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谈到农业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构成了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因为如果搞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商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如同流行学派所坚持的那样,商业的确同样具有生产性,但单就生产方式而言,商业又完全不同于农业和制造业。农业和制造业真正生产商品,而商业只是促成农民与生产商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因此,必须根据制造业和农业的利益与需求规范商业,而不能反过来。
但是流行学派却恰恰颠倒了这一准则,它们奉行亚当·斯密倡导的放手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商人对此的喜欢程度不亚于强盗、骗子和窃贼,就此而言,把这一说法作为准则更令人疑云丛生。这一理论仅仅关注现有价值,而不考虑创造这些价值的力量,把整个世界只简单地看成一个单一的商人共和国,因此,这种歪曲事实、毫无保留地把制造业和农业的利益拱手相让、使其屈从于商业需求的做法,是这一理论的必然结果。流行学派没有认识到,商人可能会以损害农民和制造商的利益为代价,以损害国家的生产能力为代价,甚至以牺牲国家的独立为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交换获得价值)。这一切对他来说毫无二致,行业及其性质决定了商人不必为难自己,不会在乎他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方式会对国家道德、繁荣或国力产生什么后果;他像进口药品那样随意进口毒药,他通过进口鸦片和烈性酒使国家衰落。只要商人的收支因此平衡并获得增长,那么无论他是通过进口还是通过走私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职业的谋生手段还是使他们沦为乞丐,都与他的商人身份毫无关系。如果那些穷困潦倒之人希望通过移民逃避国内的悲惨状况,那么那些商人还可以通过为他们办理移民而大发横财。在战争期间,他们供应敌人枪支弹药。假如可能,他们甚至可以向外国出卖本国的土地和牧场,在他们卖得寸土不剩时,他们就把自己放到船上出口自己。
因此,显而易见,商人的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大相径庭。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曾作过精辟论述:“国家对单个商人加以限制,那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自由富裕的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最严格,专制统治的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最宽松。”[1]商业源自制造业和农业;没有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这两个产业实现高度发达之前,可以实现国内外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以前,的确有个别城市或城市联盟,通过外国商人和外国农民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但是,自从农业兼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以来,就很难想象还会出现像汉斯同盟那样拥有单纯交易贸易的城市了。无论如何,就其性质而言,这种贸易形式极不可靠,同那种基于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形式相比,几乎不值得考虑。
国内商业最主要的商品包括食品、盐、燃料、建材、纺织材料,还包括农业和制造业所需的工具和补充材料,以及制造业所需要的农业和矿业生产的新型原材料等等。在制造业发达国家,这种国内交易规模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家,二者根本无法比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在单一的农业国家,因为各种农产品的匮乏和缺少运输工具,农民只能为自己生产必需品,而不考虑土地更适宜生产什么作物。因为缺少交易方式,他们必须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产品。因为缺乏改进的运输工具,燃料、建材、粮食和矿产等产品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也就无法成为跨区贸易的商品。
因为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所以促使人们储存产品或资本积累的诱因就不复存在。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用于国内商业的资金几乎为零;因此,所有的生产商品,尤其是那些气候好坏决定产量的商品,其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巨大。所以,一个国家越是局限于农业,其发生食物紧缺和饥荒的危险性就越大。
一个国家的国内商业主要是伴随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发展的,其重要性超过单一的农业国的十倍到二十倍,超过最发达的国外贸易的五倍到十倍。如果有人把英国的国内商业同波兰或西班牙的进行对比,那么他会证实这一观察。
只要温带地区的农业国家一直局限于粮食和原材料生产,那么其对外贸易就不会取得重要地位。
第一,因为农业国向少数几个拥有制造业的国家出口,而这些国家自己也从事农业,并且因为它们拥有制造业和自己延伸的商业活动,所以其农业体系虽比单一的农业国家更加完善,但这种出口既不确定也不稳定。这种纯产品贸易总是投机性很强的,获得的利润大多数都落入到了投机商人的手中,而没到落到农民的手中或使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增强。
第二,因为用农产品换取国外制成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外国的限制性政策和战争的影响而时常中断。
第三,因为纯农产品的出口的主要受益国大都靠近海岸或有通航能力的河流两岸,因而无法使内陆地区获益,但这些内陆地区却是农业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四,因为拥有制造业的国家可能发现,从其他国家或新开拓的殖民地采购生活资料和原材料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因此,德国出口英国的羊毛就因为英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而锐减。随着英国从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西属与葡属各岛以及好望角进口葡萄酒数量的不断增长,法国和德国对英国的出口量逐年下降。加拿大木材的进口则降低了普鲁士木材对英国的出口。事实上,英国已有精心安排,主要由东印度群岛供应棉花。假如英国能够成功地恢复原有的商贸航线,假如新成立的得克萨斯州变得强大,假如叙利亚和埃及、墨西哥和南美各国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也会开始感到,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将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最安全、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障。
在温带地区,迄今为止,一些国家的绝大部分国外贸易均源于本国的制造业,所以只有通过发展本国制造能力,同国外的贸易才能得以维持和增长。
只有那些以最低成本制造各种产品的国家,才能与气候条件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不一的各国发生贸易关系,才能满足各种需求;或者当原有的需求不复存在时创造新的需求,才能把各种各样的原料和粮食纳入交换的范畴。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用各种物品装满船只,运送生产成品到那些无生产能力的遥远的国家和市场。而只有当这些出口成品的收入足以抵偿航运成本时,才有可能在返航时运回便宜货物。
温带地区的国家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热带产品,如糖、咖啡、棉花、烟叶、茶、染料、可可、香料,这些商品一般统称为殖民地产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用制成品交换的。因此,这一交换过程交织着温带地区的制造业国家的工业进程,体现着热带地区国家的文明进步和生产发展。这一现象起源于荷兰与英国,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劳动分工与生产力量的有力结合。
在发现绕好望角航线以前,东方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远远胜过欧洲。那时,除了部分贵金属和少量衣料、麻织品、军火、铁制品以及一些奢侈品外,东方国家很少使用欧洲产品。陆路运输的运费极其昂贵,不论是运进还是运出,人们都不敢奢望通过出口普通农产品和一般制成品(即使生产过剩)从东方国家换取丝织品和棉织品、糖和香料等。因此,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关于当时东方商业重要性的文献记载,我们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加以理解。在当时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许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
通过从欧洲内陆和美洲获取大量贵金属,以及通过绕行好望角航线直接同东方进行交易,热带产品贸易在欧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只要东方国家制造的产品供大于求,那么这种贸易就无法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
这种贸易之所以能达到目前的重要地位,是通过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拓展,通过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面积地种植甘蔗、咖啡、棉、稻和靛青等,通过往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贩运黑奴,通过欧洲制造商与东印度群岛制造商的有利竞争,尤其是通过荷兰和英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统治的不断扩张加以实现的。荷、英两国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靠榨取手段,而是采用制成品换取殖民地产品的方法寻求和获取利益。(www.daowen.com)
目前,此类贸易是航运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用了欧洲大量的商业和制造业的资本,每年都有价值成千上万的产品通过这类贸易从热带地区国家运到温带地区国家,这些产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制成品交换的。
用制成品交换殖民地产品,给温带地区的国家的生产力带来了种种益处。这些产品,如糖、咖啡、茶和烟叶等,其中的一些既可以促进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一些还可以当做营养品直接食用。用于交换这些殖民地产品的制成品的生产涉及大多数制造商。制造业和制造业交易规模因此得以扩大,利润更加丰厚。相应地,这一贸易使用了大量的船只,雇用了许多船员,因此越来越多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随着各方面的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从而大大增加了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
制造业生产与热带产品生产相互促进,增加了英国人对热带产品的平均消费量,达到了法国人的两到三倍、德国人的三到四倍和波兰人的五到十倍。
而且,殖民地生产仍有能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只要粗略计算一下生产用于贸易的那些殖民地的产品所需的土地面积,这一趋势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一千万生丁纳(德国重量单位名称,一生丁纳约合五十公斤。——中译者)计算目前棉花的消费量,而每英亩(合四万平方呎)平均产量只有八生丁纳,那么这个消费量共需一百二十五万英亩土地。如果我们估计贸易中的糖的数量为一千四百万生丁纳,按每英亩生产十生丁纳计算,那么生产这个量只需要一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
如果我们假设其他商品(咖啡、米、靛青、香料等)的贸易量,与以上两种主要产品的贸易量相等,那么,生产所有现在投入贸易的殖民地产品所需要的土地不会超过七百万到八百万英亩;这一面积可能还占不到地球表面适宜种植这类植物的土地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法国人在安的列斯群岛、荷兰人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出现足以证明,这类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将很有可能。
尤其是英国,它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棉花已经是以前的四倍,英国报纸信心十足地表示,在今后的几年内,英国(尤其是如果它能够顺利地获得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老商业航线的话)对殖民地产品的全部需求,单靠从印度采购就可满足。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属东印度地区幅员辽阔、土壤肥沃以及该地区工资低等因素,那么这一预期就没有什么夸张之嫌了。
在英国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从东印度群岛取得优势的同时,荷兰在这一地区的拓展进程也在加快。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土崩瓦解,非洲、西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生产能力也将得到释放;得克萨斯人将把北美的种植面积扩大到整个墨西哥;有序的政府将在南美各国站稳脚跟,这些热带国家的巨大生产能力将发挥得淋漓尽致,农作物产量将得到提高。
如果热带地区各国殖民地产品的产量比以往有明显提高,那么它们从温带地区各国获得制成品的手段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会得到更多的产品。相应地,通过出售更多的制成品,制造商将能够消费更多的殖民地产品。随着这种产品交换的不断发展,随着交换方式的不断翻新,同上个世纪相比,热带地区的国家的农民同温带地区的国家的制造商之间的贸易往来(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贸易活动),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发展。
目前这种世界性的贸易的增长以及可以预见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制造能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水运和陆路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再一方面是得益于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发展。
大机器生产和新发明的不断涌现,摧毁了东方不尽完善的制造业,而结果对欧洲制造业却极为有利。欧洲能够为热带地区各国提供大量廉价的纺织品,因此使这些国家有了提高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动机。
运输工具的极大改进,大大缩短了热带地区各国与温带地区各国之间的距离,由于经营风险降低、运输时间缩短、运费下降以及操作更加规范,因而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贸易量得到了迅猛增长。而且一旦蒸汽机越来越普及,一旦铁路运输系统不断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延伸,那么这种贸易往来还会得到无限增长。
随着南美洲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分崩离析,南美洲大片肥沃的土地得到了解放并获得了自由。这片土地的人民正翘首以待,期望世界上的文明国家能够以和平而又和谐的方式引导他们沿着文明、有序与繁荣的道路不断前进。他们希望能给他们带去制成品,并以制成品换取他们的农产品,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人们可能会看到,这里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适合具备开发自己制造能力的欧洲和北美各国全面发展制造业,扩大对热带国家的农产品的消费,并以同样的力度扩大他们同这一地区的直接贸易往来。
[1]《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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