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魁奈和法国经济学家之前，仅有政治经济学存在，实践这一学说的重任被政府官员、管理者及论述管理问题的学者承载着。而论述这一理论的学者仅仅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来考虑，并没有分析财富的起源或者考虑到全人类的利益。

魁奈（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人）首先将他的研究扩展到了全人类，而不是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出发。他把他的著作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这样设想：所有国家的商人构成了一个商业共同体。魁奈无疑提到了世界主义经济学，一门讲述全人类如何实现繁荣的科学；与此相对立的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仅仅用于探究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手段（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实现繁荣、文明并获得力量。

亚当·斯密[1]也用同样扩大的观念对待他的学说，他致力于揭示基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绝对自由的世界主义思想，尽管重农主义者犯了违反事物本质、违反逻辑的大错误，但亚当·斯密和魁奈一样，他们很少关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为了经济条件的进步每个国家必须遵从的政策。他将他的著作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人类的所有国家）。他仅在著作的一章中提到了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仅仅是为了说明它们没有效率，用来证明“政治”或者国家经济学必然用“世界主义或者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尽管他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战争，但这只是偶然提到。永久和平状态的思想构成了他理论论证的基础。此外，他的传记的作者斯图尔特明确地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的：“大多数旨在促进公共繁荣的国家规章是不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从低级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高级的繁荣状态，不需要别的，只需要适度的赋税、公平的司法治理以及和平。”亚当·斯密自然把“和平”理解成了圣皮埃尔神父所指的“持久的、普遍的和平”。

萨伊曾公开要求，为了理解普遍的、自由的贸易思想，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存在。萨伊的努力仅仅限于将亚当·斯密提出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六卷，第288页）中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考虑以家长为首的一个家庭的经济利益，相关原则及研究将构成私人经济。但是，这些涉及整个国家利益的原则，不管是涉及这些国家本身还是与其他国家有关，都构成了公共经济。最终，政治经济学与所有国家的利益即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有关。”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萨伊意识到了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存在，称之为“公共经济学”，但他没在其著作中加以研究；其次，他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归类为一个学说，这个学说明显地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在这个学说里，他始终只论述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全人类的利益，而并非个别国家的单独利益。

如果萨伊在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世界主义经济学、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或者全人类的经济学）之后，让我们了解到了他称之为“公共经济学”的这门学说的原则，那么，准确地说，这只不过是某些既定国家的经济学或者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不必在乎这种称法的改变。

在定义和发展这个学说的时候，他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属性着手研究，以揭示“全人类经济学”必须经历的实质性改变。事实上，在目前，人类仍然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国家，每个国家由共同的力量、利益统一在了一起，与其他在天赋自由权利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类似的社会团体截然不同。但是，他把世界主义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然而却没有给出解释，名词的改变影响了意义的改变，从而掩盖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错误。

后来的一切理论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之中。西斯蒙第也准确地把政治经济学解释为“以造福全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一点上所告诉我们的，也不过是魁奈及其追随者已经告诉过我们的。《方法评论》里的文章在谈到重农学派时，几乎用了同样的话：“个人福祉完全依赖于全人类的福祉。”

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美国第一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托马斯·库柏（ThomasCooper）——甚至也否认国家的存在，他把国家称为“一个语法上的发明”，仅仅是为了便于表达，它不是一个实体，除了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存在之外，实际上并不存在。库柏的观点同这一点非常一致，甚至比他的前辈及导师更加一致。因为很明显，一旦具有明确属性和不同利益的国家被认可，那就有必要根据这些特殊的利益调整人类社会的经济。如果库柏把这些调整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否认国家的存在是非常明智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彻底否认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主流学派已经使其完善了。但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或者萨伊所称的“公共经济学”，也应该科学地发展。对事物合理命名比给它们一个和实际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得多。

如果我们希望恪守逻辑、事物的自然法则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将个人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加以区别；而为了解释后者，我们还应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建立在国家的概念和属性之上，讲述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在世界目前状况下以及在各自的国家关系下维持并改善它的经济条件）和世界主义经济学加以区分，后者起源于这样的假定：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处于持久和平状态的社会。

如果像主流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假设有一个全球统一体或者一个所有国家的联邦作为持久和平状态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看起来就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个体在追求独自的繁荣时受到的限制越少，那么同他进行自由贸易往来的人数就会越多，而财富数量也越多；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他在为了增加他的繁荣而利用先天的禀赋、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时就会更加容易。这对个人如此，对各个团体、社会及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傻子会这样认为，对美国各州、法国各县、德国各个联邦来说，把它们联合起来进行自由贸易往来不如通过内部地方关税分割更为有利。

在大不列颠三个王国和爱尔兰的联合过程中，世界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效率。让我们假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结成联盟，那么最生动的想象也不足以描绘全人类会获得的巨大财富及幸福增加的蓝图。

毫无疑问，一个全球联盟和持久和平的思想是常识和宗教所推崇的。[2]如果个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被认为是违背理性的，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谴责呢？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明史上找到把人类统一在正义的法律之下的合理性的证据，这可能是能被健全的人类理解力所接受的最明显的证据。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人类陷入战争时，人类的繁荣就会处于最低水平；而当人类和谐相处时，人类的繁荣也会同比例地增加。在人类的原始阶段，最初形成的是家族联盟，然后是城市、城市联盟，接着是整个国家的联盟，最后是在同一个政府管理下的几个国家的联盟。如果事物本质上的趋势性力量特别强大，强大到足以把这种联盟（从家族联盟开始）扩大到成千上万，那么我们就认为可以使所有国家结盟。如果人类能够理解这种伟大联盟的益处，那么我们应该敢于设想全人类的联盟会带来更大的益处。许多例证都表明这种趋势符合时代精神。我们稍微提一下科学、艺术、发明、工业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就可以了。可以肯定地预言，再过几十年，由于运输工具的完善，地球上文明国家会以一个世纪前英格兰与其他不同国家间实现联盟的同样方式（或者更紧密的方式）实现物质和文明的联合。欧洲大陆的政府早已开始使用电报作为互相交流的手段，就像它们同处一地一样。强大的力量已经使工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更强大的力量的出现已初露端倪。但是工业进步越快，并相应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两个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则它们在一周之内相互之间造成的损害，即使用一个世纪的时间也难以弥补。由此可以推断，为生产服务的同样的新生力量也会带来破坏，并有利于防御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它们对英国构成了威胁，英国原先的岛国防御地位将面临丧失的危险。在欧洲各大国的国会里，组成将来统领整个欧洲的国会已处于萌芽状态。通过议定书消除分歧的努力已经占据了上风，代替了通过战争力量获取正义的做法。对财富和工业本质的深刻洞察，使一切文明国家的精明的首脑们深信，对未开化、半开化及文化正在衰退的国家的教化以及建立殖民地，为文明国家生产能力的发展提供一个领域，那么这些生产能力定会比战争或者贸易限制造成的相互敌对状态给它们带来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这点理解得越深，随着未开化国家由于运输工具的改进而与发达国家发生的联系越多，那么文明国家就越能认识到：对未开化的、陷于内部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或者被不良政府压制的国家的教化，是它们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均等利益，同时也是它们应负的责任，只有通过团结才能实现。

从那些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来看显而易见，各国的文明和全球文化，形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肩负的任务。这些自然法则驱使文明国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欠发达国家扩张或者转移生产能力。我们到处可见，在文明的影响下，人口、精神力量和物质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不得不向其他欠文明国家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不能使农业人口充分就业，那么农业人口的富余部分就会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适宜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和有技术能力的人数太多，以至于不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那么他们就会流动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利率下降严重，以至于小资本家不能以此谋生，那么他们就会将他们的钱投资到相对贫困的国家并以此获利。(www.daowen.com)

因此，一个正确的原则构成了流行学派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个原则要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那么它就必须被认识并被加以科学利用。为了不误入歧途，实践一定不要忽略这个思想。只是这个学派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本质、特殊利益和条件，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及永久和平联系起来。

流行学派假定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状态已经存在。它假定了一个世界联盟和永久和平状态的存在，进而推断出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用这种方式，它混淆了因果关系。在那些政治上已经联合起来的省份和城邦中，持久和平状态的确存在，并且从这些政治联盟中产生出了商业联盟；反过来说，由于这种持久和平状态的保持，这些商业联盟才会对政治联盟有利。所有历史事实都证明，总是政治联盟开路，商业联盟紧随其后。[3]没有任何一个例子可以表明商业联盟首先出现，然后政治联盟从中产生。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会产生世界共同体；恰恰相反，欠发达国家将普遍成为制造业、商业及航海业发达国家的霸权的附庸。这个结论的理由很充分，按照我们的观点，这是无可辩驳的。只有当许多国家的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与权力等方面发展到了几乎同等的水平时，一个世界联盟（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父的意思）也即一个由世界各国组成的、彼此认可有同等权力的并放弃自我调整的联盟才会实现。只有随着这个联盟的逐渐形成，自由贸易才能逐步发展，才能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即给予所有国家像那些政治上已经联合的省份和城邦一样巨大的利益。保护制度因此成为使那些文明程度远远落后的国家达到和先进国家（但是，先进国家从来没有被赋予工业的垄断权，它们仅仅是在时间上获得了优势而已）同等文明程度的唯一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保护制度当做促进国家最终联盟、推动真正贸易自由的最有效率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正确地评价各个国家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的环境，教导我们各个不同的国家能够上升到一个工业发展的阶段，通过和其他国家结盟实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发展，随后自由贸易才成为可能并变得有用。

但是，流行学派把两种学说混淆了起来，它犯下了按照纯粹世界主义原则来判断国家情况的严重错误，这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忽视了生产能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忽视了生产能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所以才使得马尔萨斯误入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歧途；或者使得查默斯和托伦斯最近坚持了一种古怪的想法，即认为资本积累和无限制性的生产是邪恶的东西，而社会福祉迫切需要这种限制；或者使得西斯蒙第宣称制造业对社会有害。在这方面，这些理论很像吞食了自己孩子的萨杜恩（古罗马的农神。——中译者）。这些理论认为，人口、资本和机械设备的增加产生了劳动分工，并用这个观点解释了社会福祉，最后认为这些巨兽般的力量威胁到了国家繁荣。不过，这个理论仅仅考虑到了各个国家的条件，而没有把全球的情况以及未来人类的进步考虑在内。

人口增长快于生存手段的增长的说法是错误的。假定这样的比例失衡、试图用模拟的计算方法或复杂的论述来证明这种说法，至少是愚蠢的，只要地球上还有大量自然资源未被开发利用，就足以养活现有的人口的十倍乃至百倍。用目前的生产能力标准来验证在一定土地上能养活多少人口过于偏激。野蛮人、猎人和捕鱼人，按照他的算法，地球不足以养活一百万人；按照牧羊人的算法，不足以养活一千万人；按照原始农民的算法，整个地球不足以养活一亿人。但是，现在仅欧洲就生活着二十亿人。马铃薯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以及其他农业的普遍改进，使创造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翻了十番。在中世纪，每英亩小麦的产量是先前的四倍，而现在是先前的十到二十倍；另外，五倍多的土地得到了开垦。在许多欧洲国家（它们的土地和英国的土地一样肥沃），目前产量不超过它先前的四倍。谁敢为发明、发现及人类进步设置更多的限制呢？农业化学刚刚开始使用，谁敢说明天通过新发明或新发现，土地产量不会再翻五番或十番呢？我们已经有了用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肥沃土壤的手段，地下还蕴藏着多少未知的力量有待开发呢？让我们仅仅假定通过一种新发现，我们便可以在各地很便宜地生产热能，而无需借助现有燃料，那么，那样又有多少土地可以耕种，而某块土地的产量又会有多大幅度的增长呢？在我们看来，马尔萨斯学说提出的发展趋势有些偏激，他所用的方法也有些矫揉造作，他的方法破坏了道义和力量，非常可怕。它试图破坏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物主用来发挥人类身心的力量、唤起并支持人类高尚情感的最积极的手段，这是一种人类取得更大进步的愿望。他的学说将使最无情的利己主义上升到法则的地位；它要求我们对饥饿的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我们给他食物和水，那么三十年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忍饥挨饿。它用冰冷的计算代替了同情。这个学说有意把人类的热心肠变为铁石心肠。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变成了铁石心肠，毫无热心可言，那么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最终期待呢？除了一个国家的所有道德都被破坏，所有生产能力、全部财富、文明和国家力量都随之灰飞烟灭，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快于生存手段的增长，如果资本积累过快，再也找不到投资之地，如果机械化使大量技工找不到工作，使制成品大量过剩，这仅能证明大自然不允许工业、文明、财富和力量降临到一个国家头上，或者说世界上大部分适合耕种的土地只能由野兽占据，而绝大部分人应该处于野蛮、愚昧和贫困状态。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学派在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判断人类生产能力时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学派在用世界主义观点考虑各个国家利益时所犯的错误。

如果现实中存在一个由所有国家结成的联盟，假使在欧洲大陆各国就像在英国一样，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拥有同样的宪法和普遍法律，并且英国政府愿意服从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那么就像由不同的州组成的北美合众国的情形那样，过剩的人口、人才、技工及物质资本，将以从北美合众国东部各州向西部各州的流动方式，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在这些假定的情况下，没有比自由贸易更能将这些国家的财富和文明提高到和英国同一的水平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理论观点。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个理论又如何能和自由贸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呢？

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今以后将把它的国家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唯一指导。英国人特别偏好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法规及习惯，只要有可能，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和资金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因为自由贸易制度，通过把英国的制成品市场拓展到欧洲大陆各国，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赶时髦在法国或德国建立制造业。英国所有的过剩资本都将被立刻用于同世界其他各国进行贸易。如果英国人想移民或者想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投资，那么他们会像现在这样，更喜欢那些已经使用他们国家的语言、法律、规则的遥远国家，而不是那些愚昧落后的欧洲大陆国家。整个英国都将被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城市。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将会被英国开化，将建立起效仿英国时尚的新型国家。一旦一个在英国这个母国统辖下的由英式国家组成的世界形成，那么欧洲大陆各国将丧失它们的一切，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毫无生机的民族。这样，用最上乘的葡萄酒供应英国式的世界将成为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内的事，而它们的人民自己只能喝最差的葡萄酒；法国顶多保留女帽加工业，德国只能为英国式的世界提供儿童玩具、木钟及哲学著作了，有时也提供一些辅助军队，为了扩展英国式的世界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并传播语言和文化，士兵们被派遣到亚洲和非洲遥远的沙漠地区，憔悴沦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消几个世纪，英国管辖下的世界的人们想到或提到德国人和法国人时的语气，就像我们现在说亚洲各国时的语气一样。

但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把世界自由贸易带来的结果看成是极度违反自然的；它认为如果在汉萨同盟时代就实行世界自由贸易的话，那么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将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领先世界各国。

即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看，仅仅因为英国人通过财富和力量首先建立了商业制度而常常忽视世界主义原则，就把全世界的财富和力量分配给他们，这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自然发挥作用，必须首先通过人为手段，使那些欠发达国家达到英国目前的文明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过我们间接指出的生产能力的世界主义趋势，世界上遥远的国家并不会先于周边那些欧洲国家受益并变得富有。那些在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环境上具有优势并自认为有能力发展自己制造业力量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把保护制度当成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采用。而保护制度会产生两种效果：第一，通过逐渐把外国的制成品从我们的市场上排挤出去，造成外国劳动力、人才和资本的过剩，使它们必须在国外寻求利用；第二，我们的保护制度将鼓励劳动力、人才和资本向我们国家流动，并吸引过剩的生产能力到我们这里寻找用武之地，而不是转移到世界其他遥远的国度或者殖民地中去。政治科学涉及历史，它探讨英国在此之前是否用这种手段从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汲取了大量的生产能力。它要问：当世界主义学派假装权衡保护制度的利与弊的时候，它为什么却完全忽视了这个制度所产生的后果呢？

[1]据说亚当·斯密原本打算把他的伟大著作献给魁奈的（参看T.奥尔曼和J.奥尔曼1825年出版的《亚当·斯密传记》）。——英译者注

[2]基督教推崇的是持久和平。但是在“一个羊圈、一个牧人”的诺言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教友派教徒们的那些原则无论如何完善，都无法加以实施。基督教的教义和诺言完全符合人类物质和精神福祉的要求，这是对基督教是出于神的创始的最好证明。

[3]这个说法在李斯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却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外，德国各联邦在关税同盟下的商业联合比它们在帝国之下的政治联合要早得多，而且后者的出现是由于前者的有力推动。——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