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国家的幸福同人民的知识、道德和勤奋总是成正比的，财富也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但是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等方面的支持，那么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

历史无处不向我们展示着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劲过程。在意大利与汉萨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的生产力量，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人们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同比增长；但是，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量方面汲取了不断进步所需的物质条件与动力。英国工业的崛起与力量的增强，是从英国真正奠定了国家自由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萨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力量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勤奋、节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弥补自由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能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关于自由、智慧与教化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因而也就是对国家生产能力与财富的影响，显示得最为清楚的莫过于航海业了。在所有工业追求中，最需要活力、个人勇敢精神、进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业，而这些条件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下才能创造。无知、迷信、偏见、怠惰、懦弱给航海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行业的不利影响。这一行业同其他行业相比，自信心是最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上就找不出一个被奴役的民族能在航海事业上获得卓越地位的例子。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向来严格地限制于内河运输与沿岸贸易。在古埃及，人们对海上运输深恶痛绝，也许是由于僧侣和君主们害怕航海会助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古希腊最自由、最开明的城邦同时也就是海上力量最强大的城邦，随着它们自由的丧失，海军力量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历史上曾经叙述过马其顿国王在陆上取得的战绩，但却没有他在海上胜利的史料记载。

罗马人是什么时候称雄海上的，他们的舰队又是什么时候销声匿迹的呢？意大利曾几何时在地中海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它们的沿岸贸易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旁落他国之手的？早在英国与荷兰舰队执法之前，西班牙的海军就被宗教法庭判处了极刑。汉萨各城市商业寡头得势之后，权力和进取精神就随之远离了汉萨同盟。

西属荷兰只有沿海几个省份获得了自由，而服从于宗教法庭的那几个省份甚至连内河航道都被迫关闭了。英国舰队在英伦海峡战胜了荷兰以后，已经拥有了海上霸权，自由精神早已注定了英国这样的结果；荷兰人直到今天还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则几乎完全丧失殆尽。在专制君主统治之下的法国，一位英明的大臣组建舰队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建成的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毁灭。

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了法国的航海业和海军力量在日益壮大，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经过浴血奋斗，美国刚刚获得了新生，它的独立使我们看到了它为了荣誉是如何同母国的强大的海军力量开展斗争的。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只要它们的国旗还没有飘扬在全世界的海面上，那么它们共和政体的有效性就很难让人信服。得克萨斯的情形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地区在完全获得政治生命之前，就已经宣称在海上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

但航海业不过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与其他辅助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发展并重新获得重要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当制造业实现了高度繁荣之后，航海业、国内外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但是，如果自由是航海业繁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以及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其自由程度要多大才足够呢？历史不曾记载这样的史实，即一个富裕地区，在商业和工业发达的同时却不能享有自由。

无论在何处，制造业首先带来的是交通方式的改进，包括河流航运、公路和铁路的改进，这些构成了改善了的农业和文明体系的基本要素。

历史教导我们，艺术和贸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它们在本地受到迫害和压制，那么它们就到能够获得自由、保护和支持的城市和国家寻求避难。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从希腊和亚洲转移到了意大利，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德国、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再从那里转移到了荷兰和英国。无论在何处，是理性的缺乏和暴政将它们驱逐，又是自由精神将它们深深吸引。要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取得工业优势。就我们德国而言，与其耐心等待别国失策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迫使这些工业到我们这里来寻求避难，倒不如不去等待这种偶然的机会的光临，而是主动创造有利条件，诚邀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这样是不是更明智？

诚然，经验教导我们，风把种子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因而使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因此造林者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并出于这样的考虑，就静候风在岁月的进程中左右这种转变，难道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如果一个造林者选择主动播种和植树，寻求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达到同样的目的，难道这样做不明智吗？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就是用那个造林者的办法成功地实现了它们的目标的。有许多独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这类城市与小邦的同盟，虽然领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不强，但是由于具有年轻的自由朝气，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幸运的环境与难得的机遇，它们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国之前，就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商业实现了繁荣；它们通过同这些大国自由通商、出口成品和进口原材料，实现了高度的富强，威尼斯、汉萨城市、比利时和荷兰就是如此。

这种自由贸易制度，对于那些同小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大君主国而言，一开始并不是无利可图的。这些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社会条件尚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自由进口外国产品，出口本国产品，对于发挥如下作用无疑是最为安全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发展本国生产力，为生性懒惰好逸恶劳的臣民灌输勤奋思想，引导地主和贵族对工业产生兴趣，激发本国商人积蓄已久的进取精神，尤其是增强他们自己的文明、工业和力量。

英国人主要是从意大利、汉萨、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制造工业中了解到这些效果的。但是，当他们的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这些伟大的最高统治者就意识到，文明、力量和财富的最高水平只有靠制造业与商业同农业相结合才能获得。他们意识到，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本国制造业能够在同国外那些老牌的制造业进行的自由竞争中取胜，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优惠条件，那么本国的渔业和海军力量基础——商业船队——就永远不会顺利发展；本国商人的进取精神将永远受外国商人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精明强干所压制。因此，他们就采取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鼓励等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植根于他们的国家的土壤之中。他们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有的与原定目标更相符一些，有的则差一些，有的在执行时格外认真、坚强，有的就不免打了折扣。政策的成功与否、是快是慢，与这个政策是否符合目标、是否明智，与执行时投入的精力和坚持不懈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英国先于其他国家采取了这个政策。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和革命时期制定的这一措施切实可行，但由于统治者缺乏智力和自制力，或由于国内政治动乱或同外国交战等原因，这个政策在早期执行过程中时常被中断。英国直到亨利六世时期才允许谷物在国内各郡之间自由流通或运往国外，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时代，人们还一概地认为利息甚至票据贴现是高利贷，还认为用压低毛织品价格和工资标准的办法可以振兴商业，还认为用禁止大规模牧羊的方法可以增加谷物的产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德华三世的措施怎么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呢？(www.daowen.com)

假如亨利八世未曾把谷物价格的上涨说成是一种罪恶，假如他不把大批外国技工驱逐出境而是像他的先辈那样鼓励移民入境扩大技工人数，假如亨利七世不曾拒绝国会提议的《航海法》，那么英国的毛纺织业和海外贸易又会提前多久实现高度繁荣呢？

我们在法国看到，国内制造业、国内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力量，总之，一个富强国家应具有的一切特征（这些都是英国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才获得的）经过一个伟大天才之手，就像魔术师将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就全部具备了，但是后来却很快断送在了狂妄和专制的铁腕之下。

我们看到，在不利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原则在与执行严格的限制原则抗争过程中不占优势，汉萨同盟覆灭了，而荷兰因为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打击也一蹶不振。

我们从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从法国在《南特敕令》废除以后的退化，从英国的历史——在这个国家，自由总是与工业、商业和国家财富的进步保持同步的——中得知，只有得到一个国家进步文明和自由制度的支持，其商业性限制政策才会发挥有利作用。

相反，我们一方面可从北美自由之州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从德国的经历中得知，如果有了高度文明，不论有没有自由制度，除非得到了正确商业政策制度的支持，否则，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进步获得保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缺乏有力统一商业政策的现代德国，在国内市场上同一个在各方面都胜过自己一筹的制造业强国进行竞争，同时在国外市场上则处处受专断、往往变幻莫测的限制性政策所排斥。实际上，德国工业取得的进步与其文化赋予它的应该取得的进步程度相差甚远，甚至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它就像一个殖民地一样被那个国家随心所欲地支配，而德国商人在数百年前曾经以同样的手段支配过那个国家，直到最后，德国各邦才终于决定采取统一而有力的商业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工业能够占领本国市场。

北美自由之州的地理条件优越，可以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其受益程度超过了以前的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还在酝酿独立期间就受到了世界主义学说的影响，它对这一原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对英作战，这个国家曾经两度被迫在国内生产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在自由贸易下原来是从他国买入的；在实现和平之后，同外商的自由竞争又曾两度把业已建立起来的制造业逼到了濒于毁灭的境地。因此，事实告诫我们，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任何大国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独立及均衡发展中，为自己的持久独立和富强寻求保障。

因而历史表明，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于不同的利益，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与国之间不断你争我夺和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之下之前，还不能抛弃这个政策。所以在考虑各个国家是否能、怎样能结成一个统一联盟，以及在各个独立国家之间一旦发生争端，怎样以法律裁决代替武装冲突来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即怎样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的贸易制度以取代各个国家的商业制度。

在面对那个在工业、财富和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尤以其所施行的排外性关税制度而闻名的国家时，许多国家曾经尝试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例如葡萄牙在1703年，法国在1786年，北美在1786年和1816年，俄国从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国持续几个世纪的做法。但事实向我们表明，这样牺牲了各个国家的繁荣，对整个人类世界并无益处，只能使占据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那个国家富裕。瑞士（希望我们随后加以说明）是一个例外，它对支持或反对这种或其他制度都不能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

在我们看来，科尔伯特并非是那个意大利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制度的发明者，因为我们早就看到，英国人早在他之前就诠释了这个制度，科尔伯特只不过是把法国——如果它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迟早要做的付诸实施罢了。假使科尔伯特应受到责备，那也只能这样责备，他试图在专制政体下推行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只有在政治条件得到根本改进以后才能得以生存。

但是，针对科尔伯特的责备，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如果贤明的君主和精明的大臣能够把科尔伯特的制度延续下来，那么极有可能通过改革清除挡在制造业、农业和贸易以及国家自由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法国就不会经历革命，相反，在勤奋与自由的相互影响下将迫使它沿着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这就有可能使它于最近一个半世纪内在制造业、促进国内和国外贸易、殖民地开拓以及发展渔业、海运业和壮大海军力量等方面成功地同英国进行竞争。

最后，历史告诫我们，那些先天赋予了它们实现财富和力量最高发展程度所必需的一切资源的那些国家，如何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而失去既定目标——按照自己的发展进程不断改进它们的制度。第一阶段，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作为使自己脱离原始状态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手段；第二阶段，采取商业限制措施，促进制造业、渔业、海运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在财富和力量达到最高程度后，再逐步转向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毫无限制的竞争，不至于使农业从业者、制造商和商人陷于懈怠，鼓励他们保住既得优势。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德国和北美；法国显然处于接近最后一个阶段边缘的位置，但目前只有大不列颠王国真正达到了最后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