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处于那么有利的地位。野蛮没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尽管耕种方式无技可言，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宜人的气候仍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不可或缺的艺术与工业，如同古罗马内政制度一样毫发无损。沿海繁荣的渔业为海员提供了充足的给养，意大利漫长海岸线及发达的航运业，充分弥补了内陆运输的不足。意大利与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接壤，与这些国家进行海上贸易往来，为意大利获得东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便利和保障。以前这类贸易尽管规模很小，且需经俄国与北方各国进行，但凭借这种商贸往来，意大利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明中保存下来的知识体系、艺术和制造业。

从鄂图大帝解放了意大利各城邦以来，它们就提供了一个被历史先后反复验证过的证据，即自由与制造业两者必定相随相伴，形影不离，尽管一方的存在常常先于另一方。哪里的商业和工业繁荣，人们就可以断定，哪里的自由就即将到来；如果哪里已高举自由之旗，那么同样可以确信，哪里的工业将迟早得以建立。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那他必将坚持不懈，把自己的所得传给后人；或者一旦他得到了自由，那他必将不遗余力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质和知识条件。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自从古老的自由之邦分崩离析以来，意大利城市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由、富裕的社会景象。在相互影响下，城邦和封地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十字军东征推动了繁荣进程。十字军的士兵、装备和军需品的运输，不仅惠及意大利的航海业，而且还为它提供了动因和机遇，使它获得了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商业优势，引进了许多新工业、发明和植物，享受到了新的乐趣。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贵族的压迫被削弱，最终并以各种方式被消灭了，使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耕种享有更大的自由。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后，佛罗伦萨因制造业与货币兑换业发达而尤为引人注目。早在十二、十三世纪，它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就已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行会参与政府事务，在它们的影响下共和国得以建立。单单毛织业就拥有两百个加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所用原料从西班牙进口。除此之外，每年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进口价值三十万金盾的布料，在佛罗伦萨生产成品，然后再出口到地中海东部各国。佛罗伦萨为全意大利的金融中心，拥有八十家银行机构。[1]政府岁入高达三十万金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大大高于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和亚拉冈王国岁入的总和，也远远高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岁入总和。[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拥有了国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在商业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其农业和制造业的模式纷纷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并成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它的道路和运河质量在欧洲首屈一指。文明世界受惠于并感激意大利的银行制度、航海罗盘、改良的造船工艺、汇兑制度，以及它所建立的实用的商业习惯、制定的商业法和许多其他的市政、政治制度。迄今为止，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力量在南部海域都是最为重要的。它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部分不太重要的贸易是在北部海域进行外，其贸易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与黑海海域。它为各国供应制成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这些国家则为它提供原材料。不过，意大利仅仅因为缺少一样东西，使它无法达到当今英国的水平；也因为它缺少这样东西，使它与各种繁荣擦肩而过，这种东西就是它缺乏国家的统一以及由此迸发的力量。意大利各个城市和统治力量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各司其职和发挥作用的，而是像独立国家之间那样，动辄兵戎相见、大动干戈、自相残杀和相互蹂躏。它们一方面与外国交战，另一方面，民主、贵族和独裁之间的内部冲突接连不断，接二连三地把各个共和国推翻。内部冲突对国家繁荣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外来势力的入侵，国内宗教势力及其致命影响，均激化和加剧了这些内部冲突，导致原本就分裂的意大利被分割成了相互敌对的两部分。

从意大利沿海各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意大利是如何自毁江山和风云不再的。我们先看看阿马斐的强盛时期（Amalfi，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3]它的船舶在各个海域畅通无阻，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用阿马斐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它掌握着最实用的海事法准则，这些法则在地中海各国口岸都有效力。在十二世纪，它的海军力量被比萨所摧毁，而后比萨在热那亚的强攻之下土崩瓦解。热那亚经历了百年冲突之后，被迫向威尼斯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覆没，似乎并不是这种狭隘政策的直接结果。不但继续维持甚至不断扩大和强化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既得优势，间或在好望角航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的同时有效地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扩张和海上的劫掠，这一切对于一个意大利海军力量的联盟而言，并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威尼斯不但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而且它，在自己的兄弟之邦以及强大的欧洲邻国的外部攻击下，最终也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可以证明，对于一个组织严密的意大利军事联盟而言，保卫意大利独立，抵御强权入侵，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意大利曾于1526年试图结成这样一个联盟，但那只是危急关头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这个联盟的领导人以及成员国的虚情假意和背信弃义，是米兰被征服和托斯卡那共和国瓦解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标志着意大利的工业和商业崩溃之日的开始。[4]

不论在历史的早期还是晚期，威尼斯的目标始终都是自成独立一国的。只要它只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交道，那么它想要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中保持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一旦统一富有活力的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么威尼斯只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只不过是地方性的这一现实就显露无遗了。是的，它曾经征服过几个岛屿甚至一些辽阔的省份，但它只把它们当做占领地加以统治，因此（根据所有历史学家的证明）每次的征服都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它自身的力量。

同一时期，共和国国内曾赖以壮大的那种精神逐渐消失了。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造就了爱国、英勇的贵族阶级，贵族阶级曾经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只有得到民主活力自由的支持，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阶级的爱国、智慧与英雄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才能得以延续和加强。但是，贵族阶级逐渐变成了专横的寡头统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相应地遭到了摧残，强大与繁荣赖以存在的根基消失了，尽管其表面上的强势仍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5]

“一个国家一旦陷入了被奴役的状态，”孟德斯鸠说：[6]“就会努力保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争取获得更多；相反，一个自由国家则会努力获取更多而不是维持既得利益。”他还可能会对这个正确观察作这样的补充，即如果任何人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他必将追悔莫及；而一个国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那么其国力必将逐渐衰退，直至灭亡。威尼斯人不但不力争扩大商业范围，发现新东西，甚至连从他人的发现中获益的想法也没有。由于新航线的发现，威尼斯人可能被从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之中排挤出去，但他们事先却并没有预料到，直到事到临头才如梦初醒。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看到的他们不相信；当他们开始看到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有害结果时，他们仍然一意孤行，继续维持原有的通商航线，而不是设法争取加入新的航线以分享一些利益。有些事情只有凭借勤奋刻苦，发挥聪明才智，因势利导，才能获得，而他们却妄想靠玩弄手段、施展雕虫小技来达到目的。当他们最终丧失了全部所有，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加的斯和里斯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口岸时，他们就像傻瓜或挥霍者那样，把注意力转向了炼金术。[7]

在共和国成长与繁荣的时期，“金簿”题名制度曾被公认为是对商业、工业或为市民服务及为国服役等方面具有卓越成就的表彰。当时，这种荣誉也曾对外国人，例如对从佛罗伦萨移民过来的著名丝绸织造商。[8]但是自从荣誉与国家俸禄变成了贵族阶级家族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相当于摆设了。后来，当人们认为有必要赋予奄奄一息的贵族政治以新的活力的时候，人们又重新启用了这个金簿。但是，在金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对国家的贡献，而是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少或出身是否高贵，结果金簿题名再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以致在重新启用后的一个世纪之内，金簿上几乎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名字。

如果我们请教历史，追问该共和国及其商业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历史会这样回答：主要原因是软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蠢、疏忽和懦弱，以及被奴役人民的冷漠。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被发现，威尼斯的商业和制造业也必定要衰败。

人们发现，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如同意大利其他共和国衰败的原因一样，都是缺乏国家统一，外国强势力量的控制，国内教会的统治，以及一些更加强大、更加统一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断崛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能看出，现代商业兼制造业的国家的商业政策仅仅是拷贝了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只不过是涉及面有所扩大（即全国性的）而已。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任何一国的船舶业和制造业都能够得到保护，以防受到外国船舶业和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因而任何一项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而再向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政策都是明智的。这一准则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有力的坚持。[9](www.daowen.com)

最近有人在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贸易自由进行辩护，认为保护政策是威尼斯衰败的原因。这个断言缺乏真实性，错误百出。如果我们用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威尼斯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它而言，就像后来一些大王国的情形那样，在不同时期，国际贸易的自由与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而有时有害。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共和国的成立初期是有利的，否则它怎么会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不断壮大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强国呢？并且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同样对它有利，因为借助这一政策，它获得了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但是，当其制造业和商业力量获得优势之后，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造成损害了，因为保护政策排除了它与其他国家的所有竞争，从而滋生了国民的懒惰习性。因此，不是采取保护政策本身，而是当采取该政策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仍然继续坚持这个政策，那么这才是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

因此，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论断有这样一个重大错误，即它几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世袭君主制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称霸一些省份和岛屿，但它一直仅仅是意大利的一座城市，而当它上升为制造业和商业的强国时，它仅仅同其他意大利城市进行竞争；只有当所有具有统一力量的国家尚未同其开展竞争时，它的限制性商业政策才会对它有利。但是，一旦这些大国开始同它进行竞争时，这时它只有通过使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统领，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到自己国家的商业制度范围内，才能维持自己的优势。没有任何一种明智的商业政策可以让单个城市的商业优势超越所有统一的国家而长盛不衰。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反对当今的保护性商业政策）中，我们恰恰可以推断，单个城市或一个小国与大国进行竞争时，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性政策；同样，任何凭借保护政策取得了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国家（在获得这个地位后），都能够有效地转而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上述争论以及其他以国际贸易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众多错误产生的根源，也即“自由”一词的被误用。人们谈论贸易自由时，用如同谈论宗教自由或市政自由一样的语气，因此，爱好和拥护自由的人们就都感到自己有义务保护各种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变得相当流行，以至于都未对国内贸易自由与国际间的贸易自由加以必要的区分，尽管事实上这两者的本质与运作截然不同。因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却可以与高度的保护政策休戚相关。不过，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的确极有可能使国家遭受奴役，我们在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会加以说明。关于这话题，孟德斯鸠言之有理：“商业从来不会受到比在自由国家更多的限制，也从来不会受到比在专制政体下更少的限制。”[10]

[1]德·乐克娄斯：　《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第23、26、32、103、213页。

[2]皮齐奥：《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

[3]阿马斐在繁荣时期有五万多居民，航海罗盘的发明者弗拉威奥·圭奥（FlavioGuio）是阿马斐城的居民。在比萨夺得阿马斐那年（1135年或1137年），那本后来对德国的自由和活力造成了很大破坏的法典——《学说汇纂》——被发现了。

[4]因此，可以说查尔斯五世是意大利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如同他也是荷兰和西班牙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一样。他首先提出了贵族拥有专权，认为贵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丢人现眼，这一观点对国家工业了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他之前，相反的观点占上风。当麦迪西人统治了这一地区之后，他们一直从事着商业活动。

[5]“当贵族们不去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去用胜利为国家争得荣耀、不去用征服使国家变得强大，而只知道享受荣誉和分享赋税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众多的威尼斯市民不能给全共和国做主？”（达儒：《威尼斯史》，第四卷，第8章）。

[6]《法的精神》，第192页。

[7]马克布拉萨迪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声称擅长炼金术，大受威尼斯贵族欢迎，被当成了救世主（达儒：《威尼斯史》，第三卷，第19 章）。

[8]就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威尼斯利用各种机会吸引外国制造业和资金。由于受到了鲁卡的暴君卡斯特鲁齐奥的迫害，大量的丝绸织造商从鲁卡迁移到了威尼斯。在十三世纪，鲁卡的丝绒和锦缎织造业已经相当发达（达儒：《威尼斯历史》，第一卷，第247～256页）。

[9]西斯蒙第（Sismondi）：《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第一部，第285页。

[10]《法的精神》，第十卷，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