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汉萨同盟的那一章里，我们看到德国是如何紧随意大利之后而早于其他欧洲国家，通过广泛的商业活动而实现繁荣的。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德国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然后继续讲述这个国家的工业史。

在古代日耳曼，大多数土地用于畜牧和狩猎。无足轻重的原始农业抛给奴隶和妇女。自由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与狩猎。这些就是所有德国贵族身份的根源。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德国贵族坚持这种制度，他们压迫农业从业者，反对制造工业。作为土地的主人，浑然不知农业和制造业会给他们带来惠益。

的确，德国贵族对这一世袭职业情有独钟并根深蒂固，不愿放弃，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已经靠犁铧和织布机致富，但他们依然梦想着在议院中保留游戏与游戏规则，好像狼和绵羊、狗熊和蜜蜂可以相安无事、和睦相处那样；好像土地可以同时用于作为花园、植树和科学种田，以及用于保护野猪、麋鹿和野兔一样。

德国的农耕业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尽管德国城市与修道院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古罗马殖民地，在世俗与神职人员、王公贵族住地，在修道院四周，在帝王中意的地方和他们的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以及在渔业和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相继都涌现出了许多城镇。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城镇仅仅通过供应当地的必需品，通过国外运输贸易就能实现繁荣。一个广泛的、能够支持出口贸易的本国工业系统的成长，只能依靠大规模养羊和种植亚麻种。但是，亚麻种植意味着农业高标准，而大规模养羊需保护绵羊免遭豺狼和盗贼的侵袭。在诸侯与贵族之间以及与城镇的无休止的争斗中，这种保护难以维系，牧场常常成为主要的抢劫目标；贵族们为了狩猎的嗜好而精心保留下来的大片森林，使彻底消灭食肉野兽困难重重，成为空谈。牲畜数量很少，生命和财产缺乏安全，土地耕种者缺乏资金和自由，或者土地的拥有者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农业不感兴趣，这一切势必使农业以及农业可能给城镇带来的繁荣，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适当考虑这些情况，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条件完全相反的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在那么早的时候能够实现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但是由于有渔业、航运业和海上贸易，德国所有沿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城市都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的繁荣，则受到了意大利、希腊和陆上运输贸易的影响；在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的繁荣，则依靠了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水路交通极为便利。在中世纪时期，水路交通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有意义，因为陆上交通路况差，普遍不安全。

这种起源的多样性说明了德意志城市联盟的特征的多样性，如汉萨、莱茵、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的联盟。

尽管这些联盟借助自由精神曾经一度强大，然而它们内部却缺乏稳定的保障，缺乏团结的原则，缺乏凝固剂。贵族等级的分化和农奴制的存在，使这些联盟各自为政、不相往来，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些联盟迟早都会分崩离析，而通过当地的王侯势力，团结原则在农村得以维持。因为这些城市要是有意促进农业繁荣的话，那必将使自己黯然失色，除非它们争取同农业阶级或贵族的合作，把它们当做联盟成员。但它们缺乏达到那个目的的必不可少的高度的政治直觉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很少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眼光的限制。

这些组织中只有瑞士联盟和七个联合省联盟真正实现了这种合作，但这也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受形势所迫。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联盟仍然存在。瑞士联盟只不过是一个由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组成的联合体，是由居住在中间地带的自由人建立起来并凝聚在一起的联盟。

其他联盟城市的人愚蠢傲慢，蔑视农村人，宁愿乐于使农村人处于附属地位，也不愿农村人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些原因导致了德国其他城市联盟的衰落。

这些城市只有通过世袭王室势力，才能实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掌握在诸侯手中，它们为了不使其专横统治受到制约，为了使各个城市以及一些弱小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它们对阻止世袭帝国的成立更感兴趣。

因此，德国的国王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罗马帝国的观念。只有是军队首脑时，皇帝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只有参战时，才能把各路诸侯和众多城市号召到自己的旗下。因此，公民自由在德国受到了保护，而在意大利却受到了敌视。

但是，对罗马的连续远征，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德国国王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的力量。本来，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很有可能通过那些王朝建成一个统一的集权。但是，统一集权的核心随着霍恩斯托芬王朝的覆灭而分崩离析了。

哈布斯堡王朝原本非常衰败和软弱无能，当它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巩固国家的集权的时候，被迫利用国民的力量征服其他种族，在德意志帝国东南部边陲地区建立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而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则在东北部地区效仿了这一政策。这样，在德意志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建立了以统治异族为主体的世袭制领地，在西南部和西北部则出现了两个共和国，它们逐渐与祖国越来越疏远；而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解体、衰败和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美洲大陆和通往印度新航线的发现，才宣告了德国的不幸的结束。

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知识、社会和经济革命，引起了帝国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引起了各诸侯之间的相互倾轧，引起了各城市之间的不和，甚至引起了各个城市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相邻等级之间的分裂。这时，全国的力量都已经偏离了对工业、农业、贸易和航运的发展的追求，偏离了对殖民地的获取，偏离了对国内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偏离了一切有实质意义的改进，人民为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争斗不休。

与此同时，汉萨同盟与威尼斯也开始衰落了，德国的批发贸易、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各个城市的权力和自由也随之衰落了。

随后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欧洲1618～1648年间的一连串战争，起因是德国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后来瑞典、法国和西班牙也被迫卷入了其中。——中译者），使德国的全部领土和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破坏。荷兰和瑞士从联盟中分裂了出去，而帝国的一些最美丽的省份却被法国征服了。以前个别城市的实力曾一度超过了全国，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如今却由于拥有常备军而陷入了虚弱的状态。

假如在这场革命之前各个城市和王室权力更加巩固，假如一个只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控制着宗教改革，能够从统一、权力和自由的利益出发进行改革，那么，德国的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状况将有天壤之别。与诸如此类的考虑比较，看起来那种把国家的物质福祉完全归功于个人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多么可怜和不切实际啊，该理论完全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个人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罗马法》的采用削弱了德国的实力，受害的程度最为严重，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它给个人法律地位和人际关系造成的不可言表的混乱状态还不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为有害的是，该理论造就了一个在精神上和语言上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由学者和法学家组成的社会阶层，他们对待人民就像对待法盲和未成年人那样，否定一切合理的人类共识的权威，并处处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他们专横跋扈，依仗权势，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他们到处宣扬自己的理论，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啮噬自由的根基。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到了18世纪初期，德国的文学和语言依然不规范，国家的立法和执法依然不规范，农业依然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工业与各种贸易大幅下滑，国家凝聚力缺乏，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各方面都软弱无能。

德国人仅仅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质，他们爱好勤劳，崇尚秩序，厉行勤俭，举止稳健，他们在从事研究和经营事业时吃苦耐劳、意志坚强，他们追求完美、孜孜不倦、诚实进取，他们道德高尚、处事深谋远虑、虑事缜密周到。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品质。当国民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而待形势稍稍恢复平静之后，人们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围内建立秩序，不断改进并有所进步。他们珍视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这种热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极为罕见。绝对权力被恰如其分或更有利地用于大众教化、秩序和道德，被用于改造陋习、改善公众福祉，这些做法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极为罕见。

德国各届政府都把教会土地改为俗用，将全部所得自觉地用于教育和指导国民，用于艺术和科学，以及用于道德建设和公用事业，这一切无疑地奠定了德国国民性的振兴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光明冲破了黑暗，照耀到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领域，照耀到了教育和文学领域，照耀到了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尤其是照耀到了普通大众的头上。因此，德国的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高度的精神文明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演变而发展起来的，而德国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增强，主要是先前知识发展的产物。因此，当今德国的整个文化是理论性的。因此，其他国家在我们德国人的性格特征中看到了许多不切实际而稀奇古怪的特性。(www.daowen.com)

此时的德国人就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手和脚，却首先在理论上学会了站立和行走、吃饭和喝水、发笑和哭泣，然后把理论付诸实践，由此便产生了德式的哲学预见体系与世界主义梦想。于是，没能融入当今世界事务的这些非凡才智就不断努力，争取在推测领域中进行实践。因此，我们也发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在德国受到了极力推崇，胜过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人追赶时尚，彻底信奉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世界主义学说。

德国制造业的最初进步应该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归功于大批难民，这一疯狂措施强迫这些难民背井离乡，移民的足迹几乎遍及德国各个角落，在各地纷纷建起了羊毛、丝绸、珠宝、帽子、玻璃、瓷器和手套等行业以及各种工业。

在德国，首先采取政府性的促进制造业的措施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和玛丽亚·赛里萨统治时期，但在约瑟夫二世时期，措施更加到位。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而损失惨重，后来新教徒却成为了它的最勤奋的公民，它通过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努力使自己的后来与过去区别开来，但收效如何还难以确定。后来，由于保护性关税、养羊业的进步、道路的改善以及其他鼓励性措施的缘故，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统治时期，它的工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这项工作甚至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推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初，实在不能称结果如何，因为这位皇帝习性不改，在推进这项计划时就像实施其他改革方案那样性情急躁和鲁莽行事，因为奥地利与其他各邦相比，其状况仍然相当落后。这里的情形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也一样，为使保护性关税带来好处，不至于成为扰乱现状的因素，刚开始时一定不要定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持续越久，它所彰显的明智就越清晰明了。奥地利的工业繁荣和农业欣欣向荣，都应归功于这种关税制度。

普鲁士工业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辖区内的毛纺织业，几乎遭到了完全破坏。大多数纺织工人移民到了萨克森，而此时英国的进口阻止了所有竞争。现在，对普鲁士有利的是《南特敕令》的废除以及巴拉丁和萨尔茨堡对新教徒的迫害。这位伟大的选帝侯一眼就看明白了伊丽莎白女王在他之前早就认识清楚一切了。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批逃亡者来到普鲁士，发展了这片土地上的农业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制造业，科学和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他的所有后任都步其后尘，没有一人比这位伟大的国王热情更高涨的了——他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政策胜于其后任在战争时期采取的政策。腓特烈二世采取的措施数不胜数，需用大量篇幅加以详述。通过这些措施，腓特烈二世吸引了大批国外的农业从业者，大片荒芜土地被开垦成了耕地，开辟出了牧场，种植了牧草、蔬菜、土豆和烟草；改善了羊、牛和马的饲养方式，使用无机肥，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创立了有利于农民阶级的资本和信用。除了这些直接措施之外，还由于设立关税制度、改进运输工具以及建立银行的缘故，促成了许多制造业的建立，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尽管该国的地理位置、境内各省相互分离且各自为政不利于这些措施的全面贯彻，尽管这里与一些大邦相比更能明显地感到海关封锁线——即非法贸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这些大邦地域集中，受到了海洋、河流和山脉等边界线的有效保护。

同时，我们绝不会以赞美为借口为该制度的错误进行辩护，例如对原材料出口强加的限制。这个制度尽管仍然有这些错误，但它却使国家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任何一位开明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斗胆提出质疑。

如果任何人不存偏见，未被虚假的理论所蒙蔽，那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够立于欧洲强国之林，主要并不是靠征服，而是得益于它所采取的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利益的英明政策，得益于在文学和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而这一切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的杰作。

然而，这位国王并不是受自由制度的活力的支持，而是仅仅受到一种行政制度的支持，这种制度井然有序并非常实用，但无疑受到了世袭官僚制度的死板的机械常规般的制约。

而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其他地区一直受自由贸易的影响，就是说，全世界可以畅通无阻地把制成品输入德国，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同意准许德国制成品输入其他国家。虽然这一规律也有例外，但却寥寥无几。不过，并不能因此而断言，这个学派关于自由贸易会带来的巨大利益的预见和诺言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实践的检验，因为随处可见这场运动带来的是退步而不是进步。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缅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有时仅仅为了抛掉手中一些毫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常常要大动干戈。

法国革命之后爆发了一连串战争，战争使英国的补贴增加了，竞争力增强了。因此，伴随着农业繁荣，制造业出现了新的下滑趋势，而这种农业繁荣也仅仅是表面的和短暂的。

接着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标志着德国和法国工业史的新纪元，尽管亚当·斯密最知名的学生萨伊先生谴责该政策是一场灾难。不管理论家，尤其是英国人，可能极力反对这项政策，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史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当时所有统计著作中都有大量事实为证——由于采取了这项政策，德国各种工业首次取得了重大进步；[1]德国也是从那时起改进养羊业并得以普及和成功的；也正是从那时起，德国改善交通设施的效果才真正显现出来。但是，德国也的确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出口贸易，尤其是麻布出口。然而得远大于失，尤其是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制造业的建设而言，它们的制造业先于德国其他各邦得以建立。

但是，伴随着和平的回归，英国制造商再度同德国人展开了可怕的竞争；因为在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受益于新发明以及数额巨大和近乎于专营的对外出口贸易，它的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由于这个缘故和获得的巨额资本，英国居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与德国相比，它可以以低价出售高品质的商品，提供较长期的信用，而德国才刚刚开始同困难作斗争。结果，德国普遍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到处可闻哀叹之声，尤其是莱茵河下游的各省区，这些地区以前属于法国，这时却被排除在了法国市场之外。另外，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已经朝着绝对自由贸易的方向发生了许多变化，已经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而抵抗英国的竞争了。同时，普鲁士的官僚作风长期对国内的呼救之声置之不理，其官员们上大学时深深地受到了亚当·斯密的理论的影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及时感觉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有一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胸怀大志，企图复兴那个早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事实证明，事物本质的力量远远强于理论的力量。在有些地区，制造商仍然向往先前同法国的那种状态，他们的现状令人同情，如果对他们发出的痛苦呼声长期置若罔闻的话，那么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这时盛传一种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为了把大陆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之中，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支持一项计划，准备用制成品充斥欧洲大陆市场。虽然有人认为这个观点荒诞无稽，但是这种看法能够产生并广为流传是很自然的。首先因为这种泛滥确实发生过，并且看上去似乎是精心策划的；其次是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成了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之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2]因为这位勋爵是举世闻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所以十年后国会议员、极力推崇自由主义的休谟先生几乎用同样的措辞重复了他的这个观点：“大陆工业可能被捏死在花苞之中。”

普鲁士制造商们的呼吁终于盼到了回音，但为时已晚。我们必须承认，年复一年的拼死搏斗是多么痛苦啊！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吁终究还是有了好的结果。普鲁士在1818年的关税给出了答案，不但满足了当时普鲁士工业的所有要求，而且丝毫没有过分扩大保护原则或没有过分干涉有利于本国与国外的贸易交往活动。它的税率标准远远低于英国和法国的税率，这样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从限制制度逐渐向保护制度过渡的问题，而只存在从（所谓的）自由贸易制度向贸易保护制度过渡的问题。从整体上看，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大多数商品的税率是按商品的重量而不是按价值计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避免了走私及价值低报的问题，而且还达到了一个重大目标：一般消费品在任何国家都易于生产，由于数量巨大，所以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并且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也定得最高；有些物品因其精细贵重难以在国内生产，有些则易于走私，对于这类商品的保护性关税就逐级降低。

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普鲁士的这种按重量征税的办法必然使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到了影响，其受害程度远远大于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这些小邦本来就已经被排除在了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之外，这时又几乎被完全排除在了普鲁士市场之外，因此它们受到的打击更大，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或大部分都被包围在了普鲁士所属的各省之中。

这些措施虽然抚慰了普鲁士的制造商，但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的制造商的竭力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另外，奥地利不久前开始对它们的商品出口意大利采取了限制措施，尤其是上斯瓦比亚地区出产的麻布。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因处处受限，只能局限在非常狭长的地带，彼此之间的层层关卡又使它们互相隔绝，因此，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

正是这种紧迫形势促使德国五六千名制造商和商人，于1819年利用在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春季交易会之际，成立了一个私人同盟，旨在一方面取消德意志各邦各自的关税，另一方面争取在德意志境内建立全国统一的贸易与海关制度。

这个同盟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会章程曾呈交议会及德国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的各邦都指定当地联络员，而各邦在各省又都设置联络员。每一个成员与联络员都尽心尽力，力争促使同盟目标得以实现。纽伦堡市被选为总部所在地，授权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顾问的指导下领导同盟工作，本书的作者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交易情况和中央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均需在同盟办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利益组织周刊》上予以公布，与同盟目标相关的一些看法、建议、专题论文以及统计资料等也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同盟每年定期在法兰克福春季交易会期间召开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关于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

同盟向德国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在陈述了该组织所提出的各项措施的必要性及它的期望之后，在纽伦堡的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工作，它们派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一位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全权大臣会议。这次会议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那就是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外在达姆施塔特就协会成立的目的单独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盟。第二，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盟。第三，德意志邦的中部地区的若干邦结盟。第四，主要在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下，使上述三个联盟统一在了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萨诸城市之外，已经联合在了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同的税制，设立了统一的对外关税，各邦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分配所征收的税款。

实质上，这个同盟订立的税制与1818年普鲁士订立的税制均相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保护性关税。

因为税制统一，所以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业、贸易和农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这个制度对法国的影响一定不同于对德国的影响，因为德国几乎被排斥在法国的市场之外，而德国的市场却对所有法国制造商开放。

[2]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商业和制造业委员会报告》，1816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