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要素的持续投入成为它们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创新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而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上世纪中后期爆发的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本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彻底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格局。

尽管在国民素质、科技基础、创新制度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直接限制了它们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无论是传统的东亚模式，或者是新世纪以来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内的经验，都表现出在当前经济社会中，发展中国家为了提升本国的能力建设，促进本国的创新能力发展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也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计划的关键之所在。

然而，如果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政策与能力建设的实践，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用于支持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仍然表现出很多有待提升之处。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有待从供给推动转向供需双向引导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以往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东亚等国的工业化发展中，政府更多的偏重于着眼于供给角度，往往是通过针对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的创新行为提供经济或服务上的刺激，或者是通过在宏观层面上，为微观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对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产生推力。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由于在国民素质以及创新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缺乏推动创新产生的土壤往往成为很多国家创新发展所受到的最大制约。然而，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赶超式的发展，就必须运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手段，推动创新浪潮的形成，通过普遍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真正带动起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共采购完全可以起到培育社会创新能力、推动社会创新的作用。通过建立起供需双向式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采购对于社会创新产品的引导作用，利用政府在确定标准方面的权威能力，从而为一些创新产品提供引导性市场。诱导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将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制定创新政策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推动创新活动更加科学、有序地进行。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要摆脱单纯关注研发经费投入的传统思想。就目前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把研发经费占本国或本地区GDP的比重的上升作为推动创新的主要标志，因此其创新政策更关注于追加研发投入，进行大规模的研发行为。在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很多国家领导人往往把研发经费的绝对金额，以及经费占本国GDP的一定比例，作为其制定产业政策的具体目标而加以关注。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主导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多创新主体为了创新而进行创新，因此导致创新产品与市场的需求的脱节，很多创新产品没有也难以实现市场化，甚至选择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方案去解决一些本可以利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的问题，这也导致了研发经费的大量浪费。(www.daowen.com)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研发经费必然相较于发达国家相对短缺，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摒弃单纯关注研发投入的错误观念，一方面结合市场需求来确立创新方向，同时推动一些现有的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利用市场效益来评价创新成果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大对于一些外部性较强的基础性创新研究的投入，从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有必要从注重技术创新转向更广泛层次的创新发展。在传统的观念中，发展创新更多的被视为通过科研活动获得技术上的突破，从而获得新的创新产品，或提高生产效率。然而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早期的泰罗制，还是丰田模式的精益生产方式等流程上的创新，或西方的公司治理制度，或改革后中国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等制度创新，对于企业乃至整体的经济发展都都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从主要促进技术创新转向广泛发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流程创新、制度创新等更广泛层次上的创新活动的发展，根据本国的创新要素投入，以及创新产品市场的培育等客观条件，从而确立一整套真正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带动起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还必须与自主品牌紧密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政策的确促进了众多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的提高，极大提升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品牌，更多的国内制造业企业是通过“OEM”或者“ODM”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沦为事实意义上的“世界车间”。与中国类似，在东亚与拉美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根据本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产业，在带动起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不拥有独立的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专利，这些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只能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活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而掌控有产品的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的发达国家企业却能够获得更为丰厚的收益。就这一点而言，在现代知识与创新主导的社会里，在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已经成为收益最低的环节，而研发和营销环节才是具有最大附加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金矿”。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否需要发展自主品牌的“龙何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从现代全球分工价值体系来看，把创新政策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品牌结合起来，打造真正属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世界名牌，才有可能真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同时这也将有利于减轻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盲目崇拜，转向更广泛层次的全面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