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学界对于这3种最为典型的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它们各自所采用的产业政策的组合，持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简单地比较这3种模式的优劣，或者评价3种模式中的产业政策选择的科学性，不仅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相关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最优选择，而且这些模式也并非简单的一种静态的明确的政策选择的集合，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持续改进与动态调整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是不应该把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国际环境的国家，纳入一个统一的集合而进行简单的对比。

拉美模式固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众多学者的非议，但是回顾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它也是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它初期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就是建立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与适宜农产品生长的自然条件的基础上的。对于像这些拉美国家那样，具有优越的资源条件，同时经济基础又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融入世界经济，最为便利的办法就是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积累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为未来的工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就这一点来看，即使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发展早期就选择通过严密的政府保护来推动出口，也会由于本国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制成品，而流于形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都较为低下，这也将极大地限制它们的公共消费、公共投资、税率调整等政策手段的利用，同时还会因为国内积累不足，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缺乏足够的投入和稳定的市场。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很多学者都盛赞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但是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如果它们选择了类似于东亚与中国的扩大出口政策，其政策效果也许反而弱于其真实采纳的初级产品出口策略。

随着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由于在初级产品出口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贸易顺差与政府盈余，拉美国家自然而然走上了进口替代战略驱动下的工业化战略，从这方面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汉密尔顿与李斯特等产业政策理论的先驱者已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如果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运用各种产业政策手段，保护本国市场，减少质优价廉的外国商品对于本国的制造业企业的冲击。同时，拉美国家远离欧洲市场，尽管邻近美国这一庞大出口市场，但是战后初期出于对抗社会主义阵容的政策目标，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其主要的进口市场选择在西欧与日本，带动起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复苏，以包围原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并没能得到更大的市场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战后拉美国家的政权更不稳定。大量的军人政权的建立、政权的经常性更替，必然使得拉美国家的掌权者选择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实施全方面的管制，从而使得与东亚及中国相比，拉美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更为突出，其市场化程度更低，这必然又带来腐败滋生与效率低下。

正是由于战后拉美国家自身运行的特征，才导致这些拉美国家更多的选择对内采取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加强对国民经济的严密管制，对外通过对于国际贸易推行严密的保护的进口替代战略，从而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回过头来看，这些政策选择恰恰是符合这些国家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客观背景的。

同时，由于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偏低，拉美国家才不得已选择向以美国以首的发达国家大举借债。而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当其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以解决债务危机为借口，向其提出一篮子自由化改革的方案时，为了维持它们政府的国际声誉，拉美国家就不得不接受与其以往政策完全相悖的改革方案。只有当“华盛顿共识”彻底破产后，在拉美国家的经济从严密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中缓慢恢复之后，它们才会选择当前的新型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

东亚模式的形成无法忽视日本这一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的作用。作为东亚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国家，日本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运用边际投资理论大举向外投资，而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东亚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也就成为其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了。随着机械、电子、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日本的逐渐兴起，在战后初期日本经济中处于主导作用的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服务业、加工业开始走向没落。为了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大举将其本国的纺织、服装等夕阳产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的飞速增长。日本的直接投资，不仅为这些东亚国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发展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投资收益往往以接受其投资国家的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加以收回，因此在这些国家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初期，它们就可以较为便利地进入庞大的日本市场，从而为它们融入战后的世界经济，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支持。

由于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其国内市场往往极为有限。与拉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资源占有情况，特别是一些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持有量，都难以满足本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必然选择一条两头向外的发展道路。在生产资源的获取上，通过大量的进口国外资源取得，同时发挥本国、本地区劳动力密集、工资水平偏低、劳动力素质优良等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通过出口海外市场来加以消化。这也就最终促成了东亚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推出，从而决定了它们的产业政策选择。

当然，在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模式的评价中，东方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是它们所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东方的“和”文化以及长幼尊卑的层次观念^[1]，促进了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稳定的政治格局，也就保证了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与产业政策的延续性得到了保证，相较于政局不稳的拉美国家的严格的政府管制和产业政策的动荡性，东亚地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显然得以提升。^[2]东方的保守思想则促进了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从而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其进取精神，则保证了这些地区劳动力的勤劳、高效的工作。就这些方面来说，东亚模式的形成其实是东亚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外部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动选择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固然摆脱了建国前对于西方经济的依赖，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在东亚地区乃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中并不突出。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其实是严重的滞后于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不具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不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必须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后才能够加以研究。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这才佐证了研究中国模式的价值，以及中国模式自身的科学性。(www.daowen.com)

决定中国模式的内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自身的国土资源与经济规模。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面积、丰富的资源禀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拥有14亿人口，这就决定了它自身就拥有一个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那些国家往往由于本国经济规模的不足，从而只能选择开拓国际市场，进而产生对于出口的强烈的依赖性，这固然有效的弥补了其自身的不足，但也为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隐患。而拥有辽阔的国内市场的中国，则可以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其经济发展中，出口固然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却不是其根本驱动力，不会对其产生致命的冲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亚各国就曾经明显表露出在国际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市场发生根本性逆转时，它们的经济就会受到极为致命的冲击，本国经济发展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然而，即使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的出口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中国南方很多出口型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甚至一度出现出口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风潮。然而中国仍然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所确立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健康态势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毁。

中国的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众多的人口，也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依靠创新推动的信息化、科技化的社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的驱动力。然而，制约每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往往是其创新能力与创新市场。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充足的高素质人口，完善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协调的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的对国外的信息联系，该国的创新发展才能够得以推进。缺乏了上述因素，每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只能成为一个口号，而无法深入的推行下去，这才是能力建设成为现代产业政策发展的核心内容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尽管其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于东亚其他国家，但是其拥有的绝对的高素质人口规模却远远大于其他东亚国家，甚至高于很多发达国家，这就为它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这一优势是其他任何东亚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获得的。同样的道理，作为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之所以能够在信息产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除了由于它们政府所推行的有效的产业政策之外，印度庞大的信息技术人才的数量也是促成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巨大的经济规模不仅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还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如果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创新投资，必然需要发掘针对未来的创新成果的相应的市场空间，只有某一创新成果具有一个良好的市场预期，创新者预期可以从其创新活动中获得充足的利润，它们才会愿意选择创新投资，实现一些创新行为。然而市场的发展将是渐进的，如果依赖市场的力量实现创新投入的话，那么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培育未来的创新市场。对于拥有一个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的中国创新者来说，由于本国市场空间的广阔，这将给任何一项创新成果带来极大的预期市场潜力，这就极大地鼓励了中国的创新发展。相反，对于经济规模更小的其他东亚国家或者拉美国家来说，由于本国市场空间的不足，必然极大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投资。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对其他东亚经济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与地区而言，中国的经济体制中表现出更强的政府作用，中国的产业政策在推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发展、引导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拥有其他市场化发展中国家所不拥有的强制力。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强烈的管制色彩的计划经济一直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推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受到削弱，然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必然会造成中国模式中的政府作用的凸现。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3种经济发展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们自身的经济、政治条件所直接促生的，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也由此具有了历史所赋予的必然性，它们是在这些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中所提炼出来的，因此也就表现为这些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最优的政策选择。我们根本不可能简单地将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套用在经济、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传统理论中贬低拉美模式、抬高东亚模式或中国模式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抹杀了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必然性，而成为一种孤立的、静态的分析思想。

在笔者看来，更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则应该立足于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分析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以及这些模式下的各国的产业政策选择，然而通过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去判断这些模式的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其设计出更符合它们经济发展需要的产业政策的组合。

我们没有必要去简单地对比这些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或者它们的政策效果的差异，我们更不应该奢望能够构思出一种完全符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完美的模式或者产业政策体系，并将其直接套用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中。所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所有国家曾经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也将是它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的选择。

历史不存在如果，我们也不应该单纯地考虑如果一个国家沿用了另外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设想终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假设。而我们要做的是，深入地分析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结合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最新发展，尝试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演进和产业政策手段的选择，提供一些更为科学、更为准确的判断，从而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更为健康、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