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制造能力和流通工具的关系

制造能力和流通工具的关系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使不利的兑换率迅速自我调整。如果英国制造商和美国农场主之间的交易像英国制造商和爱尔兰农场主之间的交易那样几乎不受限制,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出现这种预期结果。但是,这种金银输出势必损害美国的纸币流通,必然导致美国的银行信用崩溃,随即导致地产和流通商品价格的普遍的巨大的波动,尤其引起那些容易扰乱和毁灭国民经济的商品价格和信用的混乱。这种说法并不能够宽慰美国。

制造能力和流通工具的关系

流行理论提出的这些原则,与所谓的“重商”主义关于贵金属流通和贸易平衡的观点相抵触。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这些原则部分是正确的,但部分却存在重大的缺陷。

经验(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农业国家的制造业市场在同已经具有制造业优势的强国进行自由竞争时,其进口的制成品的价值往往会大于其出口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时常会出现大量的贵金属突然流失的现象,导致农业国的经济,尤其是在其国内流通主要靠纸币的情况下,陷入混乱,给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流行理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如同供应其他商品那样为自己供应贵金属,那么,不管贵金属的流通量的大小,其产生的影响并无二致,因为这主要取决于所有交换商品的价格关系,无论该商品的价格是高还是低。汇率失调的作用,就如同对那个国家大量出口的一种奖励。这种汇率的上下变动会产生有利效果:金属货币的储备、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以及该国的其他经济条件,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过程中以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进行自我规范。

单从某个国家的内部交换来看,这个论述完美无瑕,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与农村地区之间、省与省之间以及联盟内部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任何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用国家法规规范美国各州之间、德国关税同盟下的各邦之间、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胜过任何自由贸易,那么这个人是相当可怜的。假设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类似的联盟,那么,相信事物自然进程的这一理论肯定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如果在当前世界条件下,仍然坚持认为在国际交换过程中,事情的发展还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么就再也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加荒诞不稽的了。

目前,独立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主要受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实力,以及由此对世界形势和外国及其他民族产生的影响,还有占有殖民地和建立国内信用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的影响,而不是流行理论所说的那种事物的自然演变进程的规范和控制。相应地,各种局面的形成方式与社会的形成方式截然不同——各个社会在持久和平与利益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行政上团结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

现在让我们以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状况为例进行对照。假如英国时不时地向北美市场投放大量的制成品,假如英格兰银行利用提高或者降低贴现率的手段,极度刺激或限制向北美出口或提供信贷,假如因此英国的制成品在北美市场泛滥,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可以在北美市场上以比英国还便宜的价格买到英国的制成品,甚至其价格有时候比产品的成本价还要低。假如美国因此而处于向英国负债的状态,同英国交易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在两国之间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交易过程中,这种无组织的状态会轻易地自我调整。美国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以及各种生活资料,比英国的便宜许多。英国运到美国的制成品越多,就越能诱使美国的种植者采取更多的办法生产有价值的商品以换取制成品;为他们提供的信用越有保障,就越会驱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寻求更多的偿还债务的手段;英国的汇率越是对美国不利,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诱惑力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产品在英国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取得成功。

美国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使不利的兑换率迅速自我调整。事实上,兑换率也不会达到极为不利的程度,因为虽然过去一年内英国大量制成品的进口使美国负债累累,但美国预期,这种状况将通过来年的扩大生产和增加出口实现平衡,接着,货币市场和信用状况将轻易得到改善。

如果英国制造商和美国农场主之间的交易像英国制造商和爱尔兰农场主之间的交易那样几乎不受限制,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出现这种预期结果。因为现状是,美国既无法实现农产品的出口与它们所进口的英国制成品保持平衡,又无法用这些农产品偿还因进口这些制成品而形成的债务。现在美国向英国的出口受到的限制有限,而实际上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却毫无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英国对美国烟叶课以重税,把关税由500%提高到1000%,假如它通过关税使美国木材进口成为不可能,而且只在饥荒之年才能进口美国粮食,那么结果必定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之间的汇率难以实现自我均衡,美国只有通过向英国输送大量的金银才能偿还对英的债务。

但是,这种金银输出势必损害美国的纸币流通,必然导致美国的银行信用崩溃,随即导致地产和流通商品价格的普遍的巨大的波动,尤其引起那些容易扰乱和毁灭国民经济的商品价格和信用的混乱。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旦美国各州发现它们不能通过国家《关税法》恢复其进出口平衡,那么以上这些现象就会时常在美国出现。

由于破产和消费下降的缘故,过一段时间英美两国之间的进出口将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互相忍受的程度。这种说法并不能够宽慰美国。因为对商业和信用造成的巨大破坏和震动,以及消费量的急剧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给个人福祉和幸福以及公共秩序造成灾难。人们无法很快脱离这种灾难恢复元气,并且灾难的频频发生必将长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即使流行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的大小无关紧要,国家间所进行的只是物物交换,不管这种交换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对个人都无足轻重,但这一论断也不能给美国人带来多少宽慰。对生产商或土地所有者来说,无论他的一件产品或拥有的物品价值10法郎还是100法郎,只要他能用10法郎购得的必需品或享受和花100法郎购得的物品的数量或享受一样,那么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有当价格长期连续保持在同一水平时,价格的高与低才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价格经常剧烈波动,就会造成混乱,使个人经济和社会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如果任何人用高价购买了原材料,那他就不可能靠通过低价出售其产品而收回原材料耗掉的那部分贵金属;同样,如果任何人用高价购买了地产且一部分款项是地产抵押的贷款,那么,他将丧失还款能力甚至失去房产,因为价格下降后,可能整个地产仅仅与贷款价值等值了。无论谁在价格高的时候租赁了房产,事后都会发现自己因价格下降而破产了,及至无力履行契约。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大,发生的频率越高,对国民经济的条件尤其是信用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就越严重。有些国家完全依赖外国制造业的需求及其产品规模,且贸易活动的媒介主要以纸币为主,贵金属的异常流入或流出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这些国家显得尤为突出。

在一个国家,银行能够投入和保持的纸币流通数量,取决于其拥有的贵金属货币量的大小,这个事实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每个银行都会按金库中所储存的贵金属货币量,尽力增大或限制其纸币流通量和货币业务。如果其货币资本或储蓄量增加较多,银行就会放出更多信贷。通过这种信贷,借方给出的信贷得到增加,从而增加了消费量,提高了价格,尤其是地产价格;相反,如果银行明显地感到贵金属出现了外流的状况,那么它将时不时地对信贷加以限制,从而使借方以及借方的借方的信贷和消费下降,这样依此类推,就影响到了那些靠信用把国外制成品带入国内消费的人群。在这些国家,任何贵金属的非正常不断外流,都将使国家的整个信用系统、商品市场,尤其是全部地产的货币价值,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据说,美国最近一次和前一次商业危机的爆发,起因是美国银行和纸币制度。事实上,美国银行的确以前面提到的方式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成了危机的爆发。但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自从“折中”的方案引进之后,英国制品的价值大大超过了美国出口产品的价值,使美国对英国负债累累,高达成千上万,以至于美国已无法用产品予以偿还。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超量进口伴随着危机的爆发。一旦(随着和平的到来或者美国海关降低进口关税)英国进口美国的制成品数额巨大,危机就爆发。而当美国通过关税限制进口商品的价值超过本国产品出口价值的时候,这种危机就未曾出现过。

有人深究,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花费巨资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而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借的贷款。而事实真相是,这些贷款使危机的爆发延迟了数年,而危机一旦爆发,贷款则加剧了危机的危害程度。但是很明显,这些贷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进出口造成的不平衡。假如没有这种不平衡,也就没有必要甚至更不可能发生贷款。

当美国因为大量进口制成品而向英国负债但却无法用产品只能用贵金属偿还的情况下,因为不平等汇率和利率有利于英国,因此英国能够迫使美国用铁路、运河和银行股票美国政府债券偿还贸易逆差

英国制成品对美国的进口越是超过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那么英国对这些证券的需求就越旺盛,而美国从事公共业的动力也就越来越强。投入这些企业的资金越多,对英国制成品的需求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美国进出口就越不成正比。

一方面,如果说美国银行提供的信用促进了英国制成品对美国的进口,另一方面,英国银行提供的低息信用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英国贸易与制造业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报告证实,这些贴现率导致英国银行拥有的现金从八百万英镑减少到了两百万英镑。这样,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应有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制造业同美国制造业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为英国投资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英国,贷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三,而美国证券商和借贷人提供的贷款利率却高达百分之六。只要这种局面维持不变,那么美国的债券就不愁在英国找不到买主。

这些交易条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尽管这些条件正在慢慢地摧垮美国制造业。美国农民把大部分剩余农产品卖给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用英国资金支付工资的工人,而这些产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以出售到英国,或在适度制造业保护政策下可以卖给本国的工人。但是,在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和分歧的情况下,这种非正常的局面不会持续很久。美国受到压迫的时间越长,那么危机一旦爆发,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就越不利。债权人可以通过信用延期长期留住贷方,但如果贷方靠债权人不断增加贷款而维持经营,而他的生意却每况愈下并越做越糟糕,那么他破产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反过来,如果他硬撑下去,那么他遭受的损失将更惨重。

造成美国破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粮食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它促使英国采取了异常措施,把大量金银从英国输送到了国外。所以我们说,这是欧洲大陆采取保护措施的结果,因为假如欧洲大陆市场一直向英国开放,那么,英国将通过向欧洲大量出口制成品从欧洲大陆进口大量粮食,因为英国的金银——即使暂时流到了欧洲大陆——将在短时间内随着制成品的出口的不断增加而流回英国。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大陆的制造业将会成为英美两国的贸易活动的牺牲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银行只有通过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才能挽救自己。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不但英国对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的需求会有所下降,而且已经流通的那部分政府债券面临的市场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样,美国不但丧失了进一步通过出售债券弥补贸易亏空的手段,而且它们多年来可以用股票和债券偿还的对英的所有债务也应该用现金支付。现在看来,美国流通的现金已经属于英国了,看来现在英国可以任意支配自己拥有的基于整个美国银行和纸币制度的全部现金了。然而,如果英国动用这笔现金,那么美国的银行和纸币系统将如同一座用纸牌建造的房子那样弱不禁风,顷刻间将土崩瓦解,必将导致地产价格赖以存在的基础崩溃,而大多数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手段也将不复存在。

美国银行试图通过延迟现金支付以避免崩溃局面的出现,至少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缓兵之计。一方面,这样做可以赢得喘息之机,以便争取用新收的棉花偿还英国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外债的压力。但是它们希望通过延迟支付手段减少信贷,以期缩减英国制成品的进口而扩大本国的出口,达到实现进出口平衡的目的。

但是,棉花出口到底能不能提供有效的手段来均衡英国制成品的进口这很令人怀疑。因为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不断超过消费,并且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价格越来越低。一方面,棉纺织业恰好遇到了麻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而麻纺织业因机械设备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棉花种植者还要面对来自得克萨斯、埃及、巴西和东印度群岛的种植者的竞争。

人们应该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消费英国制成品最多的美国各州,从棉花出口中获得的好处却是最小的。

在这些州,就是那些靠谷物种植与畜牧业获得英国制成品的那些州,危机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英国制成品的大量进口抑制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所有增加了的人口和资金被迫转移到了西部新开发的地区。在新开发区建成之初,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但随着它们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经过几年的低产徘徊,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有了剩余。因此,西部各州在随后的数年内,将通过新开凿的运河和新修建的铁路,可以把剩余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东部各州。而在东部各州,由于外国竞争不断削弱其制造业,消费人口已经下降,而且还将不断下降。由此可见,产品和土地贬值的现象必将出现。所以,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不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住前面提到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那么,生产谷物的各州的农民普遍破产将在所难免。

因此,我们前面谈到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使我们认识到:

第一,一个在资金和制造业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的国家,绝对不能允许英国在其制成品市场上取得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己长期对英国负债,使自己的金融机构依附于英国,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陷于危机之中。

第二,英国国家银行可以操纵在它影响之下的美国市场,能够压低英国制成品的价格,使其有利于英国制造业而不利于美国制造业。

第三,英国国家银行通过运作,能够影响美国人连续数年消费它们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价值巨大,远远超过了美国通过出口农产品可以偿还的能力范围,使得美国不得不在连续几年之内靠输出股票和政府债券弥补贸易赤字。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用现金进行内部交易和维持银行和纸币系统的运转。而只要英国银行感到有必要并且愿意,它就可以通过操作,把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吸纳过去为己所用。

第五,在任何情况下,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那些银行系统和纸币制度建立在拥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基础之上的国家。

第六,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口与出口维持在同一水平并保持平衡,那么,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和由此引起的种种危机就可以得以避免,就能够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固的银行制度。(www.daowen.com)

第七,相对于一个外国制成品在国内制造业市场竞争顺利而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受到外国限制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很不容易维持;反之,相对于一个不依赖外国提供制成品、可以自由处理自己产品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不容易被打破。

俄罗斯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些说法。我们也许还记得,俄罗斯因为向英国敞开了大门,结果英国的制成品拥了进来,以绝对优势占领了俄罗斯市场,使俄罗斯帝国的公共信用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自从俄罗斯于1821年实行关税制度以后,类似混乱的局面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显然,流行理论陷入了所谓的重商主义错误的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贵金属才能构成国家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只有出口大于进口保持顺差,且顺差用贵金属支付时才能致富,那么这一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流行理论坚称,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一个国家流通的贵金属不管多少都没区别,也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我们担心拥有的贵金属太少也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扩大贵金属的输出,而减少贵金属的输入。这种推理方式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联合在同一法律制度之下,如果这些国家对我们产品的出口不加任何限制,且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农产品交换制成品,如果战争与和平带来的变化不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价格与货币市场的波动,如果大型信用机构不为了本国特殊利益而把影响延伸到其他国家。但是,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明智的国家政策将建议各个大国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自己,防止足以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货币巨大波动和价格的剧烈起伏。只有把国内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放在一个适当的平等位置,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平衡,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流行理论显然没有充分区分清楚单单拥有贵金属和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力量。即使在私人交换过程中,显然也有必要将这两者区分清楚。没人愿意把钱留在身边,都试图尽快把钱挪出房间。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随时支配他所需要的钱的数目。与财富相比,实际拥有多少现钱显得无足轻重。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就越不在乎他实际拥有多少现钱,只要他能够随时支配他人存放在保险箱里的现金。然而,一个人越是贫穷,支配他人手中现钱的能力就越弱,就越在乎手头有多少现钱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对工业发达或落后的国家来说,情形同样如此。如果英国通常不大在乎流到国外的金条或银条的数量的多少,那么它一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定时期内的大量贵金属的外流,虽然一方面会引起货币升值和贴现率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会使纺织品价格下降,这样,它就可以通过大量出口纺织品,或者通过变现手头的股票和政府债券,很快就能重新拥有贸易发展所需的现金。英国就像一个腰缠万贯的银行家,虽然口袋里一分钱也不装,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随时从附近的或更远的商业客户那里随意支取。但是,如果单一的农业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大量现金不断外流,而它的条件却不那么有利,因为它从国外获取所需现金的手段极为有限,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产品的价值很低,而且由于外国法律给它的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农业国就像一个穷人,他不但不能从商业伙伴那里拿到钱,而且当富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会向他伸手。因此,即使穷人手中有钱,也不能说是自己的。

一个国家获得国内贸易通常所需现金的支配能力,主要是通过拥有或生产这些商品和价值,这些商品的价值交换方式与贵金属的价值交换方式有着几乎同样的便利条件。

相对于流通的商品和各种财产而言,流行学派经济学家在评价国际贸易时,既没有考虑到贵金属的支配能力,也没有考虑到方便财产交换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考察私人交换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有价值的商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此类商品都是固定财产,它们只有在所在地才能进行交换;即使在当地,进行这种交换成本也非常高,困难重重。这类财产,即不动产和固定的工厂及设备,所占一个国家全部财产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地产,他总不可能把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为自己换取钱财或商品。他的确可以用这些财产作抵押以获得更多的贷款,但前提是他必须找到愿意借钱给他的贷款者。贷款者离借款人的居住地和财产越远,借款人如愿以偿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小。

相对于固定在土地上的财产而言,大多数农业产品(殖民地产品与部分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交易过程中具有相对便利的交易条件。大多数产品的价值,如建材、柴火、制作面包的原料、水果和牲畜等,只能通过在产区周边合理距离的范围内出售才能实现,一旦产品过剩,为实现其价值,就必须把剩余产品储藏在仓库里,留待日后出售。即使这些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但其销售对象仍局限于某些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中。即使在这些国家,这些产品的销售仍受到关税的限制,受购买国年景好坏的影响。美国内陆地区可能储备了大量的牲畜和农作物,但它们却无法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设法从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获取贵金属。但是,具有普遍用途的有价值的制成品,却具有无法比拟的交换便利条件。平常,这些商品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开放市场上找到销路;在危机爆发时期,它们同样可以(以较低价格)在那些保护性关税只在平常发挥不利作用的市场进行销售。显然,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几乎接近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英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农业歉收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那么,扩大纺织品出口,促使外国股票与债券大量外流,很快就会恢复平衡。外国股票和公债显然是以往纺织品出口顺差的结果,它们成了这个制造业发达国家手里可以随时要求农业国家兑付的大量票证。当它急需贵金属时,这些证券的兑付的确会给个人持有者造成损失(如同金融危机时期制成品的情形那样),不过,这些做法对维持一个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仍然极为有利。

尽管贸易平衡原则遭到了流行学派的冷嘲热讽,但是以上这些观察却鼓励我们表达这样的观点:独立大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一个大国的贸易如果长期处于不利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贵金属长期大量外流,必然导致国内信用系统和物价水平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希望重新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提倡的那种贸易平衡原则,也不是坚持认为国家应该为限制贵金属输出而设置什么障碍,或者认为每个国家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或者说大国贸易中出现的数百万的进出口差额是多么举足轻重。我们否定的是,就像亚当·斯密在他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那一章[1]的结论中所说的,一个独立的大国“尽管每年进口产品和纺织品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其出口,尽管这个国家拥有的贵金属数量在逐年大量减少,进而不得不在国内以纸币代替其流通,更进一步地讲,尽管这个国家可能让外债不断继续增加和扩大,但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却在逐年同步增加”。[2]

这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并自始至终被其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是一个经验多次证明自相矛盾、本质上不合常理的观点,我们在这里用一句话把这个观点加以定性并用以反驳亚当·斯密自己强硬的观点:“荒诞无稽”。

必须弄明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那些以生产贵金属为赢利目的的国家,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贵金属作为商品出口,与制成品的出口没什么两样,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讨论贸易平衡差额问题,因为在这种贸易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口岸城镇的价格标准衡量进出口,那么得出的结果一定是差额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润总量来讲,每个国家的进口都大于出口(这种情况只说优势不谈劣势),这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同样,也不表示我们会否认一些非常情况:出口越多意味着损失就越大于所得,比如因为船只失事造成的财产损失。这种店主式的计算和比较进出口交换价值的做法,产生了许多虚幻现象,流行学派巧妙地运用了这些假象,目的是让我们相信:任何独立大国进出口比例的极度失调都不会给国家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这种异常状态虽然不是永久状态,但涉及数额却异常惊人,如法国在1786年和1789年、俄国在1820年和1821年以及美国采取了“折中方案”后的情形那样。

最后,我们希望说明(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那些殖民地,不是那些附属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独立的单一城镇,而是那些完整的独立大国,它们拥有自己的商业系统,拥有农业和工业系统,拥有货币和信用系统。

殖民地的出口可以不断地大量超过进口,而不必考虑结果是财富的减少还是增加,这显然同殖民地的性质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殖民地的出口和进口总额连年保持增长,那么殖民地就会随之不断繁荣。如果殖民地产品的出口长期连续超过制成品的进口,那么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殖民地的地产主在母国居住,而他们的收入形式却是殖民地商品、农产品或者从这些商品和农产品中获取的货币。然而,如果出口殖民地的纺织品大大超过了从殖民地进口的农产品,那么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移民或者贷款的逐年增加,大量资金流入了殖民地。当然,后面这种状况对殖民地的繁荣极为有利。这种状况可以延续至几个世纪,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危机爆发的频率很低或者说几无可能,因为殖民地既不受战争威胁,又不受敌对性商业政策的威胁,更不受母国银行商业运作的威胁,因为殖民地不但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商业、信用和工业系统,反倒常常受到母国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有力支持和大力保护。

这种有利状况在英美之间的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目前仍然存在于英国与加拿大之间,并且将来有可能在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延续几个世纪。

但是,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后,就着手逐步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制定政策、建立独立的商业和信用制度,具备一个独立大国应有的特征,这时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此时,当这个新兴国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一个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并且通过不断努力已经具备了精神、物质和经济条件,有能力成为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时,这个以前的殖民地就会颁布有利于自己航运和海军力量的法律,制定有利于本国国内工业发展的关税制度,成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结果,母国方面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前殖民地国家的航运、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并运用信用机构积极行动,极力维护本国的经济条件。

正是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出现的这些现象,成了亚当·斯密用来证明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自相矛盾的观点的证据,即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增加金银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同时稳步实现繁荣。亚当·斯密没有引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即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相互独立,它们的航运、商业、工业和农业同其他大国存在竞争,他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关系。假如他生活在当今时代,现在开始著述该书,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小心,避免以美国情形为例,因为今天这个例子所证实的,恰恰与当初他想揭示的论点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极力反对我们的看法,认为假如美国重新回到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是不是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的,假如美国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来开发和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建立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商业和信用系统的话。但是有人又会提出,是不是显而易见,假如美国继续以英国殖民地的形式存在,英国就永远不会通过《谷物法》,英国也永远不会对美国的烟草课以如此高的关税,那么大量木材将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出口到英国,英国将舍弃在其他国家促进棉花生产的想法,想方设法让美国垄断这一商品并维持垄断,结果是美国最近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危机就没有可能发生。是的,假如美国发展制造业,假如它不想建立自己持久的信用系统,假如它不愿意或不能发展海军力量,那么这一切都有可能。但是,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波士顿市民把茶叶丢进海里将成为徒劳之举,那些鼓动独立和发展壮大的慷慨陈词将成为过眼云烟,那倒不如尽快重新回到英国的怀抱,依附于英国,继续做它的殖民地。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英国会支持美国而不是对它加以限制,英国反而会对同美国棉花种植和谷物生产进行竞争的国家加以限制,而不是联合可能的有力竞争者同美国进行竞争。英国银行也将在美国设立分行,英国政府将提倡向美国移民和输出资本,彻底破坏美国的制造业,支持美国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到英国,对美国悉心呵护,避免商业危机在北美爆发,使殖民地的进口和出口总是保持适度平衡。总之,美国奴隶主和棉花种植主将美梦成真。实际上,过去的一段时期,就这些种植主的爱国精神、利益和要求来说,他们更期望上述所描述的这种依附地位,而不是什么国家独立和美国强大。只有那些对自由和独立充满渴望和激情的人,他们才会梦想工业独立。不过他们的热情不久就降温了,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美国中东部各州的工业繁荣简直令他们憎恶。他们试图劝说国会,称美国的繁荣依赖英国对美国的工业统治。这一主张说如果美国重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加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吗?

如果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公开劝告所有国家屈服于英国,成为英国的附庸国,并作为交易条件从成为英国殖民地中获取应得的利益,显然在经济方面,这个依附条件比半独立条件对他们更加有利,因为处于半独立状态下的那些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商业和信用系统,更不用说在英国面前摆出一副独立的姿态,那么在我们看来,他们关于金融危机、贸易平衡以及制造工业的辩论将更加前后一致。假如在《麦修恩条约》订立之后,葡萄牙由一个英国总督统治,假如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像东印度帝国那样)置于它自己的翅膀的庇护之下,难道我们就看不出葡萄牙会获益匪浅吗?难道我们不会预见到这样的情形会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多么有利吗?

是的,印度失去了制造业力量,它让给了英国,可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方面不是受益很大吗?过去在印度首领统治下的战争不是也停火了吗?印度本国的王公贵族们不是生活富裕了吗?他们不是早已积聚了丰厚的私人收入了吗?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自己已经从繁重的公务堆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吗?

(尽管根据这些人,如亚当·斯密,在证明自己的荒谬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推理,得出的结论如此)但有一点更应引起注意:尽管亚当·斯密否认贸易平衡的存在,不过这位著名学者仍然承认一种现象的存在,他称之为“国家消费与生产平衡”。但如果把它摆在明处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什么其他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如果保持适度平衡,那么,就国内交换而言,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费的价值并不大于所生产的价值。而与此同时,假如一个国家连续数年(像美国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那样)进口的外国制成品的价值远远大于其产品出口的价值,那么就国内交换而言,就可以确信,它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国内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法国的危机(1786~1789年)、俄罗斯的危机(1820~1821年)和美国自1833年开始的危机,除了能证明这点,还能证明什么呢?

在结束本章之际,请允许我向那些认为贸易平衡理论是不值一驳的人提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国家贸易平衡一旦出现了明显的长期不利的局面,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国内商业危机、价格剧烈波动、财政困难以及公共信用机构、商人、制造商和农民的普遍破产,并且总是毫无例外地给这些国家(殖民地除外)造成损失?

为什么在那些贸易平衡明显对其有利的国家,人们看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在那些与这类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发生的商业危机给它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很短暂且转瞬即逝?

自从俄罗斯可以自己生产绝大部分所需的制成品以来,其贸易平衡就明显长期对它有利,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其经济形势出现过什么混乱,且国内繁荣逐年得以实现,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类似的原因也给美国造成了同样的影响?

为什么实施了“折中方案”之后,美国的制成品进口激增,导致贸易平衡连续数年出现逆差,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大规模混乱?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即使美国各种原始产品(棉花、烟草、牲畜、谷物等等)异常丰富,在各地的价格也降到了一半,但这些州却无法同时实现进出口的平衡,无法满足它们偿还英国债务的需要,无法使自己的信用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既然不存在什么贸易平衡,既然贸易平衡是否对我们有利意义不大,既然流往国外的贵金属或多或少无足轻重,那么为什么英国在农业歉收(唯一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形)的情况下忧心忡忡和战战兢兢,极力试图实现进出口平衡?为什么要仔细估价每一盎司输入或者输出的黄金或白银?为什么英国国家银行要想方设法急于阻止贵金属的输出而积极鼓励输入?我们还要问,既然贸易平衡是一个“被驳倒了的谬论”,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没有看到一份英国报纸不把这个“被驳倒了的谬论”当成这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

为什么在美国,同一批人在“折中方案”实施之前把贸易平衡说成是被驳倒了的谬论,而在该方案实施以后,却在不停地辩解,说什么被驳倒了的谬论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既然自然趋势本身会为每一个国家恰好提供它们所需的足够数量的贵金属,那么为什么英国银行要通过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而使事情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呢?在美国的进口减少到与出口适度持平之前,为什么美国银行经常不得不停止用现金支付呢?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第3章。

[2]参见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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