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无数的经济成就，创造了东亚奇迹、中国奇迹等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也造成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中国模式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的发展模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发展模式固然来源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组织的研究报告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成果，而仅是对特定时期之内特定的国家，或者处于相邻的地理区域内的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的归纳总结。就这方面而言，这些模式并不单纯地反映为一些特定的经济理论，却表现为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历史事实。

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来源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事实，所以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态势时，往往会导致学术界对其的评价也会产生重大的转向。

二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同时表现出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在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拉美国家开始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拉美模式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然而，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先后陷入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学术界对其评价产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一段时期内，拉美模式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拉美政府的决策失误而广受批判。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萨克斯所提出的“休克疗法”在处理原苏联经济时表现出初步的效果，其所奉行的新自由化思想也被视为一种化解拉美经济难题的良方而被推广到拉美国家，从而催生了“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在其早期固然成功地将原苏联国家带离解体初的混乱，也帮助拉美国家克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由于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中的差异，并没能将拉美诸国的经济发展带上健康之路，而最终走向失败。这也使得拉美国家在本世纪初又重新转向放弃单纯的自由化，转而利用现代产业政策以引导本国的经济发展，将拉美经济重新带上健康发展之路。从这方面来看，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发生了多次极为重大的变化，这也就导致了拉美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而国际经济理论学界对其的评价也自赞誉转向批评。

与拉美模式相近，东亚模式也经历过重大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选择的转变，其经济发展的不同状态，也导致学术界对其的评价同样有一个自普遍赞扬转向普遍怀疑的转变。由于受二战的影响，东亚经济在战后初期的表现并不如拉美经济，其在经济恢复的早期，也采取了类似于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来实现本国早期的工业化发展。在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只是简单地模仿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并没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主要东亚经济的工业化的初步实现，特别是源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的大量涌入，东亚国家逐渐放弃了保护性更强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实施外向性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这才保证了东亚各国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和巨大的国际影响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在被世界银行提出后，就在现代经济理论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板而向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推广。尽管也存在克鲁格曼等对东亚模式提出怀疑者，但是，这些零星的批评声也淹没于众多的赞扬声中，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东亚模式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复杂关系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过于依赖国外资源与国外市场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以及过于强调积累而忽视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等不足。当东亚国家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学术界对其的评价也从广泛赞扬转向普遍怀疑。

与对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先扬后抑不同，国外经济理论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则是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由于错误的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忽视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然而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远远滞后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外国经济学者广泛的质疑。然而，改革开放的推进则完全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国企改革打破了以往公有制一统天下时的“大锅饭”体制，克服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低效的弊端，引入了市场竞争，鼓励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非公有资本积极投入生产，从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有益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增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对外开放，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入了有益的资本、人力、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鼓励国内企业制定外向型战略，勇于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外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往来，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新的驱动力。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台湾、韩国等早期的政治改革有相似之处，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颇为相近，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模式曾经被一些国外学者视为东亚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更多的是被纳入整个东亚经济体内进行比较分析。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亚洲其他一度风光无比的经济体陷入危机之中时，仍然保持了快速、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才真正赢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这才促成了“北京共识”等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的推出。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即使身处次贷危机之中，当欧美经济相继陷入困境之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也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项真正的奇迹。中国模式的价值也由此得到显现，对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渐渐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很多学者甚至希望通过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与归纳，为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www.daowen.com)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国际社会对于战后发展中国家这3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评价都产生过较大的转变，这3种经济发展模式自身也仍然处于一个演进的过程之中。在不同时期，即使是同一种模式，其政策主导思想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影响其战略选择与产业政策选择。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有的模式都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占有情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因素而进行微调，甚至根本性的修正。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它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都是经历了多次的试错，从而得出的一种最优的战略选择，对于它们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它们选择某一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执行特定的产业政策，必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强行要求某一发展中国家模仿某一所谓的最优的模式，那么必然会由于其政策选择与客观现实的差异而面临更大的失败。

面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要求它们去模仿某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简单地去评价哪一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最优，我们更应该通过研究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分析其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并结合自己的客观条件，去思索这些政策在本国的适用性，从而在自己原先的模式之上，开拓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选择一些新的产业政策以推动本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新世纪以来，产业政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重新认识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通过有效的能力建设与创新政策以强化创新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坚持以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为核心的产业政策选择，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3个方面的发展。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需要研究并应用这些产业政策的最新成果，并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之中。而在具体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它将更多的体现在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明确哪些职能应该由政府来执行，哪些职能则应该交由市场调节，并通过强有力的竞争性产业政策保障市场职能的充分发挥，减少传统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常见的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的出现；加强本国的能力建设，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由政府来推行教育、培训与基础性研究工作，提升国民素质与本国的创新能力，通过政策引导与公共采购，从供需两个方面同时着手，积极鼓励创新密集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从而推动起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在现代经济走向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的封闭式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每个国家都必须坚持以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为核心，在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之内，合理运行这些协议所授予发展中国家的种种特殊优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经济，参与全球分工，优化本国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带动起本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1]作者看来，和文化反映在中国古代的和为贵思想中，可以在中国的和谐社会和日本的大和文化中明显看到其影响，而长幼尊卑的层次观念则反映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中，可以在日本的年功序列制中得以体现。这些观点在作者早期的两篇论文中曾经深入加以阐述过。姜达洋，日本管理思想的文化根源剖析，科学与管理，2004（2）； 姜达洋，日本管理思想的儒家文化根源，现代日本，2006（4）。

[2]在现代产业政策中，促进政治经济稳定，也是一种有效的产业政策的范畴。从这方面来看，东亚地区在推动经济稳定的产业政策选择中做的比拉美地区更好。当然，在战后初期，在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与地区，也曾经出现类似于拉美地区的军人政权，但是其政治的稳定性仍然要好于拉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