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社会越是自我完善，就越能利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自然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也会因此而扩大。

个人周围的那些自然资源，一个狩猎者所能利用的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人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外国的气候和疆土，要么跟他毫无关系，要么顶多也只能给他带来些许乐趣、帮助或起到激励作用。

对仍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而言，大部分现有天然资源仍然闲置在那里，没有得到利用，人类的活动范围仍然局限于最邻近的地区。大部分现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风力都没有得到利用。假如制造商们懂得充分利用能够带来利润的各种矿产，那就不会将它们废弃在那里：各种燃料（例如泥炭）要么被浪费，要么被当做开垦的障碍；石头、沙子、石灰这类物质资源除用作建筑材料外，很少留作他用；河流除了被用于航运交通或浇灌附近的田地之外，却任其泛滥成灾，破坏家园；温暖的气候和海洋为农业国生产的产品也寥寥无几。

实际上，在农业国家，只要农业还没有得到制造业的支持，那么农业生产所特别依赖的自然力量和肥沃的土壤，就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利用。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须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的产品大量销往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购买它所需要的产品。某一地区也许因土质良好适于种植油料、染料和饲料作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植树造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因为越过颠簸、崎岖的道路，从偏远山区购买燃料的成本太大。有些土地如果用来种植葡萄和花草，它的收益可能会是种植谷物和饲料作物的两到三倍，然而却仍然不得不这样用。有些人专门从事家畜繁殖可能最为有利，但又不得不兼顾饲养；相反，有些人专门从事饲养可能最为有利，但却又不得不兼顾繁殖。如果能充分利用无机肥（石膏、石灰、泥灰），或改烧泥炭、煤等代替木柴，并辟林造田，那将会多么有利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由于运输工具短缺，这类物产无法运出，即使短途运输也无法保证赢利。如果能在山区大规模兴修水利，那么山谷中的草地也会变为良田，那收益将会多大啊！但是现在只能任河流肆意冲刷田野，将肥沃的土壤带走。

在这样的农业国，由于制造业的建立，道路得以修建，铁路得以修筑，运河得以开凿，河流具备了通航条件，蒸汽航运线得以建立。有了这些物质条件，不但农地的剩余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机器用于获利，不但被机器操作所占用的那些人的劳动力可以得到解放，不但农民可以从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中获得多过以前不知多少倍的收入，而且原先那些静静地深藏在地下的所有矿产和金属，都变得有用和有价值了。过去许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理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等，运销范围方圆不过数里，现在却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因此，像这些产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现在却在国家产品统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农业生产总值。现在即使一立方尺的降水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发挥作用；即使在一个农业国的偏远地区以前没有人懂得如何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现在也变得有价值了。

随着制造业的引进，引起了人们对多种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得某些地区从事这些食品或原材料的生产要比专门从事谷物生产——那通常是原始农业国的主要产品——有利得多。牛奶、黄油和肉类的需求增长，提高了现有牧场的价值，进而引发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利用和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增长也使得原来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菜地和果园。

农业国家的自然条件越是适宜于发展制造业，它的土地所能生产和开采的原材料和天然资源就越是能为制造业所需，而要是安于现状、不加利用，那么该国遭受的损失就越大；在不适宜于耕种而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源却异常丰富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以及可以生产制造业所需产品的地区，如果没有制造业，其所受到的损失会更大。

温带地区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适宜设立工厂和发展制造业。温和气候对力量的发挥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胜于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国家。一年中的严寒季节，这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利的自然因素，实际上它对积极奋斗、未雨绸缪、秩序井然、勤俭节约等习惯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当一个人预见到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他不但不能从土地里获得任何果实，而且不得不为他自己和他的牛群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物品以防御严寒时，他势必就会格外勤俭；而当一个人处于热带时，他只需注意免受水灾，丰富的果实一年到头都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口中，在这种情况下情形则会截然相反。勤劳、节俭、井然有序、有预见性等品质最初都是因客观条件而产生的，以后则因习惯和不断实践的缘故，就成了常有的品质。道德与一个人的努力和勤俭并生，而不道德与懈怠侈靡并存，两者互为来源，一个是力量之源，一个是衰败之根。

一个气候适宜的农业国家，连最富饶的那部分自然资源也没有加以利用。

有一个学派在判断气候对财富的产生有什么影响时，因未能把农业和制造业区别开来，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缺点方面犯了最为严重的错误。虽然我们在别处已谈过这些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能省略，必须予以彻底揭露。

该学派在证明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地区生产所有的全部产品的这一做法是愚蠢的时候，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温室里种植葡萄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酿酒并非不妥，结果会是这样制作的酒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用工业品可以换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劣得多，而价格却要高得多。对那些不愿或没有能力钻研事物本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论据，该学派之所以大受欢迎，个中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至少法国的葡萄种植园主、丝绸织造商，以及北美的棉花种植园主和棉花织造商对此观点情有独钟。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看出，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限制商业往来的做法，对农业生产能力所起的作用与它对制造业生产能力所起的作用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是如何对农业发挥作用的。

假设法国拒绝从它的边境国德国进口大批家畜或大量谷物，那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德国将不再从法国购买葡萄酒。由于商业关系遭到了破坏而减少了葡萄酒的出口，法国就不得不相应地减少葡萄的种植面积，而在原来最适宜于种葡萄的那部分土地上改种其他收益较差的作物。这样原来专门种植葡萄的人将大大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少，减少的部分是本该专门种植葡萄的那部分人所消费的。油类的情况也必然像酒类的情况一样。法国因此在农业其他各方面的损失将远远大于在这一方面的所得，因为虽然拒绝德国家畜的进口保护了国内的饲养业，但这种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因素决定的，在这些从事人工养殖业的地区，可能非常不适宜于发展农业。至此，情形可能这样改变，假如我们认为法国单纯地把德国当做农业国与之对立，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并不采取类似的报复行为，同时还假设德国由于考虑到本国的利益而被迫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再假设法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它同时还是一个制造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似乎要远远大于上述情况。这就是说，德国这时不仅会对法国的酒类，而且对法国生产的所有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的或无关紧要的或能够从别处购买的产品，均会课以高税；而且更进一步，会对那些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购买的制成品，也将限制从法国进口。看来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措施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将是其所得的两倍甚至三倍。显然，在法国，葡萄种植、橄榄种植以及制造业能够雇用多少人，只能取决于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采购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人数的多寡。但是我们也已看到，限制进口不但没能使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反而使产值从一地区转移到了另一地区。如果允许产品自由交换，那么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将不断增加，酒类、油类和制成品的出口额也因此将不断增加，而葡萄与橄榄种植业中的从业人员和制造业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贸易额的增长，一方面，生活资料和原材料的需求在增长，另一方面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增长。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对于那些不易从国外进口、而本国农民又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因而本国农业也将大大受益。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那些特别适宜法国土质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大大超过对在限制政策下用人为因素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一个农民得到的并非是另一个农民失去的，整个国内农业将有所得，制造业得到的还会更多。因此，采取限制政策不但不会增强国内农业的力量，而且只会限制其发展；并且，本可以因国内农业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材料的进口而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力量，也将停滞不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一个地区农民的利益而采取的限制政策将导致价格上涨，而其他地区的农民利益则会受损，但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也会受到损害。

对农产品自由交换进行限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英国的情况来说，要比法国更为明显。毫无疑问，《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贫瘠土地得到了开垦；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了？英国进口的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它就越有更多的产品供其出售，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在英国生活，工人阶级的富裕程度也就会越高。英国的工人人数本可以翻一番，每个工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好，都极有可能自己开垦一个园子，以供自己休闲和种植蔬菜，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美满。很显然，工人人数的巨大增长以及他们的富裕程度的提高和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对于这个岛国因得天独厚的条件生产的那些产品，将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这个时候开垦的土地极有可能是在非自然条件下强制开垦的土地的两倍到三倍。关于这个说法的证据在任何大城市的周边都可以找到。不论从其周边地区经过数英里运到这个城市的产品数量有多大，也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被上苍所冷落的，总之人们休想在这一带找到一块尚未开垦的完整土地。假设你禁止谷物从遥远的地区输入该城市，那么你只会因此而导致这个城市的人口的下降，导致制造业和城市繁荣的衰退，迫使住在城市周边的农户从事那些收益较差的行业。(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同流行理论完全一致。关于原料产品交换，该学派假设极度的商业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最为有利的说法千真万确。[1]当然，可以说采取限制措施也可以提高产量，但这样获得的利益只是表面的。因此我们只能如该学派所说的，把资本和劳动力移转到用处不大的地方去。但是与此相反，制造业生产能力是受另一些规律所支配的。很不幸，该学派没有观察到这些规律。

如果说限制原料产品的进口阻碍了国家自然资源与力量的利用，那么对制成品的进口限制的效果却恰恰相反，会使一个人口众多而农业和文明都已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因此而充满生机并活跃起来。毫无疑问，在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家里，大部分自然资源的确是深藏在地下永不见天日的。如果说限制原料产品的进口，一方面妨碍了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妨碍了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限制国外制成品的进口，却会促进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进而刺激整个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这是国外贸易无论如何高度发展都无法办得到的。如果说进口原材料使该原材料出口国对我国产生依赖，从而夺去了它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进口国外的制成品也同样会使我们依赖外国，进而把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手段拱手相让了。如果说输入农产品和原材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本国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转让给了我们，那么同样的道理，输入制成品就是使我们自己放弃增加人口并给他们工作的机会。如果说进口自然产物和原材料足够增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使我们具有与世界其他各国、各民族发展贸易关系的机会，那么输入制成品却会使我们同最先进的制造业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要它愿意就会随时把我们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就像英国统治葡萄牙那样。简而言之，历史事例和统计数据都曾证明了乔治一世的大臣们鼓吹的那句格言的准确性：国家越富强、越强大，出口的制成品和进口的生活资料及原材料就越多。实际上可以证明，有些国家仅仅因只出口粮食和原材料和只进口制成品就使整个国家一蹶不振。孟德斯鸠[2]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汲取历史留给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训，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不可能彻底解释其原委，因为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还很少有人研究。同重农学派那个毫无根据的体系相反，他坚称如果波兰能完全放弃国外贸易的话，也就是说，由它自己建立制造业，国内原材料和粮食全由它自己加工、消费，那它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本国制造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密集、制造业发达的城市，波兰才能拥有巩固的内部组织，才能有自由和财富；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独立自主，才能保持对周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优势。波兰应当引进外国制造商和外国制造业资本，而不是外国制成品（英国在与波兰处于同样的文化层次时也曾一度采用过这种策略）。但是波兰的贵族阶级却宁愿将农奴劳动创造的微不足道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以换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现在它们的后继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地位还没有得到有效巩固，在价格和质量上还没能力与外国竞争，那么从国外购入制成品就不一定是明智的。别国的贵族阶级，无论何时在受到封建意识的蛊惑而不知所措时，都应当牢记波兰贵族阶级的境遇；而为了搞清楚强大的制造业力量、自由的内政制度和富裕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说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就需要看一下英国的贵族阶级。

且不论在当时的情景下，波兰的当政君主们是否有可能像英国的世袭君主那样，实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我们只需设想如果他们果真那样做了，那么我们又能期待这种制度会对波兰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时在勤奋向上的大城市的帮助之下，王位将世袭，贵族将不得不让人民参与上院的立法，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同英国那样自然获得发展；波兰的贵族将富裕起来并且受到尊敬；波兰即使不能像英国那样在世界事务上受到尊重而且具有影响力，那么也该很早就实现了高度文明和强大，把影响力扩展到了欠开明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制造业，它国力衰败，以致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现在未曾发生，以后早晚也会发生的。波兰的制造业能力从未在国内得到过自愿和同步的发展，而实际上这种发展也不会发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遭到更加先进的国家的阻挠。没有保护制度，在自由贸易的制度下同先进国家进行贸易，即使它的独立地位能够维持到现在，它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农业，而绝对不是其他性质的农业，它永远实现不了富强，也永远无法对外国产生影响。

制造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国家财富的增长影响很重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繁荣不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如保护政策对纯粹自然产品的贸易所发生的影响——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农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制造业后，使原先死气沉沉的自然力量充满了活力，使原来毫无价值的自然资源身价倍增。

这是一个人们早就观察到的现象：人类同各种动物一样，通过异种交配，身心素质均可以得到改善；而通婚范围如果仅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话，那么就如同总将同类种子播撒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情形一样，人类就会逐渐退化。亚非两洲有许多人口不多、野蛮或半野蛮的部落，男子总是从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一现象似乎恰恰受到了这一自然法则的启示。有些城市小国的寡头执政者总是在自己阶层内互相通婚，结果要么逐渐消亡，要么人口退化，这一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与该自然法则有关的经验；无可否认，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相互通婚，几乎没有例外，他们的后裔总是健壮且长相漂亮，我们可以注意到，白人与黑人结合后所生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就会这样。这个发现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通过异族通婚而产生的民族总是重复这一做法并将其推广到全国，他们在能力、精力和性格以及智力、体魄和个人长相等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民族。[3]

我们相信可以从这方面得出结论，人类并不一定非要如此呆板、丑陋和无知，就像我们所推断的那样。这些人生活在小农庄里，从事着落后的农业；在那里，几千年来只是同村的几个家族相互通婚，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人想到采取新的方式，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或对衣服款式做丁点儿改变，或接受任何新思想；在那里，良策并不是怎样发挥身心力量以博取尽可能多的乐趣，而是怎样尽可能地排除这类享受。

制造能力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而且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改善）。当农业增加的人口一大部分进入制造业社会，当各地的农业人口相互之间以及与制造业人口彼此通婚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在智力、道德、体质上停滞不前的现象就会停止。制造业与商业同依赖制造业与商业生存的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的交往，就会为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注入新鲜血液。

制造业能力的发展对畜种的改良也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了毛纺织业，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良。大量制造业人口的增长带动了肉类的需求，农民势必想方设法引进优良畜产品种。对“良驹”的巨大需求，也势必使马种改良紧随其后。于是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那些原始落后农业社会的瘦弱不堪的牛、马和羊的品种了，那是因为农业落后、各地忽视家畜交配的结果的侧面展示，这与那些愚蠢的主人是相称的。

许多国家由于从外国引进家畜品种，又对本国品种进行极大的改良，因此促进了本国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现在欧洲的所有蚕种是（在君士坦丁时代）由希腊僧人用空心杖从中国带到君士但丁的那几个蚕茧繁殖过来的，当时蚕种出口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法国之所以能生产优质的毛织品是因为它受惠于西藏山羊的引进。令人遗憾的是，动物的饲养和改良的主要目的向来都是为了满足奢华需要，而不是为了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旅行家的描述表明，他们在亚洲某些国家看到了一种牛，它既能负重又善于奔跑，几乎具有与马一样的优点，诸如载人、拉车等。如果能把这种牛引入欧洲，那么欧洲的农民受益将会多大啊！劳动阶级因此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和便利方面，将会获得多大的改进啊！但是人类生产能力从树木和植物的改良和引入方面所获的收益，远要比从各种动物品种的改良方面和从不同国家输入动物方面获得的多。只要我们把自然生长的植物同改良的品种作比较，这一点立刻就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榄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相比，在形式和效用上的差异是多么大！人力用于品种改良，在获得营养与享受的机会方面，产生的效果是多么大！马铃薯、甜菜根和饲料根块等作物的种植，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科学关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现与改良已经做了很多，政府应对这一重要问题给予高度关注，这是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应该做的事情。最近，据说在北美洲草原发现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的产出，比我们所知的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饲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广袤的原野上也生长着许多植物，但还没有得到利用；经过移植与改良以后，它们也许会无限地促进温带居民的繁荣。

很显然，大多数动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植，大多数与之有关的新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发明与发现，主要使温带国家受益，尤其是温带地区的制造业国家。

[1]见附录三。

[2]《法的精神》，第十卷，第23章。

[3]按照查尔丁的说法，格伯利族是古波斯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人长相怪异，奇丑无比，笨手笨脚，就像一个蒙古后裔组成的部族。波斯贵族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同格鲁吉亚人和切尔克斯妇女通婚，所以他们就因貌美强壮而著称于世。普里特查德博士说，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因没有和异族人通婚，所以他们在身高、体力和长相等方面就不如苏格兰低地人。帕拉斯在对比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与相关部落对其后裔的影响时，也有同样的发现。阿扎洛证实，在西班牙人和巴拉圭人通婚的后裔更漂亮更强壮。异族通婚的好处不但在组成不同民族时优势明显，而且在同一个民族内部的血统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克里奥尔黑人（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同黑人的混血儿。——中译者）在天赋和体力方面，远远超过了那些不与异族通婚的部落并径直从非洲来到美洲的黑人。加勒比海人是唯一一个定期从其周边部落物色女人的印第安种族，他们在方方面面都优于美洲所有其他部落。如果这是自然法则，那么，中世纪那些城市的崛起和建立后昙花一现的进步，以及美洲人的精力充沛和体型优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