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思维中，产业政策一直被与政府对本国市场严密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产业政策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表现也被与贸易保护等同起来，这也成为被以比较优势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主流经济理论攻击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原因。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告诉我们，绝对的自由放任对发展中国家无异于一场灾难。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通过一些国际协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组建超越国界的区域间的产业政策体系，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

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对本国经济实施保护，又是应该如何推行这些保护措施，一直是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战后不同发展中国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也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态势。而这些鲜活的事实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实施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东亚奇迹的产生与东亚各国所选择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由于受到二战的严重打击，东亚各国在战后初期同样选择了保护性更强的进口替代战略，利用严密的政府保护，为本国受战争摧毁的工业经济创造出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缓冲期，从而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与拉美经济不同，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各国先后从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之后，它们没有延续严密保护的进口替代战略，却先后过渡到了鼓励自由贸易、鼓励产品出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也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最大秘诀。

对于众多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国土面积的狭小，它们并不具备一个可以依赖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薄弱，即使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东亚地区的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区域，但这也并不足以保证它们能够获得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保护色彩更浓的进口替代战略，将会使它们很快面临严峻的资源瓶颈与市场瓶颈，从而使它们的经济发展无法得以继续，而只能选择更具开放色彩的进口替代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才可以摆脱自身经济规模不足对其发展所产生的限制。从这方面来看，东亚各国选择对外开放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最为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们始终坚持了对于外国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它们通过引入外国直接投资与借入外债的方式，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引入了足够的资金，并通过积极购入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创新成果的方式，提升本国的产业层次和技术能力，推动本国的产业结构的提升，同时，努力模仿与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从而获得本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实现对于西方国家经济的赶超。

然而，东亚模式的问题也同样在于其模仿式的战略选择。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通常都是依靠长期的历史的沉淀才得以形成，不同的社会土壤往往也会产生不同的制度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制度选择也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东亚模仿式的发展模式，只是生搬硬抄国外现成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将其转化为完全适合于自身的发展的制度规范，而需要持续的修正与再创新，才能够将其转变为真正属于自己的制度选择。而东亚模式恰恰是忽视了对于所引入的外国创新成果的再创新，没能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所谓东亚模式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是来源于持续的积累、持续的要素投入所带来的产出的增长，而非源于创新科技的进步。东亚模式并没能够形成具有稳定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优势，这才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充分暴露出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过于强调初级产品的出口，势必导致其拥有的自然资源难以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造成了其经济资源的效率的滞后。这些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再加工往往缺乏相应的创新成果与之相对，其技术要求与创新能力较低，产品的附加价值也相对偏低，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拉美各国的产业政策的升级换代。

长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下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得拉美的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严密保护之中，缺乏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应用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不足，最终导致拉美国家的制造业的效率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东亚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不足，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产品出口的能力，迫使它们更多的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国内市场，然而严重二元化的拉美经济，长期陷于贫富差距拉大的困境之中，国内市场难以得以启动，这也使得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的瓶颈。

在拉美国家产业竞争力难以得到提升的同时，拉美政府还采取了鼓励引入外资的政策。积极引入外资固然为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然而当其外债持续积累时，无异于给它们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上世纪末拉美各国经济深陷危机的泥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债压力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然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产业又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外汇来源，以支持本国的偿债与付息，这才酿造了拉美的经济困境。

与东亚、拉美的经验与教训相比，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中国，同样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一度选择脱离资本主义阵容的西方经济而孤立存在。长期的封闭式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东亚地区中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国家。中国经济与西方世界以及东亚邻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持续的扩大，中国的发展严重地滞后于世界经济，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摆脱了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战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僵化、低效的运营态势，增强了国有企业活力。并通过鼓励其他经济成分企业的发展，极大地调动全社会的发展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为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果提供了根本性的动力。(www.daowen.com)

中国渐进式的对外开放策略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与东欧的转型经济不同，在消除计划经济对于经济效率的伤害，克服过多的政府管制对于市场功能的阻碍方面中国并没有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却选择了在中国不同区域，依次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推动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开放、逐步开放的发展战略，这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国竞争压力对于中国企业的冲击，同时通过递增式的国际竞争压力，引导中国持续面向国际市场，通过持续创新，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于中国特色的成长道路。

中国模式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拉莫在“北京共识”中所指出的中国模式的灵魂——持续创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现代的全球经济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单纯依赖于追加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转向更为注重创新发展与国际竞争力建设的新型的经济发展。东亚与拉美经济之所以在上世纪末先后出现问题，二者共同的问题都在于忽视了对于本国的创新能力建设与国际竞争力的关注，从而使得本国的经济发展缺失了持续的动力。而中国通过“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确立，在引入国外经济资源与创新成果的同时，始终关注对于引入的创新成果的吸收与再创新，通过大胆试验与勇敢创新，创造出保证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持久的竞争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现代全球经济中，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脱离世界经济的环境下孤立的生存。WTO的建立，以及一些双边、多边贸易协议的签订，也为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规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产业政策对本国经济施加严密保护，从而为本国企业创造出一个缺乏竞争压力的空间，以支持本国企业发展的传统产业政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从某种程度来说，拉美模式的失败正是验证了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推行严密保护，只会削弱本国的经济活力，阻碍本国融入全球经济，而自酿苦果。

另一方面，现代全球分工体系的发展也摆脱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范畴，转向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创造出具有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优势产业，从而在现代分工体系中更好地发挥本国的经济效率，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来源于传统理论所关注的要素的持续投入，而更依赖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成败，则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诠释。现代产业政策也就摆脱了传统产业政策单纯关注经济保护的思维模式，转向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持续的能力建设与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提升其创新能力，创造出稳定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1]Michael.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第12 页。

[2]江时学，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初步总结，拉丁美洲研究，1995（6）。

[3]英美《拉美特别报道》，1994年4月，另引自江时学，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初步总结，拉丁美洲研究，1995（6）。

[4]曲延明，拉美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的得失，国外理论动态，2001（9）。

[5]黄志龙，阿根廷贸易保障机制与中阿两国贸易互利双赢问题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