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凭借新航线的发现带来的时来运转，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而英国人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奔波忙碌，才在最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的繁荣。但这不过是一个中了头彩的败家子的财富，而英国人的财富却好比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勤俭持家的家长积累起来的。前者因为出手阔绰着装豪华可能一时显得比后者更令人羡慕，但它的财富只是肆意挥霍和及时行乐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做是为子孙后代奠定精神和物质幸福基础的主要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拥有大批优质绵羊，这促使英国国王亨利一世于1172年下令禁止进口西班牙的羊毛，而在此前的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意大利羊毛织造商曾经从西班牙大量进口羊毛。在那以前的二百年，比斯开湾沿岸的居民就因冶铁业、航海业和渔业而著称，他们也是早期从事捕鲸业的人，即使在1619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还远远领先于英国，以至于英国请求他们派渔民到英国去，指导英国人如何从事渔业贸易中的这一独特行业。[1]

早在十世纪阿卜都拉曼三世统治时期（公元912～950年），摩尔人就已经在瓦伦西亚河流域肥沃的平原上大规模种植棉花、水稻、甘蔗和养殖桑蚕了。在摩尔人时期，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那达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就占有重要地位。[2]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莱多与卡斯提尔地区的其他几个城市都以毛织业著称。历史早期，单塞维利亚就有一万六千台织机；在1552年，塞哥维亚毛织业雇用了一万三千名纺织工。其他工业，主要是武器制造业与造纸业，发展规模相仿。在科尔伯特统治时期，法国仍习惯于从西班牙采购纺织品原料。[3]西班牙的口岸城市一度商贾云集，桅杆林立，是大规模贸易与重要渔业的集散地，至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具备了实现富强所必须具备的全部因素，是顽固与专制联手把强大的民族精神窒息了。这种愚昧的行为起于驱逐犹太人，驱逐摩尔人则使这一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二百万最勤劳、最富有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审判在忙于驱逐本国工业的同时，也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制造商来本国安家落户。美洲大陆与沿好望角航线的发现，仅仅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短暂的表面的虚假的繁荣，实际上，这两大发现却给了它们的国家工业和国家力量致命一击。从此以后，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开始用他们从殖民地那里攫取的金银购买外国制成品，[4]而不是像荷兰人和英国人那样先后用本国产品交换东、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这两个国家把本国能干而勤劳的公民转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殖民地的统治者，这样，它们就促进了荷兰和英国两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的强大，壮大对手，进而对手摧毁了它们的舰队，掠夺了它们的财富资源。西班牙国王最后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出口硬币和进口制成品，但却以失败而告终。勤奋、进取的精神和商业只能在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金银只愿留在工业懂得如何吸引和使用它们的地方。

然而，葡萄牙在一位开明强权大臣的支持下，曾试图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初期效果令我们震惊。那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很早就有优质绵羊品种。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葡萄牙从亚洲引进了一批良种绵羊，每只羊的价格为一塔兰特（talent，古希腊、罗马、中东等地的货币单位。——中译者）。厄勒塞拉伯爵1681年当上大臣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即建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生产为本国和殖民地需要的商品。有了这个想法后，葡萄牙从英国引进了大批纺织工，由于采取了保护措施，纺织业迅猛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 年），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就切实可行了。从此以后，葡萄牙就用使用本国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供应本国和其殖民地的产品需求，事业兴旺发达，长达十九年之久，英国学者提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切。[5]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并在以后的时间里不断努力，成功地将自己的才能提高到了完美的程度。为逃避葡萄牙的关税限制，他们生产了一批标识为哔叽和棉毛的织品，然后出口到葡萄牙，这些新产品与棉织品质地略有差异，但用途却相同。但是，葡萄牙不久就识破了这一伎俩，随即下令禁止进口这类物品。[6]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效显著。这个国家以前并不强大，又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失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在国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且这个国家还遭受了顽固势力、腐朽政治与封建贵族之害，民众自由与农业被扼杀了。[7]

但是，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英国著名的保罗·麦修恩大使于1703年成功地说服了葡萄牙政府，称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的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那么作为交换条件，葡萄牙则允许英国毛织品按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进口税，这将对葡萄牙大有裨益。由于国王希望增加关税收入，而贵族们也希望增加地租收入，于是就为该商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主要动机，英国女王（安娜）在该条约中称葡萄牙国王为“她的最老的朋友和同盟者”——她奉行的原则同当年古罗马元老院对付那些统治者的伎俩如出一辙，当时，元老院为了讨好那些不幸的统治者，密切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惯常使用这类称呼。

该条约缔结后，英国制成品迅速充斥了葡萄牙市场，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的制造业的突然的、彻底的崩溃，这一结果与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完全一样。

据安德森证实，即使在当时，英国人就已擅长在进口报关单上做手脚，少报货物价值，结果，实际上他们缴纳的税还不到应纳税的一半。[8]

“限制取消以后，”《英国商人》一书中说：“我们成功地拿走了他们那么多的银币，而他们那里却所剩无几，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了，于是我们转而攻取他们的黄金。”[9]英国人继续从事这个贸易，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他们输出了葡萄牙人从殖民地获取的全部贵金属，把其中的大部分运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像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商品，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出售，以换取原材料。英国每年出口葡萄牙的量超过了从那个国家的进口量，达一百万镑。贸易顺差使汇率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五，这对葡萄牙不利。“我们同葡萄牙的贸易差额同任何其他国家的相比，对我们更有利，”《英国商人》一书的作者在向那位声望显赫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镑，以前只不过三十万镑。”[10]

从此以后，英国商人、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盛赞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的杰作。安德森对影响英国商业政策的所有问题洞察清晰，向来以自己的方式非常坦率地对待这些问题，他称这个条约是“一个非常公平有利的条约”，并情不自禁地天真地振臂高呼：“愿它永永远远持续下去！”[11]

只有亚当·斯密一人持保留态度，提出了一种与这些人们齐声赞同的论调直接对立的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证明《麦修恩条约》为英国商业带来了特别的利益。现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舆论对这位知名人物的崇拜以及接受他的观点到了盲目的地步的话（部分极为荒谬的），那肯定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至今尚无人驳倒他前面提到的那个独特的观点。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的第四部第6章中说，因为《麦修恩条约》，英国允许葡萄牙酒只须缴纳别国同类商品应缴关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葡萄牙人的决定性优惠，但英国人出口到葡萄牙的毛织品，却仍要和他国一样缴纳同样高的关税，所以葡萄牙人并未给予英国人任何优惠。但是，难道葡萄牙人以前不是一直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进口他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吗？难道英国人从此以后就没有用一种产品独自控制葡萄牙市场，而这种产品葡萄牙本身就拥有？难道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使葡萄牙关税降低一半的方法吗？难道这个交换过程没有给葡萄牙酒的英国消费者百分之十五的好处吗？难道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消费还没有几乎完全停止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没有为英国人提供从印度购买大量商品的手段，以及为他们提供用这些商品充斥整个欧洲大陆市场的手段吗？难道葡萄牙的毛织业没有几乎被彻底摧毁而使英国人受益吗？难道没有因而使葡萄牙的全部殖民地，尤其是富饶的巴西殖民地，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的确对葡萄牙有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而该条约在实际上的执行和效果上却对英国人有利。英国人随后谈判签订的所有商业条约都强调突出了类似趋势。明着讲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但就其目的和努力而言，他们总是垄断者。

根据亚当·斯密的第二个观点，英国人之所以没能从这个条约中获得任何特殊好处，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把用毛织品从葡萄牙换来的钱支付给其他国家，从那里购买商品；假如他们用毛织品直接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那么这样一次交易就可以达到同葡萄牙进行两次交易的目的，这样做对他们更有利可图。真的，我们除了对这位著名公民的品格与敏锐大加赞赏之外，面对这样的论断，我们实在不得不对他的坦诚率直或清晰认知表示失望。为避免失望，我们无计可施，只能悲叹人性的软弱，他用那些荒谬有时甚至可笑的论断对人性弱点大加颂扬；他为绝对自由贸易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这项任务本身非常高尚，显然，他已被任务的华丽搞得眼花缭乱了。

在刚才提到的论证中，下面这个陈词更令人信服或更具逻辑性：一个面包师向顾客出售面包换钱，然后用换来的钱从磨坊主那里购买面粉，这是在做不赚钱的生意，因为假如他直接用面包换面粉，通过一次而不是两次交换行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多的睿智，我们只要这样提示一下就行了：磨坊主也许不需要面包师供应他的那么多的面包，他自己也许懂得并在制作面包，因此如果没有这两次交易，那么面包师或许根本就无法继续经营。这就是签订条约时葡萄牙与英国两国的商业状况。葡萄牙把产品出口到南美洲换来金银，但是懒惰与无能却使自己不能制造这些商品，于是它就只好用贵金属同英国进行交换。后者不需要这些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于是就把它们运到印度或中国，然后购入商品运到欧洲大陆出售，再然后把从那里购买的农产品、原材料或贵金属运回国内。

现在我们凭常识试问，假使葡萄牙人选择自己在本国生产的那些毛织品，或者选择从别的国家购买，那么又有谁会购买英国人出口到葡萄牙的那些纺织品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既不能把这些纺织品卖给葡萄牙，也无法销往其他国家，因为英国人目前源源不断地卖给这些国家的商品，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接纳能力。结果，英国人的纺织品的产量，必将低于他们以前卖到葡萄牙的数量；他们运到印度的金银量也势必要少于他们以前从葡萄牙那里获得的量；他们运到欧洲大陆销售的印度商品，势必也将相应地减少，因而带回国内的原材料也同比减少。

同样站不住脚的是亚当·斯密的第三个论点，他认为如果葡萄牙货币不流入英国，那么英国可能也会用其他方式满足他们对这类物品的需求。他设想，无论如何，葡萄牙一定要把手中剩余的贵金属运出去，这些贵金属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流入英国。我们在这里假设，假如葡萄牙人为自己生产纺织品，假如他们自己把剩余的贵金属运往印度和中国，并在别的国家购买物品，那么我们试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是否会看到很多葡萄牙货币？假如葡萄牙同荷兰或法国签订了一个《麦修恩条约》，那么其结果将一模一样。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小部分货币会流入到英国，但那仅仅是它靠出售原毛获得的那部分而已。总之，要是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制造业、商业与航海业永远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且不论《麦修恩条约》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估计有多大，但至少有一点比较清晰，那就是就葡萄牙而言，它绝对没有为了便于农产品出口而怂恿其他国家把制成品带到葡萄牙市场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欲望。在与英国贸易的过程中，葡萄牙的农业、贸易、商业和航海业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每况愈下，逐渐衰落了。庞巴尔曾经尝试振兴这些行业，但英国的竞争使他的所有努力落空了。同时不要忘记，在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整个社会条件反对农业、工业和商业进步，商业政策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庞巴尔计划产生的些许影响证明，一个期望提高自己利益的政府，只要能先把一国社会条件造成的内部障碍清除掉，那么在保障工业利益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www.daowen.com)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随后两个继位者统治期间有过同样的经历。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虽然对国内工业缺乏充分保护，虽然关税法执法不严，但自从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植到本国后，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都充满了生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令人难忘。[12]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13]关于在当时那种极端条件下取得那些成就的描述让人惊奇。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到处都是崎岖不平的小路，没有一个地方的旅店干净整洁，没有一个地方有桥梁、运河和航运；每个省都设有关卡，闭关自守，与西班牙其他地区隔绝；每道城门都要求交皇家费；拦路抢劫和沿街乞讨成了人们追宠的正当职业，非法买卖猖獗，税收制度最为苛刻。前面提及的两位学者认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工业和农业衰败的原因，其实，对造成这些灾害的真正原因——狂热、教士的贪婪和罪恶、贵族特权、政府专制、民众缺乏教化和自由——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却不敢予以斥责。

可与同葡萄牙签订的《麦修恩条约》相提并论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的《阿西安托条约》，按照该条约，英国人有权每年把一定数量的非洲黑人运往西属美洲，每艘船每年可访问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为他们向这些国家走私大量货物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因此发现，在英国人签订的所有商业条约中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在所有他们谈判的国家中，通过给予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明显好处，极力扩大他们制成品的销售。他们在各地的努力方向，就是通过廉价商品和长期信贷，摧毁这些国家的国内制造业能力。如果他们得不到低关税，那么他们就千方百计欺骗海关、偷税漏税、组织大规模非法走私贸易活动。我们看到，前一种办法在葡萄牙取得了成功，后一种办法则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根据从价原则征收关税对他们非常有利，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极力宣称从重量纳税原则——如普鲁士所采用的——是不明智的。

[1]安德森，第一卷，第127页；第二卷，第350页。

[2]西蒙：《西班牙商业和金融的回顾与展望》，刊载于《农业观察与研究》；尤斯塔利兹：《商业理论与实践》。

[3]沙普塔尔：《论法国工业》，第二卷，第245页。

[4]中美和南美出口葡萄牙的主要商品是贵金属。从1748年到1753年，出口额达到了一千八百万皮阿斯特。见哈姆波德著的《西班牙新政治方式论文集》，第二部，第652页。起初，在引种甘蔗、咖啡和棉花之前，来自这些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占了重要消费品的大部分。

[5]《英国商人》，第三卷，第69页。

[6]同①，第71页。

[7]同①，第76页。

[8]安德森，第三卷，第67页。

[9]《英国商人》，第三卷，第267页。

[10]同②，第三卷，第15、20、33、38、110、253、254页。

[11]安德森，1703年。

[12]马克弗尔森：《商业年度报告》（1771～1774年）；为阻止外国商品进口而设置的重重障碍极大地阻碍了西班牙制造业的发展。在此之前，西班牙的进口产品已经占到了英国进口货物的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见布鲁汉姆：《欧洲强国殖民地政策调查》，第一部分，第421页。

[13]乌斯塔里兹：《商业理论》；乌洛阿：《西班牙制造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