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从个人的身心力量，从社会、政治状况和制度，从它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从它所拥有的作为以前个人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中（即物质、农业、工业与商业资本）获得了生产能力。在前两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制造业对国家生产能力前三项来源的影响，本章和下一章，将着重分析制造业对最后一项生产能力来源的影响。

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工具能力”（instrumentalpowers）这个名词，被该学派称之为“资本”。用什么字眼来表示某一事物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选定的字眼（尤其是就科学调查而言）必须始终表示同一事物，不能多也不能少。但经常在讨论事物的不同方面时，有必要进行区分。现在流行学派称之为“资本”的这一名词，不仅包括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包括有助于生产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手段。但应该明确表明，它在谈“资本”时，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政治和生存环境中得来的精神力量。如果不作出明确的区分，势必会导致错误的推论或掩盖错误的推论。不过，当前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这种在不准确、不完善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创造新名称，因此我们仍然沿用“资本”这一名词，但是将分别对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资本与商业的资本，对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借用“资本”这一常用名词）提出了下列反对贸易保护政策的论点，他的追随者们时至今日也恪守这种论调：“一个国家的确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保护性）规定，它比没有这些规定时能够更快地建立各种制造业，而且经过一段时间，这类制造业的确能够生产出与国外产品同样价格甚至更便宜的产品。然而，虽然可以通过这种保护性措施使国家工业更快地朝着它以后自动发展的方向发展，但这绝不是说，通过这些措施，社会工业总量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工业只能随着资本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而社会资本则只能按照从收入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储蓄量的增长而增长。现在，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社会收入的减少。但是可以确定，既然收入减少，资本不能比在自由发展时增长得更快，那么最好让资本以及工业自由发展。”[1]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该学派的发起人引用了那个著名的关于在苏格兰种葡萄如何不明智的例子，这个例子已被我们在前一章中批驳过了。

他在同一章节里还说，社会岁入只不过是国家工业每年生产的那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而已。

上述论证中包含着这个学派反对保护性商业政策的主要依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建立制造业，能够生产比从国外购买的商品一样便宜甚至更便宜的产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形成的，而资本总量又决定着国民工业的总量，后者只能随着前者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保护性措施足以削弱工业，因为如果让工业按自然规律自由发展的话，本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在反驳这种推论时首先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在使用“资本”一词时，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者或商人在记账及制作损益表时对资本所持有的那种观念，他们都误把“资本”当成了由资本产生的那种交换价值的综合量，而这两者本来是鲜明对照的。

他忘记了他本人（在给资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能力包括在这个名词的涵义中了。

他错误地认为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国家物质资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成百上千的证据，说明国家收入主要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特定社会与政治环境下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能力联合实现的完善程度）。这实际上进一步说明，保护性政策虽然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物质利益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它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的支出。

他忘记了对整个国家而言，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经使用的自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单一的农业国来说，有着许多闲置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制造业才能使之活跃起来，变得有用。他同样没有考虑到，制造业对国内外贸易、对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

他没有考虑到，英国通过殖民手段取得了多么庞大的资本（马丁估计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

尽管在别的场合他曾那样清楚他阐明，中间商业环节的资本，只要还没有在某一国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就不能认为它是属于该国的。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考虑到，这种资本的有效国有化，对本国制造业是非常有利的。

他没有考虑到，通过实施有利于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大量外国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被吸引到了本国。

他错误地认为制造业会按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自发地形成并按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他没意识到，为了国家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总要对这种所谓的自然进程加以干预，使之朝着人为设定的方向发展。

他用模棱两可的方法和因而根本错误的表达方式引用了一个根本错误的例子，他试图举例证明：因为用人工方法在苏格兰酿酒这种做法不明智，所以用人为方法建立制造业也是愚蠢之举。

他把一个国家的资本的形成过程，简化为一个收租者的私人行为，收租者的收入确实取决于其物质资本价值，但他只有通过储蓄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才能把收入转化为资本。

他没有看到，对商人来说这种储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整个国家都遵循这个理论，则必然导致贫困、狭隘、无能和国力衰败。既然人人竭尽所能热衷储蓄与节约，那么生产的动力就不复存在了；既然人人都只是考虑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生产所需的精神动力就会减退。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一些如此愚昧的守财奴，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为了担心负担战争费用而放弃保家卫国；只有当他们的全部财产因为外敌入侵而被掠夺一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真谛：国家财富只能通过与收租者完全不同的方式才能获得。

作为一家之长，收租者个人应遵循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应与这里提出的店主式的物质交换价值理论完全不同。他必须至少支出足够多的交换价值用于教育后代，使他们待日后财产转交到他们手中时，能够承担起管理重任。

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应采取不同于收租者单纯储蓄的方式；国家物质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方式与生产能力的积累所采用的方式相同，主要是通过国家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www.daowen.com)

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反之亦然。

农业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形成；反之亦然。

商业物质资本处处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在制造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两者之间起着协调与补充作用。

在欠文明国家，在渔夫和猎户为主的国家，自然力量几乎无所不能，而资本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国外贸易虽然会使资本有所增加，但是这样做（通过枪炮、火药和铅弹）会使自然力量的生产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储蓄理论对一个猎人毫无益处，否则他必将没落或者改行做一个牧羊人。

在畜牧业为主的国家，物质资本会很快地增长，但是只有当自然力量能够同时为家畜提供充足的饲料时，这种增长才会实现。家畜以及生活资料增长以后，人口也会随之增长。一方面，大量牛群和大量羊群以及大牧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小群或小块，另一方面，国外贸易诱导消费。向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宣讲什么储蓄理论将是劳而无功的，国家必须从畜牧业国转变为农业国，否则也难逃贫困的命运。

就农业国家来说，它利用闲置的自然力量增加财富的空间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

农民自己可以储存粮食、改进土质、增加畜群数量，但是人口总是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的。生活资料越丰富，人口也越增加，物质资本（即耕地和家畜）就会被增长的人口分割得更为零碎。但是光靠辛勤劳作是不会使土地面积扩大的，而且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如前一章所述，这是因贸易不发达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欠缺结果——对于土地的潜在力量是无法充分利用的。另外，单一的农业国家最缺乏的是通过制造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所赋予国家的那些手段、智力、活力、进取心以及社会发展，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的农业人口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即农业物质资本不再与人口的增加保持同步，国家的资本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国民的贫困却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物产就是人，他们既然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够丰衣足食，那么就要向国外迁徙。流行学派把人看成是一种积累资本，但对人口迁移的国家来说，这种说法却很难令它感到欣慰；因为人口的输出不但不会引致带回货物，反而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大量物质价值（如工具、家具、货币等）的非生产性输出。

处于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国内分工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无论是勤恳还是节约都不能增加物质资本（即个人的物质富裕）。

当然，作为一个农业国而绝对没有任何国外贸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国外贸易，就它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关于资本增长这一点，也会带来国内制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因为它由此使外国制造商与本国农民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毕竟只是局部的，而且缺陷极大：首先，这种商业活动只限于某些大宗产品，活动地区主要是在那些沿海口岸及通航河流一带；其次，这种商业关系总是极不规则的，遇到战争、商情变化、贸易法规的改变，或者遇到国外获得大丰收或输入方面的变化，这种关系常常会中断。

因此，要使农业物质资本有规律地并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增长，只有在农业国建立起完全发展的制造业才能得以实现。

迄今为止，一国的物质资本绝大部分总是与土地密切相关，不论哪一个国家，地产、城乡住宅、厂房、工厂、供水设备、矿山等的价值大约要占国家全部资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因此，凡是使不动产价值有所增减的，也会使国家物质资本总量有所增减，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通则。很明显，具有同样肥力的土地，它的资本价值，邻近小城市的，比在偏僻地区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邻近大城市的，比邻近小城市的又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至于制造业国家与单一的农业国家，双方土地价值相差悬殊，简直无法比拟。反之，也可看到，城市住宅与制造业建筑物连同它们的地基的价值，总是随着城乡商业关系的扩大或收缩或者是随着农业的兴衰作等比例地升降的。由此可得结论：农业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制造业资本的增长；反过来，后者的增长也依赖于前者的增长。①

但是，当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时，这种交互作用对制造业要比对农业更加有力。当从单纯的游猎状态转变到畜牧状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体现为牲畜头数的迅速增加；而当从畜牧状态转变到农业状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体现为耕地与剩余农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而由农业状态转变到制造业状态时，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专门用于建立制造业的那些价值和力量而实现的，因为大量的、未曾利用的天然力量与精神力量由此转变成了精神资本和物质资本。制造业的建立不仅绝对不会有碍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恰恰相反，它不仅是国家有效利用农业储蓄、建立制造业的高招，而且是鼓励国家着重发展农业经济、建立制造业的首要的有效的手段。

在美国的立法部门常常听人提到，由于销路不畅，谷物的收入难抵成本，只好任其烂在田里。在匈牙利则听说农民被过多的产量压得透不过气来，而那里的制成品要却比英国贵两三倍。德国也许至今还记得出现类似情况的那些日子。由此可见，并不是一切剩余农产品在农业国家都是物质资本。进入制造业时期，农作物一旦收获入库，剩余农产品就成了商业资本，然后再卖给制造商，就转化为了工业资本。在农民手里无法利用的存货，到了制造商手中就成了生产资本；反之亦然。

生产使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需求又刺激生产发展。单一农业国家在消费方面依赖于国外的情形；如果情形不利，那些因消费需求而引起的生产就会消失。但是对于那些制造业和农业在自己国土上结合起来的国家来说，那种相互影响的作用是持续存在的，因此产量将不断增长，制造业和农业资本也将随之不断增长。

在农业兼制造业国家，（由于前面提及的那些原因）因为物质资本要比单一的农业国家丰富许多倍，因此前者的利率总比后者要低得多，使企业家可以有更多的资本，进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自由分配。因此，制造业国家与农业国新建立的制造业竞争时总占上风，后者总处于向前者负债的地位，前者的制造业和农业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的不断波动以及货币价值的不断变动，将使后者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在道德以及节约习惯方面受到同等程度的危害。

流行学派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进行了区分，而且把许多流动性的事物不可思议地归入了前一类，但对于这种区分却并没有加以任何的实际应用。这样区分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这个学派却熟视无睹。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大都是与农业、制造业、商业或其中的某些行业结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往往与某些地区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一果树在砍下以后，对制造商（假如他用它来生产木制品）和对农业从业者（假如他要把它作为果树培育栽种起来）来说，价值显然完全不同。又如，对所饲养的羊群，像德国和美国时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进行大量屠宰时它们的价值，与用来生产羊毛的羊的价值，也显然完全不同。再如，葡萄园自有其价值，假如改作耕地，原来的价值就会丧失。帆船，如果用作木料或柴火，它的价值就比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时要低得多。如果纺织业衰退，原来的厂房、水利设备和机器设备还有什么用处？同样的道理，个人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包括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劳动者被错置在非本职岗位上时，一般就会失去其价值的大部分。流行学派对于所有这类事物和资产，都笼统地称之为资本。在这一名称的掩盖下，可以随意地把它从一个使用范围挪到另一个使用范围。萨伊曾劝告英国把制造业资本转投到农业领域，但他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看来英国政治家对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萨伊在这里显然是把私人资本同国家资本相混淆了。一个制造商或商人可以把他的工厂或船只卖掉，然后用所得的收入购进田产，而整个国家却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只会牺牲大部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该学派为什么要故意曲解这样清楚的一个事实，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如果给予事物恰当的名称，就会露出真相，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从一个使用范围内移转到另一个使用范围内是有困难的和危险的，而这一点决不会有利于“自由贸易”，但却常常是有利于国家保护。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卷，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