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固然是对于特定国家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的归纳与总结，它反映为该国在特定时期的最优选择，但这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完美的，或者是完全科学的。我们知道，当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确立后，它就会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从而会在政策选择、制度规范的方向，以及政府的职能的界定等很多方面对相应国家产生强烈的指导作用或者引领作用。这些模式固然是对于这些国家前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的总结，但并不代表它将适合于任何一个时期，更不代表其将会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当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内的资源禀赋以及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就需要这些国家相应地调整其产业政策或者宏观的制度选择。然而，如果以往所形成的模式对其新的产业政策与制度的选择产生强力的制约作用的时候，就会限制这一调节的方向乃至调节周期，从而对于这些国家在新时期内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限制作用。这在上世纪末东亚、拉美等国经济遭遇危机时，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模式总是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非创造一个模式去套用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从这方面来说，众多致力于研究一种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完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者的努力，注定都将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即使是运用同一种模式的不同国家，它们的产业政策与制度选择也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同一个国家在运用同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历史阶段，有时也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产业政策与制度的组合。比如说，同属东亚模式的代表国家和地区韩国与香港的政策选择就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在韩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中，政府的管制与主导的作用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而香港则在更长的时期内选择较为自由的市场机制。而另一方面，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很多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选择了强力的政府管制和严密的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幼小的民族产业。而当本国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它们又从强力管制转向相对自由的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从贸易保护转向更为自由的国际贸易政策。从这方面来说，经济发展模式总是随着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的环境背景与客观条件而发生动态的变化的。我们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永远不需要进行修正、不存在任何变化的完美的适用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模式。

在经济发展模式的应用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明显的合成谬误现象。也许某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单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的确具有明显的作用，然而，随着这一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仿效，该模式对于每个国家的经济的促进作用必将降低，该模式的科学性必也将随之下降。比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颁布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产品关税全线上调了20%，以期通过减轻外国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达到保护国货、推动本国经济复苏的目的。单就美国来说，当它采用保护主义政策的时候，如果不会引起其贸易伙伴的相应反应，必然可以改善国际收支，从而更快的从危机中复苏。然而美国的这一政策很快引发了欧洲各国对其的报复，从而诱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结果当所有国家都采用了保护主义政策后，美国的国际收支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为其工业产品丧失了大量的国际市场，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则更为突出的表现出这种合成谬误的现象。在东亚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东亚国家都选择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出口，以推动本国的发展，纺织产业、服装产业、电子产业、家电产业等都成为这些国家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然而，当少数国家选择这些产业而大力扶持的时候，它们往往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解决了本国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出口创汇能力不足问题、建设资金不足问题，以此为契机实现了自身的飞速发展。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些产业的竞争，它们的利润空间持续下降，恶性的价格竞争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这些产业之中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过多的利润，仅能起到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的作用。这些产业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意义在持续下降，这也成为一种典型的合成谬误，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针对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设计出统一的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www.daowen.com)

不存在一种样板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代表经济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就不存在模仿与学习。之所以在东亚与拉美地区能够形成代表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模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往往也在相互学习与模仿自己的邻国的政策选择，避免本国发生邻国已经发生的政策失误。创造性学习在邻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产业政策组合，这种模仿与学习也就推动了这些在地理上处于相邻位置的国家的产业政策趋于相似，从而创造出一种在整个区域经济中得以普遍应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这方面来说，每一个国家不仅可以模仿与学习本地区的邻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别的国家，特别是经济处于相近水平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可以尝试进行一定的模仿与学习。当然，这样的模仿与学习必须与本国的特殊国情所结合，进行有创造性的引入。从这方面来说，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从中抽象出一些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共同规律，从而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为它们创造出真正适合于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求普遍适用于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完美的模式，也不是考虑构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体系，能够适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不在于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或模板。在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会发现，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的差异其实是这些模式的根本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所谓的一个国家选择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多的体现在它在长期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到底选择了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又是按照什么样的政策策略得以演化、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本书中，笔者更期望重新反思战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以及它们的具体的产业政策的选择，并通过对于现代产业政策的一些新思路、新趋势的研究，寻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结论或政策选择，这才是本书创作的真正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