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789年8月6日生于符腾堡的鲁特林根市，其父是制革匠，同时担任多个公职，虽不富有但深受尊重。弗里德里希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父亲职业的反感，决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他先后在布劳伯恩、尤尔姆和图宾根等地的书记员办公室供职。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政府组织的几个考试，尔后进入符腾堡政府市民服务部工作。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到1816年就升任到了大臣副秘书长的职位。冯·万根黑姆大臣好像一开始就很欣赏他的才能，热诚欢迎这位多才的助手帮助他推广他的改革计划。

计划之一是在图宾根大学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这一举措促使李斯特出版了一本充满智慧且内容丰富的小册子，毫无顾忌地对符腾堡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一些与新学科有关的、极具培育重要性的知识分支几乎全被忽略了。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一篇文章，倒不如说是一个宣言，也可以被看作是李斯特首次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公开宣战的宣言，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冯·万根黑姆非常欣赏这本小册子，遂任命作者为该大学应用管理学教授，并鼓励他坚持州政府改革、地方代议制政府和新闻自由的主张。

令人不快的是，大臣对他所付出的努力的赞许，非但没有给李斯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致命的。那个时代不适宜提出改革计划，那些达官贵族和官僚不能正确地区分改革与革命，而改革计划也引起了国王的警觉，大臣被迫辞职了。

然而，出版这本小册子绝不是李斯特唯一一次攻击强势的官僚保守主义体制。在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的1815年，德国外交家们似乎赞许对民族工业利益置之不理。欧洲大陆长期采取的封锁政策，是一项有利于德国国内贸易的强有力保护制度，对德国的一些小的省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封锁的解除，当德国口岸以低关税向外国制造商开放的时候，德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贸易却仍然受到沿各省区边境设立的境内海关的严格限制。这一状况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一个争取废除境内关税的联合会成立了。李斯特接受了该联合会主席一职，但他因此即遭到了政府的谴责并被免去了公职。鲁特林根市的追随他的市民们对他充满信心，又推选他为符腾堡的国家立法大会代表，但是，由于他对那些当权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这次选举因遭到大臣的否决而被取消了。

可是他毫不气馁，李斯特不遗余力，极力鼓动取消这些境内关税，鼓动成立德国各省区的商业联盟，从中他预见，德国政治联盟最终也将效仿商业联盟。他不但在媒体上以信函、文章和小册子的形式大肆提倡这些做法，而且在那个旅行既困难又昂贵的时代，为使主要政客们和商界领袖们知道他的观点，他到处旅行，去了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其他德国省府。然而，他的行为和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实效。他发现，那些商会的头头们一如既往地胆小怕事，而大臣们则一如既往地嫉妒任何“未经授权”的出于政治目的的鼓动。

此后不久的1822年，他再次当选为符腾堡立法大会的家乡代表。但是，一场拥护商业联盟和其他改革需要并主要由他参与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遭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李斯特不但被排斥在了大会之外，而且还被定罪被判入狱十个月，在一个要塞服苦役并支付全部诉讼费。

为逃避严厉判决的执行，他逃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刚停留不久，当局就应符腾堡政府的要求命令他离开那座城市。他从斯特拉斯堡去了巴登，但是他再次受到了同样的侮辱。从巴登他又去了巴黎，在那里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拉法耶特将军还邀请他到美国去访问。但是，他非但没有马上接受邀请，而且还出于对祖国的挚爱，反而又回到了符腾堡并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请求未被理睬。他再次被捕并囚禁在了阿斯尔堡的国家要塞。他被监禁数月后获释，条件是他必须声明放弃符腾堡国籍，立即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同时再次受到了对他充满仇恨、志在复仇的符腾堡国王的跟踪。应国王的要求，法国政府也不许他继续在法国领土上滞留。他决定彻底离开欧洲一段时间，到美国避难。在美国他再次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通过将军的介绍，他同好多人士建立了友谊，如杰克逊总统、亨利·克莱、詹姆斯·麦迪逊、爱德华·列文斯通等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家。

为了维持生计，他购买并开发了一小片土地，但他的尝试未获成功。随后，他开办了德语报纸《阿德勒》。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于是，李斯特的朋友们建议他在自办报纸上就这一议题撰写系列通俗文章。他就此先后发表了十二封致时任宾夕法尼亚“制造业促进联合会”的会长因格索尔先生的信。在这些信中，他全力攻击亚当·斯密提倡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强烈要求采取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与此相反的政策，并用从美国现行经济条件中得出的例证说明他这一道理所寓含的真谛。

该联合会随后以“新政治经济学体系概要”为题再次出版了这些信（费城，1827年）。联合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断言李斯特通过论证已经奠定了一个新颖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给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该联合会要求李斯特做两项文字工作：一是对其理论进行科学阐述；二是撰写通俗论文供公立学校使用。联合会承诺每样订阅五十册，并建议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这样做。

《阿德勒》报取得的成功，连同他有幸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一个具有开采价值的新煤矿，使李斯特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但是，尽管他在本国曾经历过国王和统治阶级的忘恩负义，但他对祖国仍然魂牵梦绕。从1828年到1829年，他在许多论文和文章中多次强调建立贯穿德国全境的国家铁路系统。推广他这一新设想的渴望增强了他重访欧洲的愿望。

因此，熟悉李斯特观点的杰克逊总统派他出使巴黎，希望借此机会促进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遂于1830年任命他为美国驻汉堡领事。但是，那些六年前曾以判刑和流放对待李斯特政治改革建议的陈旧的风气并未死亡。在那些一味顺从的德国官方媒体的眼中，李斯特仍然是一个“革命英雄”，美国公使冯·伯尔仁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汉堡上院拒绝批准这一任命，因为他的祖国符腾堡禁止他回去访问，于是他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美国代表里沃斯把他介绍给了几位有影响的朋友。那时比利时刚刚获得独立，一个实现其计划的更加有利的前景似乎展现在了他的眼前：建立德国国家铁路系统，以及通过比利时增强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他后来又回到了美国作短暂逗留，不久即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回到了欧洲，这个身份可以促使萨克森政府和人民接受其铁路系统的主张，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满意地看到，为在德国修建几条铁路，数家有实力的公司得以成立。在莱比锡期间，他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在1834年出版了《国家大百科全书》；另一项是在1835年办成了《铁路杂志》。它们对德国舆论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哈—卡铁路（哈尔—卡塞尔，HalletoCassel）的勘测图初稿中，设计线路避开了几个城镇：诺姆堡（Naumburg）、威玛尔（Weimar）、高萨（Gotha）、额尔福特（Erfurt）、爱森纳希（Eisenach）。李斯特指出了这一设计在战略和商业两个方面存在的不周之处，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德国一些小法院提出抗议，成功地保证了三个城镇受益于铁路交通。为感谢他在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高萨公爵向李斯特表示谢意，并授予了他耶拿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高度称赞他彻底地把三个属地威玛尔、高萨和梅纽根（Meiningen）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同时奖励他一份丰厚的奖品：一百个金路易。对他的评价是：“所以好像每个被拯救的地区估计它们的获救正好值三十三点三三个金路易。”

1837年，他在去巴黎的途中顺访了比利时。在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找到了在阿斯堡一起蹲过监狱的老相识科尔布（Kolb）博士。通过科尔布博士的影响并在他人的劝说下，李斯特永久接受了著名杂志《报告汇总》的一项文字工作，该杂志马上腾出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影响德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关税和《商业法》，以及德国与奥地利之间商业关系的话题。李斯特充分利用了这个绝妙的机会，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大力传播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主要针对德国和比利时同美国之间的商贸关系。他还于1839年在巴黎的《宪法》杂志专栏中发表了他的观点。(www.daowen.com)

整个欧洲掀起的呼吁取消英国《谷物法》的鼓动运动，同样给他提供了阐述支持国家保护政策的观点并建议德国予以采纳的机会。

在强调一定要待英国的制造业能力得以完全建立之后方能限制谷物进口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时，李斯特主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的成功建立和维持只有靠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和合理保护本国工业才能抵御外国产品的进口。

《谷物法》取消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预料这一措施将导致德国废除对外国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但是，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只有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才能在其他方面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经受住与外国制造业进行的竞争，它才能安全放弃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并开始实行全面自由贸易政策。这其实是李斯特理论的中心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提出的世界主义理论；而在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他则反对他们提出的全球自由贸易理论。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些观点，尤其是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和“论民族制造业的本质与价值”两篇文章中。在他这些文章发表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德国公开讨论过，因此理所当然地，首先唤起公众对这些问题产生广泛兴趣的功劳应归于他。

离开莱比锡后，奥格斯堡成了李斯特及其家人的永久居住地。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一部分，并于1841年发表。第二部分计划包括“未来政策”，第三部分包括“政治制度对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影响”。就在李斯特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普鲁士代表德国关税同盟于1841年3月2日同英国订立了一个商贸条约。李斯特强烈反对该条约，他对条约的谴责不但激起了官方报纸的愤怒，辱骂他是“德国走狗”，而且还使他再次陷于了同“当局”的冲突之中。在1842年7月13日致阿伯尔登阁下的信中，英国大使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对李斯特的著作表示不满，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受雇于德国制造商的才华出众的作者”。因为英国反《谷物法》联盟曾付钱给演讲者和鼓动者，因为英国政府曾付钱给鲍林博士（Dr.Bowring）让他在德国、法国和瑞士进行游说鼓动，鼓励那里的人们支持英国的商贸利益，因此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这种关于李斯特也是一个受雇代言人的假设就不足为怪了，但却是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不管李斯特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价值有多大，它们至少都是无偿的。

就像人们可能早已预料的那样，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出版即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是，对这本书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以至于在短短数月内再版三次，并被译成了法文、匈牙利文等在国外出版。对这本书的主要异议集中在它提出的制度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而只符合德国的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李斯特从未试图隐瞒。他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将德国从英国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就连最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建议是最切实可行的。但是，李斯特从来不提倡禁止政策。他宣称：“任何一个决定放弃进口绝对自由政策的国家必须从适当征收关税开始，直至最后实行它曾经决定的保护制度为止。”他还说，“任何完全排斥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都是有害的”，但是“只能允许外国制造业的生产提供部分国内的消费品”。“在本国保持国家工业的基础，必须永远是国家政策坚定不移的目标”。

1844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四部分（政治学）。在这一部分中，在诠释了坎宁（Canning）、哈斯肯森（Huskisson）、拉保施赫（Labouchere）和朴特雷特·汤姆森（PoutletThompson）等人提出的谈判和经济措施以及分析了他称之为“狡猾恶意的英国商贸政策”之后，李斯特主张，在德国建立非常高效的河流、运河、铁路运输系统，实行统一管理，成立德国舰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德国国旗，在海外设立殖民地，国家对移民实行监督，在海外设立高效的领事馆，建立德国蒸汽轮船定期航线，同美国、荷兰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订立有利的商贸条约。

英国媒体在批判其著作时使用的污蔑性的咒骂，使李斯特的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这次“正中要害”，因而扩大了其著作的影响。

1843年，除了继续从事原来的一些文字工作之外，他又接受了《海关报告》的编辑工作，并继续在《报告汇总》和其他报纸上发表关于经济和商贸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德国铁路系统的进展情况。他造访了匈牙利，受到了热烈欢迎。考苏特公开称他是“一个为各国真正国民经济利益而精心指导过这些国家的人”。他受到了波希米亚纺织联合会、莱比锡制造商大会、莱茵制铁业制造商联合会等公共团体的奖励。在遭受他人指责的痛苦中，他也遇到了令他兴奋的事情，亲眼目睹了德国关税同盟于1844年9月1日同比利时订立了一个条约，他曾长期真诚地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亲自访问布鲁塞尔。他说，通过这个条约，“使得关税同盟能够拥有足够的便利条件从事外贸，如同把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全部港口都纳入了其管辖范围之内”。最后，在拜见符腾堡国王时，他得到了对他以前遭到的不公待遇的迟来的承认：“我尊敬的李斯特先生，我对你并不怀有任何恶意，二十四年前我们没有学会像今天这样相互理解，多么遗憾啊！”

这时，无休止夜以继日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时常剧烈头痛，苦不堪言，体质越来越虚弱，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英国《谷物法》即将废除，李斯特担心这一措施恐怕会使英国进一步损害德国的制造业。他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急忙奔往伦敦，希望实地了解清楚当地舆论和这一即将发生的变化对德国工业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受到了一些曾经反对过其政策的人的盛情接待，其中就有理查德·戈伯登。后者开玩笑地问他：“你竟然过来改变自己？”然而，李斯特的这次访问却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英国确保自己在整个大陆制造业优势的决心越加迫切，德国就越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冲击。

从英国回来后，尽管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精心照顾，但他的身体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异常症状。他的身体已经垮掉，怀着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他去了一趟蒂罗尔，但为时已晚。他在库夫斯坦卧床数日后，独自一人于1846年11月30日离开了住处。他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写给老朋友科尔布博士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人们展开了搜寻，结果在刚下过的雪层下发现了他的遗体。种种迹象表明，毫无疑问，因一时心理失衡，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库夫斯坦公墓中的一座墓碑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德国和海外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去世深表哀痛。为表彰他为促进德国统一、增强德国实力和福祉所做的无私的和不懈的努力，人们进行了募捐，给失去了亲人的家人送去了丰富的抚恤金。巴伐利亚路易斯国王和曾经轻视并虐待了自己的才华横溢的爱国之子的祖国符腾堡摄政王属于第一批认捐者。他曾经的许多政治对头也都加入了纪念他的活动行列，甚至提出要求“为这个高尚的爱国者立一尊纪念像是德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呼吁得到了响应，人们在他的故乡鲁特林根为他立了一尊雕像。

李斯特提出的商贸政策大部分被他的祖国所采纳了。从此以后，国内关税消失了，在德国商业联盟的领导下，德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建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德国的航船上，德意志帝国统一了德国人民。尽管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后人们的不断努力，但是一些功劳应该归功于一个长期以来首先为之辩护的人，他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财富直至生命。

李斯特的才华表现在，他是一个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一个才华出众的勤奋笔耕的作家，一个态度认真不知疲倦的政治鼓动者。毫无疑问，他的整个政治鼓动生涯更是出于本能而非为国家服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先锋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一个不被允许目睹自己预言得以实现的倡导者。他预言自己的国家未来会更加美好，但那些最初本该帮助他使预言早日实现的人却对这个预言表示怀疑和不满。

[1]节选自斯图尔特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记：《祖国的先锋和献身者》（1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