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流行学派理论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陷：第一，漫无边际的世界主义既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的利益；第二，死气沉沉的唯物主义处处主要考虑事物的可交换价值，而不考虑国家的精神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能力；第三，形单影只的单一主义和个人主义忽视了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国家联盟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想象在同社会（即同整个人类）进行自由交换的状态下，个人勤奋可以获得很好的发展，好像人类社会没有被分成许多独立的国家和社会那样。

然而，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是存在着国家的，而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文学、特有的起源和历史、特有的风俗习惯、特有的法律制度，人们需要这些东西而使国家独立存在、逐步完善、长盛不衰，国家有自己的疆土；由各种复杂的精神关系以及利害关系组成的社会把自己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它承认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这种独立的特征使得它与别的同类社会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在目前这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能力、安全以及繁荣；同样，只有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然而，各个国家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我们发现它们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壮的也有存在缺陷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的和野蛮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在这些国家中也有自我保护、要求进步的冲动，这是天赋本能。政治的任务是使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由弱小变得强大，但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国家长盛不衰。而国民经济的任务便是完成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其将来进入国际社会做好准备。

处于正常状态的国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绵长的边境线以及稠密的人口；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协调发展；艺术、科学、教育事业都普遍得到培育并与物质生产处于同等地位；它的宪法、法律和制度必须为本国人民提供高度的安全和自由，必须有利于促进宗教、道德和繁荣。总之，它必须把国民的福祉当成自己的目标；它必须拥有足够的陆上和海上力量以保护自身的独立和对外贸易；它必须拥有对落后国家的文明产生有利影响的力量，以及用它的过剩人口、精神和物质资本来开拓新殖民地、建立新国家。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正常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精神文明、物质丰富和政权力量的基本条件。一个受人口数量和疆域面积大小限制的国家，尤其是受分散语言限制的国家，只能用残缺的文学和制度来发展艺术和科技。一个小国不能使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在国境的范围内实现充分完善。在这样的国家，一切保护都将成为私人垄断。这样的国家只有与更强大的国家结成联盟并且牺牲部分国家的利益和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勉强维持独立。

一个没有海岸线、商船或者是海军力量的国家，或者是对其河流的入海口没有管辖权的国家，其对外贸易就必须依赖于其他国家；它们既不能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也不能建立新的国家；从这些国家流向未开化国家的过剩人口、精神和物质资本将会失去它们本身的特有的特质，而有利于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洋和山脉作为屏障，那么极易遭受外国的侵犯，必将作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关税体系，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十分完善的。

一国领土的缺陷是可以弥补的，有的是通过王位的继承，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有的是通过购买，如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有的是通过征服，如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现在，第四种方法已被采用，用这种方法弥补缺陷，比征服更加公正、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它不依赖于继承等偶发事件，只通过协定就把不同的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德国通过关税同盟首先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但是只要这个同盟没有延长它的海岸线，即从莱茵河口延伸到波兰边界，包括波兰和丹麦，那就不能认为这个措施是完美无缺的。这个同盟的必然结果必定是这两个国家都加入德国同盟，最后都加入到德意志国家，到那时，德国就可以拥有它现在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渔业和海军力量、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况且，就血统和所有的特征而言，这两个国家本来就属于日耳曼民族，它们之所以债务缠身难以喘息，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自然规律，强行坚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当这种负担愈来愈重变得无法忍受时，当同大国结盟看起来是大势所趋和必不可少时，这种分裂局面必将宣告结束，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比利时的领土和人口都很有限，要弥补这一缺陷，那么与较大的邻国结盟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人口增加越多，美国的保护制度就越健全，它们就靠得越近，英国要想阻止两国结盟也就越没有可能了。

在经济方面，国家必须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原始落后状态、畜牧业状态、农业状态、农业—制造业状态、农业—制造业—商业状态。

各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由原始落后状态转入畜牧业状态，再由畜牧业状态转入农业状态，再然后由农业状态转入制造业和海运业的早期发展状态，受到了先进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的及时而有利的影响，但是要获得发达健全的制造业，拥有重要的商船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

一国的农业越是不完善，这个国家就越缺少将本国过剩农产品和原材料与国外制成品交换的机会；一个国家的未开化程度越高，就越适合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法律，那么这样自由贸易（例如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制成品）就越能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与文明。

但是，如果一国的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市政状态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它仍用本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同外国的制成品进行交换，那么这个国家从中获得的为改善国内社会状况的利益就会更少，而制造业能力强于自己的外国在竞争中取得了成功，那么这对这个国家就越不利。

后一类国家，也即已经具备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所需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条件的国家，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文明并获得了极大的物质繁荣，同时也提升了政治力量，但是在与比它更先进的外国制造业力量进行竞争时，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阻碍。只有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有理由实行商业限制并保护自己的制造业能力；也只有当它的制造业能力足够强大，不再有任何理由害怕与国外竞争时，并能从根本上保护国内的制造业能力时，实行保护制度才是合理的。

假使保护制度一下子排除了外国竞争，使被保护国与其他国家完全隔离，那么保护制度就不仅违背了世界主义的经济原则，而且与人们充分理解的国家利益也不相一致。如果要保护的制造业能力处于发展初期，那么保护性关税就必须适中，必须随着精神与物质资本的增加、技术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家精神的建立而逐步提高。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产业都需要获得同样的保护，只有重要的工业产业才需要特殊的保护。这里的重要工业产业是指，建立和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器设备、高科技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的工业产业，它们生产的是第一生活必需品，因此，无论从它的总价值还是从国家独立方面讲，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如果主要工业产业在适度保护下获得发展，那么其他次要工业产业就可以在保护较低的情况下围绕着它成长起来。有些国家工资水平很高，但是人口相对于其国土面积来说不算太多，比如美国，如果那些供应它们同类制成品的国家允许进口它们的农产品，那么这样的国家应该给予那些不是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制造业以较少的保护，而给予那些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制造业以更多的保护，这对它们较为有利。

流行学派认为用农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如同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力量一样，可以促进并传承文明，增加财富，尤其可以促进社会进步，这样就暴露出了它们完全误解了国家经济的性质。一个纯农业国永远不可能使它的国内外贸易、内地运输方式以及国外航运获得充分发展，不能使人口随着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增加，也不可能在道德、智力、社会与政治方面获得显著进步；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使自己处于对落后国家的开明和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地位，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一个纯农业国家与一个制造业兼农业的国家相比，其制度上的差距不知有多远。前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总是或多或少地依赖于用制成品交换它的农产品的生产量，它自己不能决定应该生产多少，它必须等着其他国家愿意从它那里购买多少农产品然后才决定生产多少；相反，后者（即农业兼制造业国家）自己也生产大量的原材料和粮食，但只用从纯农业国的进口补充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就行了。这样，纯农业国影响销售的能力首先要靠制造业兼农业国家的收成的多少来决定；其次它必须在销售过程中与其他纯农业国家进行竞争，它本来就无法确定自己的销售量，现在变得更没有把握了；最后，一旦发生战争或遇到新的关税制度，它同制造业国家的贸易将面临彻底中断的危险，进而一方面它将无法为过剩的农产品找到销路，另一方面将无法满足制成品的国内需求。正如我们所陈述的那样，农业国家就像一个只有一支臂膀的人，另一支是借外国的，但是它不能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这支借来的臂膀；而农业兼制造业国家自己的两臂齐全，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

流行学派认为保护保护制度只是投机政客玩弄的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手段，这是根本错误的。历史证明，保护制度起源于国家为实现繁荣、获得独立和能力的自然努力，或者是战争和占优势的制造业国家制定敌对性的商业法规的结果。

独立和权力的概念起源于“国家”这个概念。流行学派从来不考虑这些，因为它并没有把单个国家的经济，而是把整个社会，即全人类的经济当成了它们的研究对象。例如，假如我们假设所有国家通过普遍联盟结为了一体，那么，各个国家的独立和力量再也不是它们所考虑的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独立就成了一纸普遍性的法律空文了，就像罗得岛州和特拉华两州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地位一样。自从这个合众国建立以来，这些小州就再也没有考虑过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或者考虑过它们的安全不如比自己大的州有保障的问题。

假如各个国家的世界联盟的原则是合理的，假如某个国家已经预期到能从这个大联盟中、从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中能够获取巨大的利益，而它却仍坚持制定自己的国家的方针政策，就好像这个国家的联盟早已存在似的，那么它这样做就不合情理了。我们要问，如果一个国家考虑到了普遍的、持久的和平状态的巨大利益和合理性，那么就会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拆除要塞，为什么任何正常的人不可以认为这个政府是精神失常的呢？如果这样的政府这样做了，它们的所作所为与流行学派希望政府做的就没有什么二致了，流行学派认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好处，要求政府应该放弃从保护中获得的好处。

战争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商业关系起着破坏作用。在战争条件下，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将被迫与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制造商分开来。然而，当制造商（尤其是如果他属于一个海军力量强大的国家的公民，并且从事着广泛的商业活动）从本国农业从业者那里或者是从其他获准进入本国的农业国那里得到了补偿，那么纯农业国的居民将遭受商业中断带来的双重损失。

纯农业国居民的农产品市场将使他们彻底破产，因此，他们将失去购买制成品的手段；以前贸易的存在使这些制成品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现在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遭到削弱。

然而，一个战争削弱了其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农业国家，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中断，却在人口、文明和农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涌现出了大批制造业和许多工厂。战争发挥的作用如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作用一样。农业国认识到了拥有自己制造业能力的巨大好处，通过亲身体验，它们坚信，在战争造成的商业中断期间，它们的所得大于所失。于是，纯农业国产生出了从现有状态发展成为一个农业兼制造业国家状态的信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因战争给它带来的机会而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实现和平以后，与原来就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重新恢复了这种贸易关系，那么它们就都会发现，在战争期间新的利益已经形成，重新建立原有的商业关系将破坏新形成的利益。[1]先前的农业国会感到，如果恢复向国外销售农产品，势必要牺牲自己业已建立的制造业；而那个制造业国家也会感到，它在战时形成的国内部分农业生产的格局将受到自由进口的破坏。因此双方都想通过征收进口关税的办法来保护这些利益。这就是近五十年来的商业政治史。

是战争使更多近期的保护制度是得以产生。我们坚持认为，即使英国在和约达成后并没有犯那个重大错误，并没有限制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输入，从而使战时实施保护制度的动机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然而，对于那些处于二三等水平上的制造业国家而言，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继续实施保护制度，并进一步发展它。对于一个农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状态的未开化国家来说，只有与文明的制造业国家进行贸易才能进步，当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只有拥有自己的制造业才能够使繁荣、文明和力量达到最高程度。将一个纯农业国变为农业兼制造业国的战争，对这个纯农业国来说是一种恩赐。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这样，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其后代将受益无穷。但是，一个有能力发展自己制造业的国家，在和平到来后，如果仍走纯农业的老路，和平对它来说就是一个诅咒，比战争的危害性更大。

在普遍和平恢复后，英国限制外国生活资料和原材料的进口，从而限制了它（垄断全球制造业市场）的主要倾向，这对制造业能力处于二三流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当然，英国战时垄断本国市场农产品供应的农业从业者，在战后将感到自由竞争的残酷，但这只是初期的情况而已，到了后期，英国制造业将垄断全世界的制造业（这一点将在其他章节中阐述），它们的损失将获得十倍的补偿。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制造业国家，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它们的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在这之后（二十五年的战争已使它们的农产品与英国市场处于隔离状态），也许再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严格保护，它们的制造业能力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成功地与英国的制造业进行自由竞争。假如（我们说）这些国家在忍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牺牲以后，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拥有制造业带来的巨大利益，愿意从一个只有农业兼制造业国家才可以获得的高度文明、繁荣和独立的地位，降低到纯农业国的劣势地位，仅仅因为这种说法可以取悦英国，使这个国家可以察觉到这些国家犯的错误，察觉到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可以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水平，那么这同样是有害的。

假定英国的制造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促使主要由大地主组成的上院和主要由乡村地主组成的下院对进口农产品作出让步，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一个保守党不会在新的环境下通过一个新的《谷物法》呢？谁又能够肯定是否会因为一次海上战争或者新的大陆制度，再度使欧洲大陆的农业从业者同岛国的制造商分离，迫使欧洲大陆国家重新从事制造业，使它们在恢复和平后所做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

这种情况下，流行学派会谴责大陆国家就像西西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死后坠入地狱，被罚从山下往山上推石头，但石头在近山顶时又滚落，如此循环，劳而无功。——中译者）推石头一样，在和平时期把在战争时期建立的制造业毁掉。

如果流行学派没有从这门学科（尽管这门学科自命为科学）中把政治完全排除，没有完全忽视国家的存在，也没有完全不考虑战争对独立国家间商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那就不会产生这样荒谬的结论。(www.daowen.com)

如果农业从业者和制造商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持久和平使他们结合在了一起，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对已有制造业的扩大和改进，都将引起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这种需求是确定的，它不依赖于外国的商业规则或者外国的商业周期，也不受外国的政治骚乱或战争、外国的种种发明和革新以及农业收成的影响；国内的农业从业者不需要将这种利益与外国分享，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年年都十分稳定。不管其他国家的农业产量如何，也不管政治世界的误会有多少，它们总依赖自己农产品的销售，并以适当的、合理的价格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制成品。但是，本国农业的每一次改进，每一个新的耕作方式的出现，都会对本国制造业产生激励作用，因为本国农业的每一点增长，都会给本国制造业带来相应的增长。这样，通过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作为国家实力和支柱的两大资源的不断进步就有了保证。

政治力量不但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保证国家不断繁荣，而且还使国内的繁荣和自身生存也有了保证，这些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英国通过《航海法》获得了政治力量，又通过政治力量将它的制造业力量延伸到了其他国家。然而，波兰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只有伴随着国内制造业力量的产生才能产生，所以波兰被从这些国家的名单中除去了。

流行学派不否认尽管外国的市场十分繁荣，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仍十倍于国外市场；但是流行学派没有从这个结论中得出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结论，即培育和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要十倍于到国外寻求财富的重要性，只有在国内制造业实现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对外贸易才能获得重要地位。

流行学派只从世界主义的观点而不是用政治学的观点判断市场的性质和特征。欧洲大陆的许多沿海国家都位于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制造业的自然市场范围之内；对于欧洲大陆的内陆国家而言，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制造商能够在自由贸易下，在自己的口岸维持与英国制造商同样的价格。英国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广大市场，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生产，因此可以使制成品的价格更低，最终以低价向海外销售，这就使英国的制造商比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更具优势，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要想获得这样的优势，只有靠长期保护本国市场，积极改善本国交通，才能逐渐实现。然而，沿海一带的市场，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对各个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上占上风的是外国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那么这个国家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裂的。的确，如果一个国家的港口城市同情外国人胜过同情本国人时，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的地位都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科学不可能为了促进世界主义的目标，既不否认也不忽视或曲解各国特殊环境的本质，只有对这种本质给予高度关注，引导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更高的目标努力，世界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流行学派的学说在实践中的成就何其渺小，这不是实践政治家的错误，他们对国家环境的特征有相当正确的了解，而是理论本身有错误（这些理论和一切实践相背离）。这些理论会阻止一些国家（如南美洲国家）引进与本国环境特征相悖的保护制度吗？或者是一些国家将保护扩大到本不需要保护的粮食和原材料等领域，这些限制措施会对贸易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既包括进口方也包括受限制的出口方，那么这个理论也会阻止这些国家采用保护政策吗？[2]对于那些精制品，主要是奢侈品，让它们参与自由竞争，不会对国家的繁荣产生任何危险，那么这个理论会阻止对这些物品实行保护吗？不会。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它与事物的本质不符，以后也不会引起任何变革。如果它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那它就能够而且必然会引起重大的变革。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说明防止粮食和原材料的自由贸易，能够给采取预防措施的国家带来不良影响，并且只有以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标才有理由实施保护制度，那么这个理论将会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将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这样它就可以将保护制造业的能力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从而引导一个目前正在实施严格禁止制度的国家，例如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禁止制度。制造商们只要明白，这些理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毁坏已有的制造业，而是要把保护和促进这些制造业当做每一个明智的商业政策的基础，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一变革了。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教导德国人先通过固定的保护性关税，随后再提高，然后再逐渐降低关税，直至取消关税，促进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周密安排有限的外国竞争对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进步都是有利的，那么这比起单纯地帮助扼杀德国制造业的做法对自由贸易事业做出的贡献就更大。

这一理论不能期望美国制造业会为了同外国进行自由竞争而牺牲自己的制造业，它们的制造业受到了廉价原材料和粮食以及机械力量的保护。然而，只要美国的工资远远高于那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只要其他国家都同意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对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成本的制成品的进口尽量放开，那么这样做对美国的生产能力、文明的发展、政治力量的壮大都是最为有利的，这样，这个理论就不会受到反驳了。

自由贸易理论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不论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土耳其、埃及还是一切野蛮的、半开化的或热带的国家都可以行得通。上述国家（在它们目前文化状态下）就再也不会坚持那个愚蠢的观点了，即希望通过保护制度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力量。

到那个时候，英国就会放弃垄断全世界制造业能力的打算，它不会再要求法国、德国、美国牺牲自己的制造业，以报答允许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免税进口而作出的让步。到那个时候，它将考虑到这些国家实行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尽管它自己越来越拥护自由贸易。这个理论已经让它懂得，一个已经达到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国家，只有自由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同国外的制成品进行竞争，才能保护自己的制造商，使其免于退化或怠惰。

英国一向的做法是说服别国实行自由贸易，而它自己却实行严格的保护制度，但到那个时候奉行和现有商业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即不论外国是否实行保护制度，它都将允许竞争。它将希望其他国家推迟采取普遍自由贸易的制度，直到其他国家不再担心自由竞争将破坏它们的制造业为止。

英国在当时和在这个愿望实现以前的那段时期内，会由于各国的保护制度使日用品的出口遭受损失，它可以通过出口更多的上等商品，通过为制造商开辟、建立和培育新市场来弥补损失。

它将努力在西班牙、在东方、在中南美洲各国努力倡导和平，在中南美洲野蛮和半开化的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国家施加其影响力，使这些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文明政体，将生命和财产安全引入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修筑自己的道路、开凿自己的运河，发展文明和教育、道德与勤奋，消除狂热、迷信和懒惰。如果英国在进行这些努力的同时能够取消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的限制，那么它将大幅度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这比不断企图毁坏欧洲大陆制造业的做法更有效。

然而，英国的教化工作如果想在野蛮和半开化国家取得成功，那么就不能采取独占的方式，决不能像在巴西那样，采取商业特权垄断市场，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这种做法将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迫使它们反对英国的努力。显然，迄今为止，文明力量的影响对上述国家的教化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种自私政策就是其结症之所在。因此，英国应该在国际法方面推行这样一种规则：一切制造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商业都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样，英国不但可以在自己的教化工作中得到他国的帮助，而且如果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承担起相同的教化工作，那么对英国自己的商业也并无害处。由于英国在所有制造业和商业方面都具有优势地位，因此英国所得的出口市场份额最大。

如果为了保持英国的繁荣，就有必要争取世界制造业的垄断权；如果其他国家把英国作为榜样，也想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又不损害英国；或者是英国没有必要因为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而使自己的财富状况显得不如从前；或者自然将赋予德国、法国、美国（没有损害英国的繁荣）大量的发展机会，达到和英国同等的制造业水平。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确切地加以证明，因此英国一直不断地反对其他制造业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做法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任何国家如果其制成品拥有全部的国内市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为它提供制成品的那些国家将因被排挤出这个市场而遭受损失，这个国家将从制成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为自己生产的国家，将在本国的经济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多，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与依靠从其他制造业国家进口相比，在制成品的消费上可以有很多办法。

就制成品出口而言，温带地区特别适宜发展制造业，它有它特殊的活动领域，可以努力供应热带地区国家的消费，而热带地区国家可以用殖民地的农产品交换温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但是，热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的消费部分地要受到它的剩余农产品的影响，这一点与气候有很大关系；部分地要受到温带地区国家对农产品需求的影响。

如果现在能够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带地区国家生产的糖、大米、棉花、咖啡等等是目前产量的五到十倍，温带地区国家的消费量也是目前的五到十倍，那么就能同时证明，在这段时期内，温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对热带地区国家的出口量也可以比目前扩大五到十倍。

欧洲大陆国家对它们的殖民地产品的消费以过去五年的消费量的增长为依据，而如果不征收消费税的话，或许这种增长还要大得多。

关于温带地区国家产品增加的可能性，过去五年荷兰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以及英国在东印度群岛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从1835年到1839年，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增加了三倍，进口的咖啡增加得还要多，进口的棉花也有大量的增长。英国最近的报纸（1840年2月）极其兴奋地报道说，东印度群岛生产这类商品的能力是无限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英国进口这些产品就不需要再依赖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了。荷兰已经感到很难销售其殖民地的产品了，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我们还要注意到，北美继续扩大它的棉花产量——得克萨斯州已经悄然兴起，毫无疑问，它的实力将超过整个墨西哥，使那片肥沃之地出现像美国南部各州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秩序和法律、勤奋和智力将逐渐扩展到从巴拿马到合恩角的整个南美洲，继而扩展到整个非洲和亚洲，从而使各地的产量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到那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里的空间绝对不只是供一个国家用来销售制成品的。

如果英国只通过从东印度群岛进口就能满足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了，那么英国怎么能够垄断生产殖民地产品的所有国家的制成品市场呢？如果英国无法吸收一些国家的殖民地产品并与之进行交换，那么它又怎么能够企图把制成品出售到这些国家呢？或者如果欧洲大陆制造业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没有能力去购买、消费这些产品，那么它又怎么会对殖民地产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呢？

因此，很显然，抑制欧洲大陆的制造业的发展虽然会妨碍大陆国家的进步，但对英国的繁荣却什么好处也没有。

更为清晰的是目前甚至在一个漫长的时期，热带国家将用大量的原材料交换一切适于生产制成品的国家的产品。

最后，英国制成品在欧洲与美洲大陆的自由竞争垄断了世界制造业，然而就保护制度而言，并不更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改善。保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热带地区的农业的利益而发展整个温带地区的制造业。

如果其他国家适宜发展制造业并有相应的领土、国家力量和聪明才智，那么看到英国在制造业、航海业和商业上取得的进步，就不必灰心丧气，它们也可以取得同英国一样的制造业强国的地位。未来的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的情景，远不是今天所能比拟的，就像今天这些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过去一样。我们要鼓起勇气，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朝着这个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精神，立刻行动起来，培育这棵幼小的树苗，让它为我们的后代结出丰硕的果实。首先，我们必须拥有对本国市场的所有权，至少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须拥有这种权力，对于那些同意用我们的制成品同它们进行交换的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做到能直接获取它们的热带产品。如果德国不愿远远落后于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话，那么德国商业同盟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1]参阅《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分，第2章。——英译者注

[2]参见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