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开始对盛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努力探寻(在我看来)其错误和根本原因以来,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我的本职(教授)给予了我从事这项任务的动机,而我命中注定要面对的反对意见则强烈促使我把这项任务进行到底。
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德国人记得,德国人的幸福水平不断下降,1818年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通过学习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如他人一样,我尽量使自己全面充分地了解他人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以及之前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不满足于按这门科学的现有形式教育年轻人;我希望教育他们哪种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德国人的幸福、文化和力量。流行理论反复灌输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我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以及三个王国统一在大不列颠政府名下时产生的结果时,在我看来该原则既符合常识又已被经验所证实。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产生的绝妙效果以及取消该制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最近发生的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看来,这些结果同我以往的观察好像直接矛盾。在试图搞清这个矛盾发生的基础是什么的过程中,理论确实正确,但是只有当各国都像各省一样共同遵循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确实正确。这个观点打动了我,它促使我考虑国家的本质。我觉察到,流行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而只是笼统地考虑问题,一方面考虑全人类,或另一方面考虑单一国家。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高度文明的国家,要在自由竞争下双方都获得利益,只有当两国的工业发展处于大体同等水平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么,即使它已经拥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但也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力量,才能适合与比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了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通过对外国人实行统一的商贸政策,才能经过努力达到其他国家凭借商贸政策而实现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水平。
1819年,整个德国涌现出了许多有关新政治制度的策略和规划。统治者和臣民、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全都参与其中。德国就像一个遭受过战争毁坏的家园,以前的家庭主人回来后准备重新进行修整。有些人想修旧如旧,小到每个细节;而有些人则想重新规划,全部使用现代家具;还有一些人则兼顾常识与经验,希望走中间路线,这样可能使对过去的要求和现在的需要和谐一致。观点上的矛盾和冲突处处可见,到处都是旨在促进爱国目标的团体。国家的《宪法》本身就是新颁布和仓促拟就的,多数开明的有思想的外交家都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胚胎,期望从中培育出更加完美的未来。《宪法》的一个条款(第十九条)特意为建立国家商贸制度敞开了一扇门。在我看来,该条款奠定了我国工商业今后赖以繁荣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成立德国商人和制造商联盟的想法,旨在取消德国国内关税,在全国采取统一的商贸政策。这个联盟最初怎样生根发芽,又是如何引导高尚和开明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以及后来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都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德国商业联盟的顾问,我处境艰难,举步维艰。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雇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都受过世界主义学派的教育,他们都认为任何一种保护性税制在理论上都令人生厌。他们得到了英国利益以及那些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的援助。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用“秘密服务金”这个手段有力地控制着国外舆论,只要有利于其商贸利益,英国都愿花血本,从不吝啬。由来自汉堡和不来梅、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和知名学者组成的新闻大军出现在了该领域,他们谴责德国制造商的统一保护性税制为“不合理的愿望”,对其顾问恶语相加,肆意漫骂,恶意诋毁,例如,指责他对科学权威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无所知,或者指责他智力不全无法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理论和德国学者们的见解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而摇旗呐喊的鼓噪者们的工作变得得心应手。
这场交锋并非势均力敌。一方有一套阐述透彻、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一个在每一个立法机构和学术团体中都有拥护者的强势党派,还有首要的强大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穷困且毫无实力,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我不得不进行的日常争论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中引申出来的错误的论证方法。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因而我发现了该学派荒谬论证的根据,那就是它把那些只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作为依据,证明制成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性。我开始更加彻底地认识到分工原则,意识到了这个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整个国家。后来,我访问了奥地利、德国北部、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试图在各地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从这些国家的一些著作中寻求指导。后来我又访问了美国,这次我撇开了所有书本,它们只会使我误入歧途。在那片现代化的土地上,人们可以读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最好的书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荒野之邦如何变成了富强之都,欧洲需要数百年才能取得的进步,在那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即从单一的狩猎条件发展到了家畜饲养,再发展到农业,进而又发展到了制造业和商业。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地租如何由一文不值变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实际上比旧世界那些学者更懂得如何改善农业和提高地租,他们想方设法争取把制造商和发明家吸引到他们的周围。再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比那儿的人更懂得运输工具的重要性、更懂得运输工具对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了。
我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研读了那本现实生活的教科书,并把它同我以前的研究、经验和思考作了对比。(www.daowen.com)
(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提出了一个尽管可能仍有缺陷的学说,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让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过去由于学术上夸大其词,由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由于用词异常不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经迷惑了人类的正常意识。
我想指出,民族主义是我的理论体系的一个识别特征。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架构均基于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与全人类主义两者之间的中间利益。我曾一度犹豫不决,是否不该把我的体系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但一位朋友的一番话阻止了我这样做,他说,如果用此作为书的题名,那么某些肤浅的读者难免会认为我的书仅仅是重农主义的复苏。
流行学派曾质问我是否想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看到,我的理论只采纳了那个备受诋毁的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而摒弃了其谬误之处;我在提倡那些有价值的部分的时候采用的依据也与(所谓的)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本质为依据的;我首次驳斥了那些来源于世界主义学派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同时对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双关语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也进行了首次批驳。
如果我在驳斥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及其整个学派的观点和著作时所使用的言辞有时显得过于激烈的话,那么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傲慢。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观点有害于公众幸福,因而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合理抨击。而且知名学者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比声望稍低的学者的错误产生的危害更大,因此他们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驳斥。
关于一些对我坦率而有思想的批评,我(针对关于要点重复方面的批评)想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不同的论点总是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把同一个东西重复十遍远远胜过听任某一观点含混不清。我没有仿照时下盛行的风气大量引证,但是我所读到的著作要多于我所引证的不止百倍。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自谦地意识到,在我的著作中可能会发现许多错误;不仅如此,如果让我自己再重写一遍的话,或许可能写得更好。我的这一想法使我备受鼓励。不过尽管如此,读者仍可以从我的书中找到许多新颖正确的东西,并且这本书有可能使我的祖国——德国——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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