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农业国家，人们普遍心灵麻木、肢体笨拙，顽固地坚持旧观念、旧习俗、旧方法，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与此相反，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处处充满着不断追求身心满足、不断赶超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这两类国家的人民的各自的社会习惯和教育程度不同，部分地也是由于他们工作性质和工作的必要前提不同。农业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就精神和物质交流来说，他们彼此隔离。一个农业从业者做的事情几乎和另一个的完全相同，一个人生产的通常也是其他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和每个人的需求几乎雷同，每个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因此，在这里，精神交流和物质交换的诱因微乎其微。农业从业者主要同自然打交道，而非自己的同行。他们已经习惯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而后进行收获，而自己努力的结果如何却听天由命，因此知足、忍耐、认命，还有懒散和不思进取，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本性。职业使他们不能与自己的同行交往，因此他们的日常行为不需要更多的智力和技能。在他们出生的那个狭小的家庭圈子中，通过模仿就能掌握技能，因此他们极少产生可能做得与众不同或可能会做得更好的念头。从出生到离开人世，他们都在同一个范围很小的人际圈子和环境中活动，他们很难看到那些通过身心努力而实现富裕的先例。单纯农业的生产方式或贫困状况代代相传，所有竞争产生的力量几乎不复存在。

制造业的性质与农业根本不同。因业务关系制造商们相互吸引在一起，他们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商业交往中，通过商业交往手段而生存。制造商从市场上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他们只有自己产品的很小一部分用于自己消费。如果说农业从业者主要祈求于上天对自己的恩赐的话，那么制造商的生存和发展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商业交往。农业从业者不知道他们的买主是谁，或者至少无需十分担心如何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制造商的生存所依赖的却是买主。原材料、生活必需品、工资、商品以及货币的价格瞬息万变，制造商从来都难以确定利润会有多大。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靠苍天的恩赐和自己的勤劳苦干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致富，他们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才智和劳作。要确保获得绝对的必需品，他们就得不断努力，争取获得更多；为了避免贫困，他们就必须努力致富。他们如果能比别人先行一步，那就会致富；如果落后于别人，那就难免遭到毁灭。他们必须不断地做买卖、交换、讨价还价。他们还得处处同各种人际关系、同各种不断变幻的环境以及各种法规打交道，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智力方面的机会，要比农业从业者的机会多得多。要使自己有能力做买卖，他们就得掌握其他人和外国人的情况。要建立自己的事业，他们就得加倍努力。农业从业者所需要处理的只是自己邻里的事情，而制造商的业务则扩展到了世界各国。希望获得并保持同行的尊敬，以及与不断威胁着其生存和发展的对手进行的竞争，都是促使他们不懈努力、争取不断进步的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同时成千上万的事例向他们证明：凭借超凡的表现和艰苦奋斗，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可以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最上层；而智力和精神懈怠，也可以让人从最崇高的地位跌落到最令人可怜的社会最底层的地位。这样的氛围足以在制造商身上激发起一种在纯农业从业者中难以见到的活力。

如果把所有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很显然制造业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高度发达的智力条件和能力并使之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作用要远比农业要大得多。据传记作家斯图尔特说，亚当·斯密曾明确地表示过这样一个他自己极为得意的荒谬见解：农业比制造业和商业需要更多的技能。且不必深究制作一只钟表是否比管理一块农田需要更高的技巧，我们只需观察一点就可知道，即农业工作千篇一律，而制造业种类却成千上万。当然有一点不应忽视，为了与制造业进行对比，我们假设现存农业仍然处在原始状态，而并不是受制造业影响有所改进的农业。在亚当·斯密看来，如果说当今英国的农民的境遇要比英国制造商的境遇好的话，那么他一定忘记了这一点，即农民状况之所以有所改善，是因为受到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影响。

显而易见，农业需要的仅仅是同一类型的人的个人的能力，即仅仅按照简单的顺序把体力和耐力结合起来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而制造业却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智力、技巧和经验。制造业对于个人才能的需求有许多，使得制造业国家的个人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工作或职业，而在农业国家每个人的可供选择的余地却很有限。在制造业国家，个人才智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农业国家；而在农业国家，个人的有用程度通常取决于他的体力。在制造业国家，身体衰弱或残疾者的劳动常常受到高度评价，他们并不亚于农业国家体魄强壮的人的劳动。任何一种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无论是妇幼还是老弱病残，都能在制造业中实现就业并获得报酬。

制造业既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又是二者的支持者和哺育者。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农业条件对科学与技术的需求是多么少，原始农业的简陋工具的制作是多么不需要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种。诚然，农业最初是通过地租使人们致力于科学技术成为了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制造业，科学技术只能永远是私人的财富，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的有益影响也微乎其微。在制造业国家，科学启迪大众工业，大众工业同时支持着科学技术。几乎没有制造业行业不与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设计等学科发生关系的。离开这些学科的进步、新发现或新发明，数百种工业和工艺就不可能获得改进或革新，因而在制造业国家，科学技术必然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在于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实施，诱发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专门从事于教学和著书立说工作。对这类才能的极大需求，促成了人才之间的竞争，进而使科学活动有了分工与协作，这不但有利于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技术与工业的不断改进。这类进步的效果还会迅速扩展到农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以及运用高度智力经营的农业。在制造业的影响下，农业发展成为了一门技能工业、一门技术和一门科学。

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它在现在的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取代了古代奴隶劳动，并且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未开化国家的文明进化，对于人烟稀少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巨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制造业国家使用机械力量的机会大大多于农业国家。一个残疾人通过操纵蒸汽机完成的工作量要比一个仅靠双手的壮汉多百倍以上。

机械力量连同现代完善的运输设施，使制造业国家比单一农业国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显然，运河、铁路和轮船只有通过制造力量才能产生，也只有通过制造力量才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在单一农业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大部分产品，消费自己产品的大多数，他们只能经营些许货物运输和客运，这就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客运和货运，足以负担设立和维持运输机械的费用。

在单一农业的国家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没有多大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努力从事研究的人通常劳而无功，甚至成为自己研究和努力的牺牲品；而在制造业国家，却再也没有比发明和发现更便捷的发财和升迁之路了。因此在制造业国家，才智比技能更受重视、更能获得高回报，而技能则比体力更受重视和奖赏；而在农业国家，除了国家公职以外，情形却通常是相反的。

然而，制造业有利于国民的智力发展，同样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娱乐，诱导他们发挥体力和提供利用体力的机会，制造业也有利于劳动者的个人体力的发展。无可否认，在制造业发达国家，一个工人每天能完成的工作，要远远大于在单一农业国家完成的量，且不谈精良机器和工具为他们提供了多少帮助。

另外，在制造业国家，时间价值要比在农业国家更加受到重视，这足以证明劳动能力在制造业国家具有较高的地位。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劳动能力价值的标准，再也没有比对时间的重视程度更适合的了。一个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舍里无所事事。一个牧羊人怎么懂得衡量时间的价值呢？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只能靠吹牧笛或睡懒觉才能忍受的负担。一个奴隶、农奴或农民怎么会懂得珍惜光阴呢？对他而言，劳动等于惩罚，懒惰反而受益。因此，国家只是通过工业才能认识到了时间的价值。当前，赢得时间就赢得了利润，失去时间就失去了利润。制造商尽最大可能地利用时间的热情传递给了农业从业者。制造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地租、地产价值也因此增长起来了，耕作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利润也有所增长；这就要求土地必须提供更多的产出，以供应增加了的地租、资本利息和提高了的消费量。一方面，工资有了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工人们开始感到，他们所拥有的体力和技巧是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的，这时他们也开始明白英国人的谚语“时间就是金钱”了。(www.daowen.com)

农业从业者由于其生活状态与世隔绝，教育有限或者缺乏，对本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很难有所作为，也很难懂得如何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要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他的地位大都依赖他的地主。单一农业国家或是奴隶制盛行，或是在专制、封建和宗教政治压迫，仅仅因为独占土地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宗教阶层对广大农业从业者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业从业者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

在单一农业国家里，由于受到传统习惯的巨大影响，暴力、迷信和宗教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牢不可破，已经被农民视之为自己身体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工和行业的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促使不同行业的制造商彼此靠近。摩擦可以产生自然之火，摩擦也可以产生心灵之火。只有当人们紧密地聚居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广泛接触，以及在商品和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人们才会产生心灵上的碰撞。人们的生活越是集中在同一地点，每个人的事业就越是有赖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就越是需要知识、教育和小心谨慎，顽固、违法、压迫和傲慢、无视正义的现象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目标的干涉越少，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围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无论何时何地，自由和文明总是发源于城市的。从古希腊和古意大利，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再到随后的英国和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到处都是这种情形。

但是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类可以称为生产型城市，另一类是消费型城市。这其中一类的城市购进原材料进行加工，而对原材料来源的农村地区以及自身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制成品予以交换。这就是生产型制造业城市。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就越加能够展现，而制造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还有一种城市，城里的居民只靠消耗地租过活。当然，在任何国家，无论其文明程度如何，总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的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那种认为这种消耗对生产有害或不能促进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通过获取地租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的可能性，无论对于理财还是对于充分利用从农业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都是一个有力的刺激。而且，为了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再凭借他的教育优势和独立地位，食租者会对文明、对公共机构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上述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明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取决于国家业已获得的自由程度。这种意欲通过自愿活动对国家有所贡献从而崭露头角的念头，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的充分认可与尊重中、能够获得荣耀职位的国家中才会得到发展；而在有些国家，那里的统治阶级对于个人的任何为了获得社会重视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现，总是心怀嫉恨，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得不到展现的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耽于堕落和怠惰，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遭到蔑视，损害国民的品行和勤劳取向，也必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食租者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促进作用，但人们也会把这种制造业看成是贫瘠的、不健全的产物，尤其会认为它对国家文明、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健全的制造业特别容易培育起自由和文化，因此可以说，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没有成为产生懒惰、颓废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转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纯消费型城市才得以转变为生产型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费型城市的因素是公务员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也足以在城市促成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国家繁荣以及生产能力到底是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这就完全取决于这类消费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促进的还是损害的了。

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找到明显的原因，为什么在单一农业国家大城市能够存在，虽然在这些城市里居住着许多富人，也有多种贸易存在，但是它们对这个国家的文明、自由和生产能力的影响却微不足道。从事这些贸易的人必然同他们的顾客的观点相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只是出租者和公务员的家丁。与这些城市的奢侈生活相比，郊区居民则生活贫困、痛苦、思想狭隘、奴性十足。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食租者阶层和公务员而建立起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时，为广大的农村人口或出口提供贸易服务时，为了农业发展和生存而大量消费本国的农产品时，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才会对该国的文明、公共制度的改进和自由产生有利的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制造能力的实力越是得到增强，则由上述这些消费产生的制造力量、食租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的周围，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得到规范，使之更加符合共同利益。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大型城市的条件：制造商众多，他们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非常富有；其他商人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但地位却相同，而食租者阶层也感到自己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公务员受到了公众舆论的约束；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最广泛的群众服务，并以此获取谋生的手段。我们可以想象，精神和物质力量在一个如此小的地区结合成为了一个整体，这个力量又通过分工法则以及力量联合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观察到，首先，公共制度、社会与经济条件取得的任何改善、任何进步，以及公共利益的任何退化、任何损害，都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感知；其次，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大众是如何为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规则而很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以及又是如何在当地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后，一个如此进步、开化和热爱自由的社会，又是如何实现与国内其他情况的类似的密切结合的。如果我们对这一切都能考虑周全，那就能够深信，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总数多大），它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祉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相比是多么微小，而（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城市的强大靠的则是制造业的繁荣与贸易的发达，这些繁荣与发达的实现，需要依靠公共福祉的维持与改进。

城市对国家政治状况和市政状况的巨大影响，绝不是对农村居民不利，而是对他们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城市市民感到有责任让农民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因为乡村人民享有的精神和社会利益越多，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材料也就越多，而向城市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也就越多，城市也会因此而实现繁荣。虽然农村从城市那里获得活力、文明、自由和好的制度，但城市也通过让乡村人民拥有这些好处来保证自己获得自由和良好的制度。农业以前只供养地主及其奴仆，现在则为社会提供最独立和最坚强的国家的自由的捍卫者。现在，在农村文化土壤中，各个阶级都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升为农场主，而农场主则可以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地主；工业带来的资本和生产的运输工具，处处都为农业带来繁荣；农奴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规都已消亡；地主从自己拥有的林场中获得的收入，是他们以前用来打猎时的百倍。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悲惨的劳动中获得了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种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是养马、驯狗和打猎，对这类娱乐的任何干扰就会令他们不满，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些土地主人的尊严的冒犯；现在，地租（自由劳动的产品）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度过他们一年中的一段时光。在城市里，通过观看戏剧、欣赏音乐、接受艺术熏陶和读书看报，他们因此变得风度优雅；通过同艺术家和博学人士的交往，他们学会了推崇智慧和才能。他们从猎人变成了雅士。勤劳社会中人人奋力争取改善自己状况的情形也搅醒了他们内心的进取精神。他们开始追求知识和新思想，而不再追猎麋鹿和野兔。他们回到乡村以后，教给中小农场主一些值得仿效的范例，因此获得对方的尊敬而不是咒骂。

工农业越是发展，人类的思想就越不受约束，我们就越能让宽容精神占据上风，就越能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影响代替原始良知的狭隘和局限性。哪里的工业造就了宽容，哪里就能把牧师转变成为人们的教师和博学者。哪里培养了民族语言与文学，培养了文明与艺术，哪里的内政制度的完善就会和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并驾齐驱。正是从发展制造业开始，国家才有能力与欠文明的国家进行贸易，才能扩大商业航运，才能通过开拓殖民地建立海军，才能利用剩余人口进一步扩大国家的繁荣和增强国家的力量。

比较统计数据表明：在一个面积巨大、土壤肥沃的国家，如果其制造业和农业能全面、均衡地发展，那么与单一的农业国相比，它可以多养活一倍或两倍的人口，而且福祉水平会远远高于后者。由此可见，所有精神力量、政府岁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的安全保障，都会与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成正比。

在一个技术与机械科学对战争手段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所有军事行动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国防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民众是贫穷还是富裕，是聪明还是愚昧，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一心一意同情祖国还是三心二意心系外国；是能够招募到很多还是少数国家的捍卫者。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在这样的年代，人们更应该用政治的观点来评价制造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