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当前的理论界，对于本书所详细介绍的3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具有丰富的评价。这3种模式不仅在其内容上具有各自的特征，其模式在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影响，以及众多学者对其所持有的态度，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

通常而言，对于拉美模式的评价是毁多于誉的。无论对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或者是上世纪中后期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或者是上世纪末的自由化改革，国内外学者对其评价都不甚高，很多学者甚至把它视为一种误导了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与产业政策选择的糟糕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之中，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化改革时，传统意义上的拉美模式已经正式宣告终结。然而拉美国家选择自由化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可以视为对于传统拉美模式的剧烈的修正与调整，而被视为一种新的拉美模式。

随着自由化改革在拉美国家屡受挫折，这又成为拉美模式的非科学性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广受各国学者的批评。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回归了传统拉美模式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各种新型的产业政策又重新回归它们的实践之中，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验证了传统拉美模式对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与推动作用。当然，在现代的对于拉美模式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的研究之中，更多的学者关注应该采用哪些产业政策，或者哪些经济发展的战略，关注哪些核心产业，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拉美经济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老路上去。

对于东亚模式的评价则存在明显的时期性。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出“东亚模式”的概念后，东亚模式很快在世界经济理论学界赢得广泛的赞誉，其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选择，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选择，以模仿与学习为主要途径的发展策略选择，都成为西方学者所盛赞的对象，约翰逊、弗里曼、拉尔等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都因为对于东亚模式中的成功经验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对于东亚模式持有怀疑态度的观点完全迷失于众多的对于东亚模式的赞誉之中。

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完全改变了世界对于东亚模式的评价。克鲁格曼因为他对东亚模式的批评而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从而为2008年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基础。一度赢得西方盛赞的东亚模式中的政府作用、出口推动、积极引入外资、对西方创新成果的模仿与学习，都成为东亚模式的症结之所在，而受到广泛的批判。新世纪以来，随着东亚各国先后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对于东亚模式的重新讨论又一次出现，此时更多的学者往往结合危机前后东亚模式的修正，以及东亚地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的变动而进行分析。此时普遍的赞誉或广泛的批评都已经不再是主流，对于东亚模式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危机前后东亚模式的调整，在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中，东亚地区与拉美、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演进与国际竞争力的对比，成为研究的中心，现代对于东亚模式的评价也走向了更为客观与公允。(www.daowen.com)

客观地说，相较于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中国模式在世界经济理论学界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经济学界不关注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超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于中国现象、中国经验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理论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与西方学者对于日本经验以及东亚模式的研究中取得的很多重要成就相比，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除了“北京共识”，并没有太多的重要的理论突破，这也成为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拉美国家在战后初期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因此对于它们的研究也更多的集中于上世纪中期，并据此产生了包括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理论等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东亚经济的辉煌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对于日本经验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六七十年代，而对于日本以外的其他东亚经济的研究则更多的集中于八九十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世界银行提出东亚模式的概念之后。因此，查默斯·约翰逊的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拉尔的产业政策三分法，也基本诞生于这一时间段。相比而言，中国在整个东亚经济体中经济腾飞的最晚，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启了经济腾飞之路。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其产业政策选择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存在较大的相似之处，很多西方学者仍然把其归入更为广义的东亚模式。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其邻近的东亚国家也同样处于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也正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能够得到西方经济理论学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经济增长真正震惊世界是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这次危机之中，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的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无以自拔，而中国不仅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还依旧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态势。这才使得更多的西方学者在东亚模式之外，单独地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正是由于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多的只集中在近10年，因此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并不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前文所介绍的“北京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