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又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于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上的落后，迫使它们必须去选择一定的赶超战略，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从而加速自身的经济增长，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而这一切往往体现在它们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上，更为确切地说，也就体现在它们政府所执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之上。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发展，就成为一项融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为一体的跨学科性课题，它也一直是现代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就是源于当时处于落后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了缩小本国与当时处于领先的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旨在削弱外国进口产品对于本国幼稚工业产业的冲击，保护并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从这方面来说，产业政策理论自其产生以来，就成为一项发展中国家所惯用的策略选择。

然而，随着产业政策理论的深入，产业政策也从传统的仅仅在一些经济上处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使用，以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对特定产业或企业推行挑选赢家式的扶持或限制政策，对于国内市场的严密保护为基本特征的政策选择，演变为一种在所有国家中所广泛应用的政策选择。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产业政策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西方国家不再坚持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格局，转而转向利用一定的政府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一些不足，消除市场调节所带来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而克服自由市场机制下周期出现的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破坏，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而“市场失灵”也就成为早期产业政策理论解释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手段的最早的理由。

从产业政策理论诞生开始，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就一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固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早期的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后期的赤松要的雁行理论，或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理论，都是首先在理论上取得突破，从而通过建立严密的理论基础用来指导各国真实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产业政策理论的很多重要突破，如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也是来源于现实之中各国政府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产业政策理论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的这种相辅相成、共同成长的和谐发展态势，也保持了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强大生命力，保证了产业政策演进的持续进行。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一种看似已经完全成型的产业政策选择的运行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这就为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新突破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从而带动起产业政策理论的新发展。产业政策理论上的新突破，往往又能够给各国政府的具体的产业政策选择提供很多新思路，从而优化各国的产业政策选择，提升现代产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在具体选择产业政策手段过程中的问题的不断凸现，产业政策理论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动力。因此，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健康发展状态。

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政策由于其挑选赢家式的作用机制，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政府失灵，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长久的稳定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中侧重贸易保护的经济传统，这也引起了本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的重新构建。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也使得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出现了很多新课题，从而带动起产业政策理论的飞速发展。本书所介绍的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也正是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而与之相对，新理论的产生又指导着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做出更为科学的决策，本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演进的进程则完全验证了笔者的这个观点。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又演变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集中于上世纪后半期关于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反思与讨论之中。二战结束以后，当全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民族运动赢得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才真正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拉美与东亚两个发展中国家较为集聚的区域的国家所选择的不同的政策选择，也导致其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经历过深陷危机的衰退期。近10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于这两个区域的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选择等都进行了较为普遍的比较研究，这也为研究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一度严重地滞后于同处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被排除在东亚模式之外。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保持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安然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在次贷危机肆虐全球经济之时，中国仍然坚持了8%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世界震惊。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也必然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多重要的政策思路，因此近年来，对于中国经验的研究也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尽管拉美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已经接近两个世纪，同时也成为少数没有受到二战打击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宜人的气候，却使得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坚持了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本土的工业化进程相当缓慢。只有上世纪中期，拉美各国才通过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开始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失误，也使得它们错过了工业化的最佳时机，反而只能与战后才赢得独立的东亚、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实行工业化，在相同的国际市场层面开展竞争，这也为它们后期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埋下了恶果。

由于战后拉美国家普遍建立起军人掌权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因此在拉美的经济模式中，政府对于经济实施了严密的直接管制，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挑选赢家式的产业政策对特定的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实施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同时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指导下，对于外国商品的进口设置了严密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国商品的进口对本国幼稚工业企业的冲击。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自身积累不足的缺陷，拉美国家又大量的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入外债。尽管拉美国家在战后初期经济同样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拉美模式一度也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然而，由于严密保护下本国的工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较慢，同时过多的外债负担又使拉美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相继陷入严密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之中。

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一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的危机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即“华盛顿共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华盛顿共识”固然在早期成功控制住了拉美各国的通货膨胀，但它并没能够拯救处于危机的拉美经济，上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甚至表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因此当斯蒂格里茨提出“后华盛顿共识”，重新承认政府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时，就实际上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失败。

随着新世纪以来产业政策理论在西方取得众多重要的成果，很多拉美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政府在其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重新确定政府职能，并利用强有力的创新性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推动本土创新的发展，同时摒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下对本国市场的严密保护，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通过鼓励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工业基础，加强本国的工业出口，拉美经济正在一步步走向更为健康、稳定的发展。

东亚国家大多在二战以后才通过民族革命赢得独立，并通过艰苦的努力才从战争的伤害中逐渐恢复过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早期，为了推行工业化，他们与拉美国家一样，也选择了保护性更强的进口替代战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兴起，在边际投资理论的指导下，众多日本企业开始向东亚其他地区推行直接投资，这也加快了东亚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东亚经济兴起的重要外因。

与拉美国家不同，随着东亚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它们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下对本国市场的严密保护措施，转向利用政府产业政策鼓励本国企业扩大出口的出口导向战略。正是由于采取了相对自由的对外政策，在东亚经济内部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分工合作体系，尤其是通过东亚各国之间、东亚各国与日本以及欧美各国的自由贸易发展，东亚各国逐渐在纺织、家电、机械、汽车等众多产业中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起本国的经济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对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课题。东亚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板，而向全球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推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完全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东亚模式的评价。这次危机充分地暴露出东亚地区各国对于外国特别是外国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因而较容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受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不具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当这些国家引入的大量外国投资以及国际游资，在短期内寻觅出逃机会时，就将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东亚模式中，政府往往会通过很多扶持性的产业政策，对于特定部门、特定企业提供很多重要的挑选赢家式的政策支持，这就也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特征一度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然而，当危机到来时人们才发现，这种政府管制下的企业发展必然隐藏着很多寻租的可能，从而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影响了企业竞争能力的真实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支持下的东亚企业的高负债经营，也使得东亚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市场风险，这也给这些国家带来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在房地产与证券等行业所积累的泡沫持续扩张时，这些危机尚不会表露出来，可是随着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很多潜在的危机因素就完全表露出来了，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东亚金融风暴之后，东亚经济一下子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表率转变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发展的负面教材，东亚模式也面临着众多尖锐的批评。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东亚各国已经摆脱了危机的伤害，重新回归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也得到了东亚各国的充分的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明显减少，用于维护自由市场竞争的竞争性产业政策在各国得到更大的重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在APEC和东盟等经济组织的推动下，东亚经济一体化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东亚经济将在更为自由、更为开放、更高效率的层面上，再次创造出经济增长的奇迹。(www.daowen.com)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的长一段时间内，选择了相对保守、相对封闭的发展策略，脱离了整个东亚经济整体而孤立发展。因此，它的经济发展是严重地滞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的，同时由于在政策选择上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巨大分歧，作为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一直没有被纳入在东亚模式的范畴之内。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从而改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态势。国有企业改革取消或减少了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直接管制和严密控制，企业经营权力下放给了中国企业更大的活力；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迅速崛起，彻底地改变了以往的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的资本结构，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方位、多层位的对外开放的推进，又帮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量地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先进设备，更是帮助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持续提升，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产业，到资本密集型的家电、机械产业，再到以创新为主导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中国经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经济奇迹吸引更多的外国经济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威胁论到“北京共识”的提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开始走向深入。而从总体来看，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再到后期的“北京共识”，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腾飞使得更多的外国发达国家开始正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发展，它们从早期的敌视中国，开始认识到中国经验的价值，希望能够通过研究中国经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给本国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中国模式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的回顾与反思，它已经成长为全世界各国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本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成功的标本。

中国的成功不仅仅由于作为一个大国其拥有其他国家所难以获得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它的成功更多地反映为对于科技创新与知识的关注，从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到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然而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知识等无形资本的关注却始终没有放松。正是得益于强有力的能力建设与创新培育，中国发展出一大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科技进步与勇于创新也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驱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坚定的对外开放策略的推进。从早期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最后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与世界开始有机地融为一体。以鼓励出口为核心思想的产业政策选择，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在发展的早期就瞄准世界市场，在全球的竞争舞台上不断地成长，持续地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一大批跨国公司的进入，伴随着持续的FDI、技术转让、设备转让、人员流动，从早期简单的OEM走向更注重创新发展的ODM，中国经济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不断地取得发展。

在对于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反思中，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选择模式，都处于持续的成长之中，我们不能单纯地利用静态的视角去分析其内涵，甚至比较三者之间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国家在选择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试错的状态之下，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筛选出在特定时期内、对自己来说是最优的策略选择与产业政策选择，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仅仅由于拉美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而完全否定掉拉美模式，也不应该简单地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又否定掉东亚模式，更不应该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不佳表现，对中国模式的成长性表示怀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的发展模式都是处于长期的发展之中，它固然表现为这些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最优策略，但其自身也同样可能隐藏着种种问题，只有在问题面前勇于创新、持续改进，不断地完善自身的内涵，它们才最终成为一种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这些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就在于各自国家所选择的不同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理论在创立之初就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成长中的必然选择，那么反思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产业政策选择自然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随着“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近10年来，国外经济理论学界针对产业政策理论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新进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本书所指出的关于政府与市场职能再界定，关于能力建设与创新产业政策的选择，关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以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合理地选择产业政策。而前面的3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近些年的演进，则完全验证了这些产业政策理论的新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才推动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而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不断创新，又为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书正是基于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和战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选择的实践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表现在本书更多地结合产业政策理论的最新进展，关注各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特别是强调了发展态势最佳的中国模式的优势，出于选题与论文篇幅的原因，本书对于中国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并没能进行充分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误导读者，错把中国模式理解为本书所倡导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最佳选择。

其实，在本书中笔者已经多次强调了，并不存在完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尽管本书更多地通过对比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在近30年间，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的经济体，同时也是经济运行最为健康的发展中国家。正因于此，其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模式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产业政策选择就可以简单的复制到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

其实，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就业问题、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房价问题、经济过热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都在拷问着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它们也有可能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态势并没有被打断，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健康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产业政策选择中强调了能力建设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经济基础与历史积淀的不足，目前创新能力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很多高科技产业，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投入并不能让人满意，管理创新与机制创新的不足，更使得很多国外学者怀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即使从存量指标上来看，中国的创新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从增速来看，在打造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在创新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随着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仍然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由于资料占有的不足，本书在对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分析中，所分析的产业政策主要都在2002年之前以及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各国针对危机的政策选择，对于2002年至2007年之间的政策的分析则相对偏少，更多仅限于一些主要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3种模式的历史演进的深入理解。

在对于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以及中国模式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本书更多地选择比较三者实际的政策差异，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经济发展态势的不同，并没能通过构建定量模式的方式，更加深入地去探讨影响其政策效果的因素及其影响力指标。这些问题将有待于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进行继续的探讨。

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与产业政策的选择一直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相信通过对于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新梳理，特别是对于近年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新发展的研究，可以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产业政策时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真正实现自身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