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亚经济不同，拉美模式最为受人诟病的就是它的进口替代战略主导下的保护主义思想。自19世纪拉美各国先后赢得民族独立以来，它们并没有改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阶段所坚持的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长期关注于初期产品的出口，而忽视工业化发展的政策选择，使得拉美国家更多的依赖于这些创新能力与附加价值较低的初级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很多初级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当它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大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时，它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出口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困境。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自美国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席卷全球，拉美各国才据此先后放弃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转而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通过严密的经济保护政策，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发展。通过在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的工业化道路，制造业在拉美各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很多本来必须依赖于进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都被本国所生产的相关产品所替代，这也大大降低了拉美各国政府的贸易赤字压力，可以将有限的外汇用于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门，从而增强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

在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下，为了保护本国仍然处于幼稚时期的制造业，拉美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于外国进口品制定了极高的关税及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从而限制这些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以此实现对于这些进口制成品的替代。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拉美最大的3个经济体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有效保护率都接近100%，乌拉圭的有效保护率甚至高达384%，智利也达到217%；而在以电器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拉美政府则施加了更大的保护力度，1969年阿根廷对于电器的有效保护率达195%，1976年乌拉圭对电器的有效保护率达609%，而1967年智利对电器的有效保护率甚至高达740%。^[2]拉美各国对于本国市场如此高的保护力度，固然将外国工业产品阻于国门之外，从而为本国工业企业创造出良好的发展机遇。而另一方面，长期在如此高的保护下成长的拉美企业，也就缺乏足够的竞争压力，即使它们与外国企业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依赖于政府强劲的保护，它们仍然可以得以生存，这也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反而阻碍了这些国家企业的成长。

与东亚国家过于强调国际市场，甚至产生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从而给本国经济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不同，在进口替代战略推行下，拉美各国却更加强调在本国市场中对于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往往更加强调对于国内市场的占有。本国消费市场对于拉美企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然而，在长期的保护政策下，拉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没能够得到飞速的提升，它们对于外国产品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来源于保护政策对进口产品设置的障碍，而非其在生产成本与产品品质上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拉美长期的不均衡发展中，经济的二元化问题日益突出，工农业与城乡之间的差异持续扩大，社会收入的不均等也在持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拉美国内市场的培育，这也使得这些依赖于本国市场的拉美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市场的瓶颈。市场的不足，必然在汽车、机械等注重规模效应的产业中限制了拉美各国的创新投入与固定资产投入，限制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导致拉美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保持在远高于世界正常价格的水平之上，这也势必削弱了拉美各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

尽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一度重视对于本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扶持，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与服装以及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成为拉美国家出口的重要内容。1991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制成品出口额占其总的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接近50%，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制成品出口额占其总的出口额的比重也达到或接近30%。^[3]然而，由于其价格水平的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的薄弱，海外市场始终没能够像东亚国家那样成为它们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如果简单的用贸易保护来描述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的话，那显然是不全面的，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保护与对外资的过分开放。由于拉美国家自身积累的不足，因此在拉美经济起步之初，拉美各国政府就运用各种产业政策手段，积极鼓励引入外资。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由于背负巨额外债压力而陷入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之后，从而催生“华盛顿共识”提出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拉美国家仍然把引入外资视为解决其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上世纪90年代初，拉美各国的外债总额大致为4000多亿美元，然而到了90年代末，其外债总额已经飙升至7500亿美元。而单就外债与拉美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看，在1999年，委内瑞拉这一比率为23%，墨西哥为35%，哥伦比亚为40%，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为45%，而厄瓜多尔甚至高达100%。在这一年，拉美各国仅仅支付其外债的利息就耗费了其外汇收入的17%^[4]也正是由于“华盛顿共识”没能解决拉美各国外债过高的问题，这才导致上世纪末拉美各国的债务危机又一次集中爆发，诱导了拉美各国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正式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www.daowen.com)

在对外政策的选择方面，拉美国家长期采取了一些看似矛盾的产业政策，在鼓励对外发展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又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极大地降低了其他发达国家质优价廉的制成品的大量涌入给本国的制造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实现对于本国的制造业实行持久而强劲的保护与支持。而另一方面，它们在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的同时，又鼓励大量引入外国资本，从而为解决本国的投资资本不足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外债的不断积累又为拉美经济的危机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华盛顿共识”失败后，众多的拉美国家重新将政策决策的重心集中于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加强教育与能力建设，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引导本国的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进而优化本国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正是一系列新型的产业政策。

在现代的拉美国家，运用WTO所赋予的各种政策手段，对本国市场采用合理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以阿根廷为例，从1995年阿根廷全国外贸委员会开始运作，至2005年这10年间，阿根廷共完成204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立案147起，特别是在阿根廷经济处于衰退期，其进行的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就会急剧上升。^[5]这也充分表明拉美国家不再迷信新自由主义者向其推销的各种对外开放政策，重新回归了贸易保护道路，通过有效的贸易保护，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贸易保护已经摆脱了利用关税与数量限制等传统贸易政策手段以实现贸易保护的发展思路，转而在WTO框架内，合理利用WTO相关规定等国际性制度所授予的种种合法武器来实现。

新世纪以来，在关注创新能力建设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新型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拉美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它们已经逐渐走出了上世纪末危机的泥潭，开始走上了一条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