求。

如果保护性关税不起作用，比如制造商因缺少出口贸易而痛苦挣扎，政府无力为工业停滞采取补救措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制造商即使明知亏本也要在坚持生产，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他们怀有一线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时光倒转，可以把那些因为停产而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

在自由竞争中，竞争的双方总是希望同自己竞争的制造商或商人低价出售产品从而造成亏损，迫使竞争者中断事业。目的不仅仅是使我们自己经营的企业免遭停滞，而且还要迫使对方中断事业，希望将来有可能以较好的价格出售产品，补偿业已造成的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追求垄断是制造工业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一现象往往证明了保护性政策的合理性，而不是令人生疑。如果追求垄断的过程仅仅发生在国内市场，那么势必会降低产品的价格，提高生产工艺，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但在同样条件下，如果国内工业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强大压力，那么工业停滞和国内工业水平的下降必将时常发生。

例如，某个国家的制造工业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且商业活动遍及全世界，还通过大型信用机构（通过它的运作能够压低商品价格、诱使商人出口）主宰着整个金融市场，那么其制造生产能力（尤其是受到机械化的大力帮助和促进后）除了在拥有资本和影响销售的手段方面受到限制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这一有利条件会促使这个国家向所有其他国家宣战，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想要“在事物自然的进程中”（如亚当·斯密所言）仅仅凭借农业取得的一些进步进而建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成就一番事业，或者使那些在战争导致的商业停滞期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能够“在事物自然的进程中”继续得以维持，简直毫无可能。道理就如同为什么一个儿童或男孩同一个男人摔跤时很难取胜甚至无法抵挡一样。拥有商业和工业优势地位的（英国）制造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他国家新兴的或未成熟的制造业相比强过千百倍。例如，前者可以用最低的工资雇到大量经验丰富的技工，得到最好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拥有工艺最完美而价格最便宜的机械设备，不论买入还是卖出产品都对它极为有利。甚至购买原材料和出售商品时使用的运输工具也最便宜。制造商从银行和信用机构那里获得的延期偿付的利率也最低。英国商业经验丰富、工具先进、建筑优美、安排周到、衔接顺畅，这一切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建立起来。它国内市场庞大，同样不错的是，还有众多的殖民地市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要控制国外市场，那么英国制造商就会感到胸有成竹，并且可以大量抛售制成品，为自己的业务持续发展和在以后数年内拥有多种信用销售手段提供有力的保障。如果一一列举并认真考虑这些优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我们仅仅指望什么“事物的自然进程”的作用就可以同如此强大的国家进行竞争，简直愚蠢可笑。而我们的情形则是，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有待于培训，机械制造业和合适的运输工具仅仅处在建设阶段，制造商即使在国内市场都没有得到保护，更不用说什么重要的出口市场了。即使在最为幸运的条件下，制造商能够得到的信用也少得可怜。如果英国爆发了商业危机，而英国银行又操纵了市场，那么人们连一天都不能确定大批外国的商品会不会涌入国内市场，使国内商品价格下降，使出售产品的价值难以补偿他们用于生产的原材料的价值，因而导致自己的国内制造工业连续数年停滞不前。

如果这样的国家永久屈尊于英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只要能为英国供应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或者不从其他地区购买的东西就心满意足，那也无济于事。它们会发现，即使这种依附地位也不能给它们带来永久的利益。例如，美国为了争取为英国供应粗棉的优势而牺牲了它们最富有、最开化的自由劳动之州的幸福，甚至可能牺牲了它们整个国家伟大的未来，而这一切又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实惠呢？是不是它们就能因此限制英国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这种原材料呢？如果德国满足于用自己的上等羊毛从英国换取制成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无济于事。这样的政策难以避免澳大利亚高级羊毛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内会充斥整个欧洲市场。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战争期间会失去出售农产品的手段，因而丧失购买外国制成品的手段，那么这种依赖状况就显得更加可悲。在此期间，一切经济考虑和经济制度都被抛在了脑后。正是自给自足、自我保护的原则，劝告这些国家自己加工农产品，抛弃敌国制成品。在这种形势下，采取战争禁止制度无论带来多大的损失，都应忽略不计。无论在战争期间农业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建立起了自己的制造业和事业，一旦战争结束恢复了和平，来自制造力强国的竞争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将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一切破坏殆尽。总之，这是建设与破坏、繁荣与灾难的永恒交替。如果这些国家不努力奋斗，通过实现国家劳动分工，把它们自己的生产力量联合起来，以保证它们自己的工业利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那么它们必然要经历这一交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