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同样继承了许多罗马文明的残余。日耳曼法兰克人除了爱好打猎之外不会别的，他们侵入法国之后，把许多地区长期用于耕种的良田重又变成了森林和荒地，法国拥有的一切几乎丧失殆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中世纪农业取得的进步，大部分应归功于修道院，然而，修道院后来却逐渐变成了阻碍文明进步的巨大障碍。修道院里的人不像贵族那样争执不休，不以服兵役羞辱他们的仆从，仆从们的土地和家畜很少遭到抢劫和破坏。修士们喜欢过好日子，不喜欢寻衅闹事，乐于救济贫民以赢得声望和尊敬。他们应了一句老话：“寄居在权杖之下好事连连。”十字军、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紧邻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便利，对法国早期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十四世纪，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就已经为国内消费和向英国出口提供毛织品与麻织品了。这个时候，它主要由汉萨中介代理的酒类与盐的出口贸易，也变得尤为重要。

受法兰西斯一世的影响，法国南部引进了丝织业。亨利四世喜爱这种工业，喜爱玻璃、麻和羊毛织造业；里舍列和马扎蓝喜爱丝织业，喜爱鲁昂和色当的天鹅绒、呢绒织造业，喜爱捕渔业和航运业。

美洲大陆的发现对各国产生的影响对法国最有利。大量谷物从法国西部运往西班牙；每年都有许多农民从比利牛斯山地区移民到西班牙东北部一带去寻找工作；大量的酒和盐出口到西班牙属荷兰；丝绸、天鹅绒尤其是某些奢侈品大量销往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这些原因，早期大量西班牙金银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最鼎盛时期却始于科尔伯特时代。

马扎蓝去世的时候，无论是制造业、商业、航运业方面还是渔业都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而当时法国的财政状况也是最为糟糕的。

科尔伯特有勇气单枪匹马地接受一项事业，而英国却要经过三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和两次革命的代价，才能使这一事业取得成功。他从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购买商业秘密，采购精良机器和工具。他通过实行普遍有效的关税制度，确保本国工业拥有国内市场；通过取消或尽量限制征收省际关税，修筑公路与开凿运河，改善了国内交通。这些措施对农业比对制造业更有利，因为消费者数量因此增加了一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换更加便捷也更加廉价。他接着通过降低地产直接税，简化以往征税过程中严厉苛刻的烦琐程序，平衡征税范围，最后通过采用降低利率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只是当谷物短缺、价格居高不下时，他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扩大国外贸易和促进渔业的发展。他重新建立了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贸易，扩大了与殖民地的贸易，开辟了同北欧各国的贸易。他把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和最完美的秩序引入了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到他去世的时候，法国已经拥有毛纺织机五万台，丝织品年产值达五千万法郎；国家岁入增加了两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高度发达的渔业、大批的商船和一支强大的海军。[1]

一个世纪以后，经济学家们严厉谴责了科尔伯特，认为这位政治家为促进制造业利益而牺牲了农业利益。这样的责难证明不了别的，只能证明这些权威们自己不能充分理解制造工业的本质。[2]

然而，即使说科尔伯特反对定期阻碍原材料出口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他通过鼓励国内工业的增长和进步，极大地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农业利益获得的补偿是因他而造成的损失的十倍。如果说他与其他开明政治家应该遵照的规矩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他明确规定了制造业新工艺，并用惩罚性法令强制制造商们接受。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措施在当时最适宜、最有利，在那时，他还要应付这样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的压迫而变得冷漠无情，对每一项创新都有抵触情绪，即使创新是一种改善也是如此。

说什么由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法国丧失了大部分国内工业，只有那个极度忽视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给胡格诺派教徒以政治平等权的法令，1685年废除。——中译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学派，才会如此这般谴责科尔伯特。这些令人伤感的措施在他去世后的三年时间内，导致法国最勤奋、最有技能、最有成就的五十万居民被迫背井离乡，结果他们把自己的工业和资本深深地植根于瑞士、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尤其是普鲁士，还有荷兰和英国，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发展自己的工业，使他们曾经使之富裕的法国受到了双重重创。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由于一个固执荡妇的阴谋诡计，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建立起来的丰功伟业，使法国再度陷入了冷漠状态之中；与此同时，英国则在宪章的庇护下，在唤起全国人民斗志的精神的鼓舞下，正满腔热情地把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前任们创立下来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长期治理混乱，导致法国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看到英国极度的繁荣景象，激发了法国政治家的热情，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纷纷效仿英国。他们痴迷于经济学家的空洞理论，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实行自由贸易，与科尔伯特的政策背道而驰。他们想，假如允许英国产品以优惠条件进口（百分之十二的关税），那么英国就会为法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提供一个好市场，这样，法国的繁荣就会有希望。英国对这个提议暗自窃喜，高兴地同意以所谓的1786年的《伊甸条约》的形式给予了法国一个《麦修恩条约》的第二版。结果，与同葡萄牙签订的条约的原版相比，这个翻版条约的毁灭性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www.daowen.com)

英国人早已习惯于喝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并没有使法国酒的消费量增加到预期的程度，而法国人却惊慌地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提供给英国的只不过是一些时髦花哨物品，毫无价值可言，而英国制造商提供的却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低而质量上乘，他们还提供信贷，在这些方面大大胜过了法国制造商。经过短期竞争，法国制造商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国酿酒商获利甚微。为阻止崩溃的进程，法国政府遂终止了该条约，但唯一所获的却是不得不信服：用短短数年摧毁繁荣的制造业，要比整整一代人振兴遭到破坏的制造业容易得多。英国产品的竞争已经引起了法国人对英国商品的爱好，导致了广泛而又持久的难以遏止的非法贸易。而条约终止之后，对英国人而言，让自己的口味复而习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并不很难。

尽管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不可能有利于法国工业的繁荣，尽管在此期间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上的贸易和全部殖民地，但由于专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由于消除了封建约束，法国帝国时期制造业的繁荣，高于革命前旧制度下曾达到过的程度。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同样的效果随处可见。

拿破仑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任何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就法国商业政策而言，他这一番话表达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禁不住对他的睿智感到惊讶，凭借着这种睿智，这位伟大的天才，先前从未研究过什么政治经济学体系，却能正确地理解制造业力量的本质及其重要性。他从未研究过这些体系，这对于他和他的法国而言真是万幸。“以前，”拿破仑说：“财产只有一种类型，即拥有土地，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财产，即工业。”拿破仑看到并以这种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同时代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或者没有说清楚的一个论点，即一个把自己的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紧密结合的国家，是一个比纯粹农业国无比完善、无比富有的国家。拿破仑创立并促进了法国工业教育，改善了国家信用，引进并运用了许多新发明，改进了许多工业的操作工艺，完善了国内交通运输。我们对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需更多详述，因为人们仍对这一切记得一清二楚。不过，可能在这方面的确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同时代理论家强加给这位开明而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带有偏见的和不公正的评价。

随着拿破仑的下台，之前仅仅局限于非法贸易的英国竞争，此时再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英国人谴责贸易保护，赞颂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而在此之前，那些务实的岛民认为该学说只适合乌托邦式的完美的理想国家。但是，公正审慎的观察者可能很轻易地就能辨别清楚，在英国这种态度的转变中，完全没有纯慈善性的感情动机因素，因为只有当所谈及的问题有利于英国向欧洲和美洲大陆出口商品时，他们才转而倾向世界主义的观点；但一旦所谈问题涉及谷物自由进口或是否允许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同英国制造业进行完全竞争时，他们就会诉诸完全不同的原则。[3]据说，不幸的是，英国政策连续长期违背自然原则，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种局面，而对这种局面又不能突然干涉，否则必将招致产生危险和有害后果的风险。因此，要是不小心谨慎并加缜密地考虑，那么千万不要贸然尝试干涉。这是英国的不幸，而非它的错。对于所有欧美大陆国家而言，它们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它们运气好，条件优越，可以欢畅地及时分享自由贸易的恩赐。

虽然在英国旗帜的保护下或在某种程度上在英国金钱的影响下，法国的旧王朝得以再次登基，但上述观点并未得以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贸易严重地摧残了在大陆封锁制度下曾一度繁荣壮大的法国工业，因此，保护性制度很快就得以恢复，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下，根据杜潘的证词，[4]从1815年到1827年，法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

[1]尼克：《圣徒科尔伯特悼词》（1773年，《全集》，第十五卷）。

[2]见魁奈论文“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1768年），注释⑤。在这篇文章中，魁奈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批驳和指责了科尔伯特，而奈克（Necker）却用了一百页来批判科尔伯特的制度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难说我们是否应该怀疑魁奈对工业、历史、财政的无知，或怀疑他强加给科尔伯特这位伟人的毫无根据的不实推测。另外，这位无知的梦想家不够直率，他甚至没有提及驱逐胡格诺派教徒（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中译者）的事实。他曾不顾事实真相，断言科尔伯特曾通过令人烦恼的警察法令限制谷物在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对此他不感到羞耻。

[3]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鲍德温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在谈到坎宁—哈斯肯森自由贸易制度时，曾经精明地评价道，就像大多数英国产品一样，多数不是用于本国消费，而是用于出口。
　　法国和帝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慈善学派的世界主义理论家们，比较著名的当属塞尔，为坎宁—哈斯肯森制度的宣布而欢呼雀跃。当我们呼吁人们注意这种热情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开口大笑呢还是应该痛哭流涕呢？他们欢欣鼓舞，以至于人们可能认为下一个千年即将提前到来了。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坎宁的传记是怎样介绍他对自由贸易的看法的。
　　“坎宁先生彻底被这个抽象原则的真实性说服了，即商业如果不受任何限制就会繁荣。但是，因为这既不是我们祖先的也不是周边国家的观念，既然结果会限制所有的商业活动，那么一系列问题就会应运而生。然而，如果随便运用抽象理论，虽然在理论上确实如此，但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危害。”（斯坦布敦：《坎宁先生的政治生命》，第三页）。
　　1828年，同样的策略又占了上风，休谟先生这位自由党议员感到，应该马上在议院提出，用这些策略扼杀欧洲大陆的工业。

[4]《法国生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