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学派的闻名归功于其赫赫有名的创立者发现了自然法则，而这一法则被该学派称为“劳动分工”。但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其继承者们都没有彻底地研究该法则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或者继续探究这一法则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劳动分工”这个词表达模糊，因而对它必将产生出错误的或者模糊的看法。

当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打猎或捕鱼、伐木、修补木屋、准备弓箭、织渔网、制作衣服，这是“劳动分工”；但是，当十个人分别承担制作一枚针的不同工序时，也可以称为“劳动分工”（这是亚当·斯密举过的一个例子）。前者是客观的劳动分工，后者则是主观的劳动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促进生产。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同一个人将其工作进行了划分，以便生产各种物品；而后者则是几个人共同承担生产一件物品的工作。

但是，如果两种活动都被称之为劳动的联合也同样正确。野蛮人是把自己的各种工作联合起来；而制作一枚针的情形，则是不同的人通过完成同一项工作而联合了起来。

自然法则的本质特征显然不只是劳动分工，而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精神、智力和一般生产能力的联合或者结合。流行学派根据这个法则解释社会经济的重要现象。这些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仅仅是因为分工，更是因为联合。亚当·斯密在表述的时候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即使社会最底层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联合劳动和多人协作的结果。”[1]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他已经清楚地表达过）联合劳动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

亚当·斯密所举的那个制作针的例子是用来描述劳动分工的优越性的，如果我们继续考察那个例子，并且寻找十个人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制作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时的产量要比单个人制作针的产量更高，究其原因是，单个人无法将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因而这种没有同一商业活动的目标的分工对生产的促进是很有限的。

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每一个人必须既在体力上也在脑力上合作。制作针头的工人如果不想冒工作白费的风险，就必须和制作针尖的工人合作。工作当中，所有工人之间的劳动必须有一个比例，工人们必须尽量住得近些，他们之间的合作必须得到保证。假设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如果这十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居住在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合作被战争、运输中断和商业危机等所中断的几率有多大呢？增加的制作成本和相应丧失的分工的优势又有多大呢？其中任何一个工人脱离或者独立出去，那么其他人岂不都将失去工作？

由于流行学派只把活动划分作为自然法则的唯一特质，因而就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只将这一法则运用于独立的工厂或者农场这样的错误。它没有意识到这个法则的活动范围还尤其可以延伸到整个制造业能力和农业能力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之中。

生产针的工厂只有利用其各部分生产能力的联合取得发展，而其他每一种制造业也只有将其自身的和其他行业的生产能力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发展。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要能顺利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矿场和金属冶炼厂必须能够向它提供必要的原料，并且各类需要机器的工厂愿意向它购买产品。没有机器制造厂，一旦遭遇战争，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丧失大部分制造业能力的危险。

同样，一个国家的全部制造业和农业联系起来，而后者又和农民联系起来，彼此间靠得越近，它们之间交往遭到中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遭遇战争、国别争端、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等事件时，这种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合作的优越性是很显著的，绝不亚于同一个制针厂的工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协作劳动所产生的优势。

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制造业中比在农业中更适用。[2]斯密只看到了单个的工厂和农场，却忽视了将其理论延伸到整个地区和省区。如果在每一个地区和省区都能全心全意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它们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的最适宜的农业的生产，那么，商业活动的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协作影响将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地区适合种植谷物和亚麻，另一地区则适合栽种葡萄和水果，还有一些地区适合生产木材和饲养牲畜等等。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从事上述所有的农植物品种的生产，那么很明显，它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不及一个只从事其自然选择的最适宜生产某一品种的地区；并且，如果同其他拥有自然优势并专门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地区交换剩余产品，那么该地区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也没有那些地区高。这种商业活动的分工和农业中的生产力的联合只有在一个所有制造工业都获得极大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发生。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存在对不同产品的巨大需求，或者存在对剩余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使得生产者能确信无论其剩余产品的数量有多少，都能在今年或者至少是来年以合适的价格卖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于农产品的收购和储藏，或者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大力改善交通运输设施，例如，运河和铁路系统以及公路和内河等；并且只有在运输条件得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地区和省市向其他所有省区或者更远的地区输送剩余产品才成为可能，并且也可以换回自身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自给自足，那么交换的可能就几乎不存在了，而且也没有必要耗资建设交通设施了。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工作划分和个人力量的联合导致生产能力的增加，这一现象正从单个的工厂遍及全国。商业活动划分得越细，工人的劳动结合得越紧密，每一个工人为共同目标的合作越有保障，那么工厂就越会得到发展。随着一个国家各行业整体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和其他工业行业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单一行业的生产能力也会获得相应的提升。如果制造业行业的生产能力与农业在地域上、商业上和政治上联合得越紧密，那么农业的生产能力就越大。制造业生产能力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商业活动分工和农业生产能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并逐步提高到最完善的阶段。如果一个国家促使其领土上所有的制造业行业都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阶段，并且又有足够的领土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制造业从业人员提供其必需的大部分生活用品和原材料，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拥有最强的生产能力，也将会变得最为富有。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增长的负面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只拥有农业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那么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最需要的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缺少了生产能力中的另一半的最关键的因素，即它还缺少对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有益的商业活动的划分。一个国家的不健全不仅仅在于其生产能力只有健全国家的一半的水平，而且还在于它拥有与健全国家相同或者更大面积的领土，相同或为数更多的人口却只能得到健全国家获得的全部物质财富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能比一个人多产十倍以上甚至三十倍以上的产品。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用两只手所做的工作绝不只是少一半，而是要少更多。机器对制造业活动的改进越多，能用于农业的机器越少，那么生产能力的损失就越大。农业国家所损失的部分生产能力，将落入那个用制成品向其交换农产品的国家的手中。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损失才是积极的，即这个农业国家已经达到了工业文明和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这对该国建立制造业能力是所必需的。如果它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仍处于野蛮或半开化阶段；如果它的农业生产能力甚至还未脱离原始状态；如果通过进口纺织品、出口原材料的贸易方式没有使该国得到逐年的显著发展，并且也没促使其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增长；如果这种商业贸易可以持续进行而不遭遇别国原材料进口的禁止或者因战争的冲击而中断；或者如果该农业国处于热带地区，并且贸易双方获利均等，且也符合自然规律，那么处在这一条件下的该国在用本国农产品交换国外纺织品时，会比完全利用本国资源进行生产能更快更稳地实现文明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如果农业国家在国外商业的带动下已经达到了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在贸易过程中，如果制造业国家在输出制成品时拒绝接受农业国用农产品作为交换；或者如果制造业国家在农业国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进而导致农业国的制造业无法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国的农业生产力就会处于残缺不全的危险境地。

我们说的农业的残缺境地，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和稳定发展的制造业，以至于全部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在农业中工作，进而消耗掉国家的全部剩余农产品，那么一旦人口大量增加，就只能通过移民或者与原来的农民争夺眼前有限的土地，直到每个家庭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只能生产出仅供家庭所需的那部分基本的食物和原材料，而没有大量的可以用来和制造商交换所需的制成品为止。在一国生产能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国（只要其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人口增加的大部分就应该转移到制造业中去，将剩余农产品的一部分用来供养制造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另一部分用来换取制成品、机器和工具，以改善农民的消费水平并增加他们的产出。

如果这种状况能够及时实现，那么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会相互促进并有所增长，且这种增长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十分巨大。不过就农业所需的劳动力来说，除了维持最大限度的农产品剩余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向农业转移，现有土地也不可能再进行分割。农业人口创造的剩余农产品越多，能消费的制成品也越多。剩余农产品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制造业人口需求的持续增长。多余的农业人口因此可以在制造业行业找到工作，而制造业人口最终不仅将和农业人口数量相当，甚至会超过农业人口。英国就属于后一情况，而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则属于前一种情况。英国之所以能在两大生产部门之间进行自然的行业划分，主要是依靠它的养羊业和毛纺织业。英国在这两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其他国家迅猛很多，而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而遭到破坏。占有土地就获得了权势的原因只在于，封建主凭借土地获取一定数量的奴仆并且在自有土地上加以利用；奴仆越多，封建主可以召集的士兵就越多。何况在蒙昧时期，封建主除了豢养大批的奴仆以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消耗大笔的收入，除非在那些奴仆为封建主服劳役并以少量农产品缴纳税收的条件下，封建主可能会分给奴仆一点点土地以耕种，除此以外，封建主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使奴仆获得一定的报酬并效忠于他们。这样，就人为地建立起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制度的基础。现在，如果政府要人为地改变这一制度，那么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初始状态。(www.daowen.com)

要制止一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下降，并逐步革除旧有制度遗留下来的弊端（除了鼓励移民以外），那么现有的最好的措施就是建立国内制造业能力，并逐渐把新增的人口吸引到制造业上；农产品的需求越是增加，大面积的土地耕作就越是有利可图，并可以鼓励耕作者从其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农产品。

耕作者和土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大小总是取决于农产品和制成品以及其他各类产品进行交换的难易程度。基于这一点，任何在国际贸易方面稍有发展的国家都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我们在其他章节里已经用英国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但是，一个在工业文明、资本拥有量和人口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会发现，自身制造业力量的发展，比只拥有最发达的国际贸易而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力量对农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这个国家免受由于战争、国外贸易限制和商业危机造成的波动；还因为这样该国就节省了农产品出口及制成品进口过程中发生的大部分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成本；还因为制造业的发展促使现有的交通运输得以改进，并从交通改进中获益；并且，同样的原因使得原来没有被开发的人力和物力得以开发，特别是因为制造业和农业彼此越靠近，那么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互换能力就越强，并且两者之间的各种产品的交换就越不可能被多种突发事件所打断。

在我1828年写给费城工业技术促进协会主席查尔斯·英格索尔先生的几封信（这些信集结成册以后的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大纲》）中，我试图解释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政治权力制度下，用以下的方式将制造业和农业联合起来的优越性。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进一步假定你也不懂得烤面包的技术，就像（安德森所说的）十七世纪时鲱鱼腌制法还不为英国人所掌握时的情形那样；因此，可以假定你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面粉然后烤成面包。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麦子有多少被英国人作为磨面和考面包的成本扣下了？在输出麦子和输入面包的过程中，雇用的运货人、海员和商人消耗的有多少？最后回到种麦人手中的又能剩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方法，国外贸易进程将受到极大的推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交易是否特别有利于国家的福祉与独立自主。设想一下，如果你们国家（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的处境将如何？同时那些习惯了英国面包口味的人又将怎么样？因此，为了种麦人的利益和经济繁荣，要求面粉厂主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农户的富裕，制造商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平原地区的经济振兴，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城市应当坐拥其中；为了国家农业的繁荣，本国的制造能力应尽可能地发展到最高程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繁华的城镇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业情况。在偏远地区，农民仅种植那些能够经得起长途运输的作物。这些作物与那些距离购买者较近的地区生产的作物相比，价格低而质量又好，但农户利润的绝大部分耗费在运输上，因此很难获得可以有效用于他的农场的资金。由于缺少好的榜样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们很难被引导利用新的工艺、更好的工具和新的种植方法。农户本人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缺少对生产能力发展中的努力和竞争的刺激，就难免陷于怠惰状态。

但是，在靠近城市的地区，农户会利用每一寸土地来种植那些土壤最适合种植的作物。他们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尽量多生产。蔬菜、家禽、蛋类、牛奶、黄油、水果以及那些远郊农户认为不值钱的农产品，都会给近郊农户带来巨大的收益。远处的农户必须依赖于牲畜的繁育，而近郊农户则可以从牲畜饲养中获利，并且可以完善其根系作物和草料作物的种植。他们可以利用对远处农户用处不大或几乎没用的东西，比如石头、沙、水力等等，并且众多最好的机械设施及各种耕作方法也随手可得。为农场发展积累必需的资金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坐拥土地的经营者及其工人们，面对着城市提供的消遣、在他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唾手可得的利润，被激发出了全身心的热情来全力改善他们的条件。于是国与国之间也正好出现了与农户间同样的差异，有的国家制造业和农业齐头并进，有的国家则只能用本国的农产品来换取别国的制成品。

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主要取决于职业的种类及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合作。一枚针之于制针厂，如同国家福祉之于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的大社会。国家最重要的职业分工在于脑力与体力的分工，这两者相互依存。脑力劳动者在推动道德、宗教、教化、知识增长、自由扩大、政治机构完善的延伸——国家内部的个人与财产的保证、国家外部的独立与国力——等方面越成功，物质财富的生产就会越丰富；反之，体力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容易推动脑力生产。

职业最重要的划分、在物质生产上的最重要的生产能力的合作，是农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划分与合作。如上所述，二者相互依存。

就像在制针厂里一样，在国家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的分支，甚至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取决于所有个人相互关系的协调运转。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平衡或生产能力的协调。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太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人学士及太少的熟练工匠、商人和渔夫。这是高度先进的、广博的文化没有被高度先进的制造业能力和广泛的内外贸易支持的结果，就如同在制针厂里制造了太多的针头而缺少针尖一样。在一个国家中多余的针头是：大量的无用的书籍、令人难以捉摸的理论体系、学术争端，通过这些，国家的思维变得更晦涩而不是更文雅，同时人们会从实用的职业中退出。同样的生产能力退步也会发生在那些国家中，原因是它拥有太多的牧师和太少的青年导师，或者拥有太多的士兵和太少的政治家，或者拥有太多的管理者和太少的法官及太少的权利与正义的辩护者。

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就如同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缺少了一只胳膊一样。商业仅仅是农业能力和制造业能力的交换媒介，介于它们独立的分支之间。一个国家用农产品交换外国的制成品，就如同缺少一只胳膊的个人借助于外来的胳膊，这种支持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不如他拥有两只胳膊有用，这是因为它的活动会受制于外人的反复无常。拥有了自己的制造业能力，它就可以生产出国内制造商能够消费的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如果依赖于外国的制造商，那它就可能只生产那些外国不屑于自己生产的剩余部分，于是它们就会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购买。

就像在同一国家不同的地区一样，地球上的不同国家间也存在着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合作。前者是由内部或国内商业所引导的，而后者则是由国际商业所引导的。但是，国际生产能力的合作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合作，常常被战争、政治规则、商业危机所打断。尽管一定意义上它是最重要的，但因为由此使得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彼此相连，因而对已经获得先进文明的单个国家的繁荣来讲，它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这是被流行学派的学者所承认的，他们宣称一国的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是海外市场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观点中他们得出了结论，即为实现其目标，每个大国的利益驱使它们先形成国内联合，然后才考虑国际联合。

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工都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气候及自然条件。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出中国的茶叶、爪哇的香料、路易斯安那的棉花或者处于温带国家的玉米、羊毛、水果及制成品。如果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国内劳动分工（即本国生产）来提供和其自然条件不相符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本可以通过国际劳动分工（即通过对外贸易的做法）更好更便宜地获得，那么这个国家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不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来满足其国内的需求，而是仅用其剩余的产品来购买其领土内受自然所限不能生产的必需商品，那么这就表明这个国家缺少国内制造业的能力或国内工业。

世界上从自然中受惠最多的国家，很明显的是那些土地肥沃并且能生产出数量多质量好的一般生活必需品的国家，是那些气候适宜于身心发展的国家，是那些温带地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能力特别发达，它们不仅由此获得了精神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以及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具备了使热带国家及处于次文明的附庸国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它。温带国家因此遥遥领先，不仅能使它们的国内劳动分工达到最高的境界，而且能够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使自己富裕。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部，第1章。

[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部，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