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困扰它们最大的难题就是其政府职能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应该做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深入地介绍了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最新进展，也回顾了东亚、拉美与中国在选择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对于政府职能的界定所做出的种种不合适的界定。这些经验与教训必将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政府职能的界定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选择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即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也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与政府管制，再到由政府来保证自由竞争的长期的发展道路。这其实也代表着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政府职能的认识的深化。在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自由市场经济始终是得到最大的关注的，政府仅仅被视为“守夜人”而充当维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基本职能，这也就促成了自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最小政府得到极力的推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自由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也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然而，在当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诞生了以保护主义与政府干预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因此产业政策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死敌。它倡导政府积极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保护本国经济，减少本国幼稚产业受外国进口商品的冲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去扶持本国处于幼稚期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以推动起本国的经济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自由论与干预论两种政府作用理论的力量对比，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于本国经济实施干预已经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政策选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主要的政策手段由于其作用对象是国民经济或者是产业，因此被早期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视为一种广义上的产业政策，因此政府干预理论也就转变为一种典型的产业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战后赢得独立的各发展中国家，还是传统的经济强国的发达国家，都强化了政府干预经济、维护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政府的职能界定也就从弱政府转向广泛的强政府。

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产生，不仅宣告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也使得全球的政府职能定位理论的再认识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供给学派与货币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在西方的得宠，使得凯恩斯所倡导的强力政府干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市场的作用重新得到理论经济学界的关注，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又转向自由化。然而，此时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货币主义、供给主义学者已经不再像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那样，单纯地强调完善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仅仅强调削弱政府作用，加强市场经济在当前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了。它们更多地转向运用各种政府的政策手段，去维护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利用政府政策来实现高效的市场调节目标。至上世纪末，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竞争性产业政策理论的提出，其实也代表了现代理论经济学不仅承认了政府对于现代经济的调节作用，而且强调了运用政府政策手段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必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巨大胜利，现代产业政策已经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www.daowen.com)

单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政府职能的界定方面也同样持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过于强调本国经济上的落后，推行保护性更强的产业政策，积极鼓励本国经济的腾飞。在这方面，经济的管制程度更强、保护贸易程度更强的拉美国家也成为一种最为典型的代表。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排斥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种种干预职能，废止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东亚模式中对于外资的过度开放，从而导致对外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就反映了这一错误。更为突出的是，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所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成为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职能界定过程中犯过于自由的错误的典型代表。

新世纪以来，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则深入地推进了对于现代国家中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明确了政府应该从事哪些职能，同时又不应该执行哪些职能。竞争性产业政策的推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于新时期的政府职能的重新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运用竞争性产业政策来维持良好的市场竞争格局，推动经济的健康、稳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政府运用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必要性。而竞争性产业政策，排斥行政干预，限制垄断势力，鼓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的基本思想，又体现了市场调节在现代国家管理以及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竞争性产业政策以及关注市场职能，排斥传统的直接行政干预的新型产业政策的推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的界定，从而保证了本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我们看到，拉美国家相继从上世纪末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复苏，它们既放弃了传统拉美国家中对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的过于严密的保护与过多的干预，也放弃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完全的自由市场机制，而走上一条既有政府政策作用，又注重市场调节机制的新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东亚国家也克服了东亚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过多的联系被剥离，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得到重新的重视，而市场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形成了更为科学、合理的东亚模式。而中国打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这都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提高了自身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