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名著题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经济学流行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书中提出，如同对分散的私人个体经济一样，对国民经济也应该用双重观点进行考量。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能拥有财富，即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会变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如果他能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会变得富有。

因此，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使财富增值，而且还能弥补那些失去了的财富的损失。这种情形从个人来看是这样，从整个国家来看更是如此（国家不能仅仅靠租金收入过活）。德国在过去的每个世纪都被瘟疫、饥荒或者来自国内外的战争所破坏，不过它仍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能力，也因此很快重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与此同时，西班牙富裕并且强大，但却由于受专制君主和僧侣的统治，虽然国内相对和平，[1]但却深深地陷入了贫穷和不幸之中。西班牙依然阳光普照，人们依旧拥有同样的领土和丰富的矿藏资源，人们仍是那些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引入宗教裁判之前的那些人，但是那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其生产能力，变得穷困和衰退。美国的独立战争让它损失惨重，但它的生产能力却因为获得了独立而急剧增强；还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实现和平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它获得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它战前所拥有的。我们比较一下法国在1809年和1839年的状况，会发现后者比前者要好得多。尽管这样，法国还是在此期间丧失了大部分欧洲大陆领土的主权，遭受了两次破坏性的入侵，并且付出了数十亿的战争费用和赔款。

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位拥有明晰的理解力的人，是不可能忽略财富和财富的原因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带给国家的巨大影响的。在他的著作的导言中，他明确地指出：“劳动是一切国家获得财富的支柱，而财富的增加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的熟练、精巧和判断力的程度。其次，它还取决于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比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密十分清晰地从整体上认识到，国家的状况主要是由国家生产能力的总和决定的。

从个别思想家大脑中产生的完整科学应该完美无瑕，看来这不是造物主的计划。显然，斯密过于注重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的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劳动分工”，而没有将生产能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探究到底。不论他的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有多大贡献，但“劳动分工”似乎是他最为得意的观点，并以此确保他的著作能赢得声名，确保他为后世所景仰。

他有太多世俗的智慧，他明白，想出售一件珍贵的珠宝的人是不会将财宝与小麦一起装进麻袋里然后带到集市上去出售的。当然，麦子是有用的，但是更好的办法是将珠宝摆放到最显眼的位置。他有太多的经验，不会不知道一个初次登台的演员（他的著作刚刚面世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便是这样一个角色）如果在首演中造成轰动，即便在接下来的几场中发挥得比平常稍逊色，也会较容易获得原谅；他特意将劳动分工学说作为书的序言。斯密没有失策，他的第1章便为整部著作带来了好运，并奠定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权威的基础。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证明，恰恰是这种把“劳动分工”这一重大发现放在有利地位的热望，阻碍了亚当·斯密继续探究“生产能力”这个观念（他在序言中表达过，也曾在后面的章节中频频提到过，但仅仅是无意的），也阻碍了他用更完善的方式展示他的学说。他将重大价值附在他所提出的“劳动分工”学说上，显然被这种做法所牵制，错误地将劳动本身看成是所有国家财富的“源头”，即使他自己曾清楚地认识到并陈述过，但劳动的生产能力主要依赖的是劳动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我们要问，如果一种现象的本身就是许多深层原因的结果，而我们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原因，那么这种论证难道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论断吗？毫无疑问，所有财富必须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消耗而获得，但基于这一事实并不能引申出什么有用的结论。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国的国民既努力又节俭，但它仍然难免陷于贫苦和潦倒。无论谁希望了解和探究一个国家怎样从贫困和未开化的状态走向富足和繁荣，或从富有而康宁的状态走向贫困，但在被告知努力劳动是财富的泉源而懒惰是贫困的原因之后（这一解释所罗门王早于亚当·斯密就提出过），往往会提出一个更深次的问题：什么是劳动的原因以及什么又是懒惰的原因？

把人的肢体（头、手和足）描述成为财富的源泉（至少我们因此可以更接近真理）或许更准确，于是接着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促使头、手、足从事生产和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除了鼓舞个人的精神、使他们的精神成果变成社会秩序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天然力量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一个人越是意识到他需要为将来作准备，他的智慧与感情就越会激励他保障自己最亲近的人能够拥有未来并提高他们的福祉；他越是从小就养成了预先计划和行动的习惯，那他的高尚情感就越能得到发展，身心就越能得到锻炼；他越是从小就看到好的学习榜样，那他就越有机会运用身心的力量改善他的条件；他的合法活动受到的约束越少，以往的努力取得的成功越大，取得的成果又越多地受到保护，那他就越能通过规范的行为和活动赢得公众的认可和尊敬；并且，他的头脑受到偏见、迷信、伪概念和无知的影响越少，那他就越能对生产对象尽心尽力，也就越能取得成就，就越能更好地利用他的劳动成果。但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主要依靠的还是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即科学和艺术是否昌盛，公共机构和法律是否有利于促使严谨的性格、道德和智慧的形成，是否有利于保护个人及其财产的安全、自由和正义；还依靠这个国家是否所有的有关物质繁荣、农业、制造业和贸易的因素都被平等地协调和培育；并且依靠这个国家的力量是否强大，是否足以保护它的民众在财富和教育上一代又一代地不断进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力量，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使国外的自然能力能为他们自己服务。

亚当·斯密总体上对这些力量的本质知之甚少，他甚至不认为这些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特征，他的研究只局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精神劳动，他当然也认识到它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能与判断”，但是当他的研究涉及这种技能与判断的原因时，他只分析到劳动分工为止，并且他只用了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进行阐述。很快，他的学问越来越深陷于唯物主义、排他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中了。假如他能够继续探究“生产能力”这个概念，而不是一门心思地钻研“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那他很有可能察觉到：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独立的“生产能力”理论才能解释经济现象。但是他错误地用物质环境和条件解释精神力量，并因而打下了谬误和矛盾的基础（我们打算证实这一点），使其学派痛苦至今。为什么连最聪明的头脑都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斯密学派仅仅研究价值理论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找到佐证——该学说处处以“交换价值”概念为基础，而且还可以从该学派给学说下的定义中找到答案。萨伊说该学说是研究财富或交换价值如何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一门科学。毫无疑问，该学说并不是研究生产能力如何兴起和发展，以及生产能力如何受到约束和遭到破坏的。麦卡洛克明确地称之为“价值科学”，最近的一些英国学者则称之为“交换科学”。

私人经济中的例子能最好地阐明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的情形：两个家庭的父亲，他们都是拥有田地的农场主，每人每年各积蓄一千泰勒（德国旧银币名称。——中译者），每人都有五个儿子。一位父亲将他的钱储蓄起来以获得利息，并让他所有的儿子都努力干活；另一位父亲则用积蓄将他儿子中的两个训练成拥有良好技能和聪明头脑的土地所有者，并让另外三个儿子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职业。前一位父亲依照价值理论行事，后一位父亲则是按照生产能力理论行事。第一位父亲在他临终的时候或许比第二位父亲拥有更多的交换价值，但从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的财产被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得益于改良了的管理，每一部分都能生产出比以前还是整块地的时候更多的产值；而其余的三个儿子则通过天赋学到了各种谋生的技能。前一个家庭的土地财产将被分成五份，每一份都仍沿用原来整块地使用的陈旧的生产方式经营。在后一个家庭中，精神力量和才干得以培育和开发，并且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而以后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拥有更大的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而前一个家庭的后代，则会由于地产的越分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穷困。因为如此，奴隶主通过奴隶的繁殖增加了他的交换价值总量，但他却毁掉了其后代的生产能力。所有用于教导年轻人、促进正义、保卫国家等的花费都是为了有利于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消耗现有价值。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废除奴隶制与采邑制，继承王位，印刷术、印刷机、邮政体系、货币、度量衡、历法、钟表、警察制等的发明，终身保有不动产法则的引进，交通工具的采用，都是生产能力的丰富源泉。要想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对照欧洲与亚洲各国的情况就足够了。要想充分评价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对国民生产能力产生的影响，我们只需要阅读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即可。司法公开、陪审团审判制度、议会立法、国家管理的公众控制、公众团体和自治市的自我管理、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都给予了立宪制国家的公民及其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的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是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我们几乎设想不出任何一种法律或者公众合法决议，不会对国民生产能力的增加或减少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2]

如果我们只将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比古代国家更富裕、人口更多、国力更强、更繁荣呢？古代国家可是用了比现在多得难以计数的人手进行劳动的（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并且人们工作更努力，每一个人也都拥有更多的土地，但是人们吃的穿的质量却比现在的要差得多。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有必要涉及近一千年来在科学和艺术、国家和公共管理、对智力和生产能力的培育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这些国家的现状，就是我们前人世世代代的全部发现、发明、进步、完善和努力等不断积累的结果，它们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智力资本。单独的一个国家要想具有生产性，只有当它已经知道如何恰当地运用前人的成就，并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扩大这些成就；只有在其边界内，领土的天然禀赋、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人口和政治力量能够产生足够全面的、平衡的各种财富资源，并能将其道德、智慧、商业及政治影响扩展到那些欠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国际事务中时，才能如愿以偿。

流行学派经济学家曾试图使我们相信：政治经济学不能把政治学和政治权力考虑在内。如果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目标，那么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定义价格、资本、利润、工资和租金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们分解成各种构成因素，然后观察什么因素将影响它们的涨落等，而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但很明显，这些内容不仅属于私人经济领域，而且也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只需要看看威尼斯、汉萨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能感受到物质财富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多大。

每当该学派必须考虑这种相互影响时，它们常常陷入最奇怪的前后矛盾之中。我们在此只稍注意一下亚当·斯密对英国《航海法》提出的权威性意见就足够了。[3]

这个流行学派因为没有适时地考虑生产能力的性质，没有考虑国家的综合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同比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以及忽视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的重要性，尤其忽视了属于国家以及各制造行业已获充分发展的制造业力量的价值。它错误地将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归为一类，而在谈到劳动、自然力量和资本时又十分笼统，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该学派没有意识到，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与一个同时拥有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专事畜牧业的国家与专事农业的国家。在单一农业条件下，存在着任性与苦役、迷信与无知状况，文化、贸易、交通工具也很短缺，而政治上也很软弱。在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民的身心力量被调动起来，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内自然能量和资源被加以利用，资本也难以积累。

我们来比较一下波兰与英国的情况：两个国家曾在同一时期处在相同的文明阶段，但现在它们之间的区别多大啊！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这个流行学派将这种教化力量归因于对外贸易，但那样做就把交换者和创造者混为一谈了。国外制造业为对外贸易提供货物，这些货物通过贸易的方式输送给我们，而我们则通过货币媒介交换国外的商品而得到产品和原材料的消费。(www.daowen.com)

但是，如果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的制造业都无可争议地对我国的农业产生了有利影响，那么那些与我们有着地缘、商业和政治联系的本地制造业又会产生多少有利的影响呢？这些制造业从我们这里获取它们需要的食物和原材料不是少部分而是一大部分，其产品的价格也不会因运费太高的缘故而变得昂贵，我们的贸易也不会由于国外制造业为了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或由于战争或由于禁止性关税的缘故，而被迫中断。

现在，我们能看到该流行学派由于将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他们研究的唯一目标，将纯粹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能力，因而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之中。

根据这个学派，一个养猪的人是这个社会有生产力的成员，而一个教书育人的人却完全没有生产力。一个制作风笛或竖琴销售的匠人有生产力，而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却是没有生产力的——仅仅因为他们的演出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个拯救病人性命的医生不属于生产性阶级；相反，一个制药工人却属于生产性阶级，尽管他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即药片）也许在其变得一文不值之前仅存在几分钟。像牛顿、瓦特或开普勒这样的人不会比一头驴、一匹马或一头拖重物的牛更具有生产力（这类劳力近来都被麦卡洛克列入了人类社会生产性系列的范围之内）。

我们不能相信萨伊已经用他自己虚构的“非物质货物”或产品修补了亚当·斯密这个学说中的缺陷，他仅是稍微粉饰了这个学说愚蠢的结论而已，并没有使其摆脱它内在的荒谬性。根据他的观点，精神（非物质）生产者具有生产性仅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酬劳，并通过牺牲交换价值来获得酬劳，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4]在他看来，精神生产者只是积聚的资本。而麦卡洛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人就像他自己生产出来的机器一样也是劳动的产品。在他看来，任何经济研究都应该从这个观点着手去考虑。他认为，斯密已理解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只是没有从中推论出正确的结论。他还从许多其他事情中得出结论说，吃与喝是生产性的行为。托马斯·库柏评估说，一位精明的美国律师值三千美元，大约是一个强壮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些引起我们关注的流行学派的错误和矛盾，可以用生产力理论的观点轻而易举地加以修正。养猪者和制药者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的，但是青年人和成年人的老师、演奏家、音乐家、医生、法官和管理者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前者生产交换价值，而后者则生产生产能力；其中一类人使后代成为生产者，而另一类人则增进当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格，第三类人使人类高贵并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第四类人使他的病人保有生产能力，第五类人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第六类人建立和保护公共安全，第七类人则通过他的艺术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以使他们以更好的状态生产交换价值。在纯粹的价值学说中，这些生产能力的生产者理所当然地只能在他们的服务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报酬时才被考虑；这种考虑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能产生实际作用，举例来说，在公共税制的学说中，税款就要按交换价值来确定。但只要我们考虑的是国家这一层面（从整体和其对外关系出发），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完全不够的，它还会导致一系列狭隘的和错误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像萨伊认为的那样在于它拥有更多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而在于它的生产能力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虽然法律和公共机构并不产生直接价值，但它们生产“生产能力”，但如果萨伊主张国家能在所有形式的政体下变得富有，而通过法律的方法什么财富都创造不了，那他就错了。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时，我们不能像单个的商人那样单用价值理论来衡量它（即仅从任何特定时间获得的物质利益来考虑），而当对象是一个国家时，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考虑国家的现在及将来的生存、繁荣和力量所依赖的条件。

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些物质财富以获取文化、技术及协同生产的能力，它必须牺牲某些现在的利益以确保将来的利益。因此，如果在所有的国家中，其各行业的制造业能力的发展形成了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权力取得更大进步的基本条件（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已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证实）；如果说在世界现有的情况下，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早已存在并且在本土受到了保护，那么一个新的没有受到保护的制造业国家，在同强国进行的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可能的（而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证明）。谁有可能仅仅用基于价值理论的论点证明，一个国家应该像单个商人一样，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如果我们制造所有那些能从国外以便宜价格购买的商品，那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太傻了吗）？或者，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保护性关税形成了垄断，使国内制造商个人受益而牺牲了国家利益）？保护性关税的确在开始之初会提高制成品的价格，但同样正确的同时也是被流行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全面发达的制造业能力，那么那些商品在国内生产就比从国外购买更便宜。因此，即使保护性关税会牺牲一些价值，但它却有利于获得生产能力，这不仅能保证国家有无限量的物质产品，而且还能在战争时期确保工业的独立性。国家通过工业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繁荣，获得了成功从事对外贸易和拓展海运业的各种手段，这提高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完善了国内制度，加强了外部力量。一个有能力发展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性制度，那它的做法就像那个土地经营者一样，只牺牲了一些物质财富，但却让他的孩子学会了一种从事生产性事业的能力。

流行经济学派本该运用生产能力理论判断一些情况，而它们却运用了价值理论，这就使它们深深地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这一点从萨伊对外国有时为了促进出口而提供的奖励金的评判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些是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现在，我们假设法国考虑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制造业，而此时英国却给予出口百分之三十的奖励金，那么这样英国的“礼物”会给法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法国消费者在前几年也许能获得比以往便宜得多的他们需要的制成品，但法国的工厂会衰败下去，数百万的工人将变成乞丐，或者被迫移居他国，或转为务农。在最好的情况下，现在这些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将变成他们的竞争者，农产品将增加，消费则会下降，其结果必然是产品价值减少，财产价值下降，国家贫困和国力衰退。英国的“礼物”仅仅是价值上的，而法国却付出了失去国力的高昂代价，这就像苏丹王惯于送给他的高级官员的贵重礼物丝织绞索一样。

自从希腊人把木马作为“礼物”赠送给特洛伊人以后，接受他国的“礼物”就成了接受国一桩令人生疑的交易。英国以补助金的形式给欧洲大陆价值连城的“礼物”，但这些大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丧失力量的惨重代价。这些补贴金如同鼓励英国出口的奖励金一样，对英国有利，却对德国制造业有害。[5]如果英国愿意在若干年里无偿地向德国提供其必需的产品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推荐德国人接受这种好意。如果英国人由于新的发明能够使生产亚麻布的成本比德国人用旧工艺生产的成本低百分之四十，且他们因为使用新工艺仅仅比德国人早了几年，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不采用保护性关税，那么德国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就如同德国失去了肢体的一部分，而谁又会为了买到比以前便宜百分之四十的衬衫却失去了一条胳膊而感到欣慰呢？

如果英国人常能找到机会送给外国礼物，那么这种送礼的形式将是十分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也常常并非他们所愿，外国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这种礼物。英国人的制造业和商业在世界上占垄断地位，他们的工厂总是处于一种他们称之为“生产过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由于“贸易过度”造成的。在那段时期，每个人都将他的库存货物扔上船，这些货物在八天之后即出现在汉堡、柏林或者法兰克福，三个星期后出现在纽约，而那时的售价仅仅是它们实际价值的一半。英国的制造商们此时虽遭受了损失，但他们却得救了，并用随后较高的价格补偿了自己；而德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们却遭到了本应该是英国人遭受到的打击——他们破产了。英国此时只是隔岸观火，听着爆炸的声音；而当爆炸的碎片落在了别的国家时，如果这些国家的居民抱怨让他们遭了殃，那么中间商和经销商们就会说“是危机造成了这一切”。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危机多么频繁地使那些与英国进行自由竞争的国家的整个制造能力、信用体系，不仅如此，还有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根基都受到了动摇，而这些国家还必须用高价购买来回报英国的制造商们，那么我们对优先运用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调节各国商业关系的做法不产生出极大的疑问吗？流行经济学派却从不认为阐明这种商业危机的原因和结果是有利的。

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领会到了制造业和工厂对财富、文明和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以及保护它们的必要性，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也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更一样。不必了解该理论的奥妙，他们的远见卓识就已令他们完全领会了工业的本质，并且对他们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重农学派却别有用心地从另一个角度以一种诡辩推理的结论来解释这个性质。这个学派建立的空中楼阁已经消失，是一些更加现代的经济学派摧毁了它，但是即使后者也未能使自己从原来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仅仅是稍稍比前者更进了一步。由于这一学派没有认识到生产能力和纯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同，没有将前者同后者区分开加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交换价值的理论之下，因此它很难理解农业生产能力与制造业生产能力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有多么大。它没有认识到农业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需要并运用大量的人类身心力量、自然能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工具力量（后者被流行学派称为“资本”），除非国内制造业力量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发展，而在此之前那些力量还从没发挥过也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个学派设想，通过建立制造工业，这些力量就会脱离农业，转而投向制造业。然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强不仅不会牺牲农业的利益，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农业获得高度繁荣和发展的手段。

[1]西班牙在遭受拿破仑的侵略之前情况确实是这样，但之后就并非如此了。我们的作者的结论在后面的这种例外情况下是完全无效的。——英译者注

[2]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卷，第242页）中说：“法律不能创造财富。”当然法律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它们创造了生产能力，这比财富也就是拥有交换价值本身更为重要。

[3]《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分，第2章。

[4]萨伊曾在很多地方解释了这一观点，我们仅引用他最后说的一段（《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六卷，第307页）：“一位律师或医师的用了一定代价取得的并且能产生报酬的那部分才能是资本价值，但不能转化为实物，只是寄托在拥有这种才能的个人躯体之中。”

[5]见附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