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者对东亚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模式最为得到众多学者推崇的正是其国际化策略，它们并非仅仅局限于本国范围内孤立的发展，而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分子，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通过政府所制定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产品的出口，抢占世界市场，进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确立东亚各国在家用电器、纺织、加工制造、计算机硬件等产业的突出地位，从而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腾飞。

其实，与拉美国家相似，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是选择了更为严密保护的进口替代战略。原因不难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它们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出能够满足欧美国家需要、可供出口的产品，即使是对于技术水平与资本投入需要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与矿产品，在战后初期，东亚国家都无法满足本国自身的需要，更谈不上出口了。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妄谈扩大出口，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发挥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是根本不现实的。如果听从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完全市场机制的理论，而盲目追求经济的对外开放，只能够使得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而无法真正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正是得益于战后初期东亚各国运用进口替代战略所对本国经济实施的严密保护，隔绝了外国质优价廉的进口工业产品大量涌入国内，从而避免了其对于本国尚未建成的工业体系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各国基本已经走出了战争的阴影，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之下，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这也就促进众多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开放程度更高的出口导向。

由于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限制，很多东亚国家并不具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同时，由于很多东亚国家自战后才赢得民族独立，开始本国的经济发展，其经济发展的积累以及创新能力的积聚也是不足的。因此，如果继续坚持保护性更强、相对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的话，东亚各国很快就将面临严峻的资源与市场的瓶颈，从而极大地限制它们自身的发展能力。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向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就成为它们必然的选择。

在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中，各国政府往往运用各种产业政策手段，积极鼓励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与外国资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选择本国具有现实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加以发展，以将其培育为本国的支柱产业；或者针对本国拥有一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一定程度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并通过市场化的运营，引入国内与国际的市场竞争，以激励其快速发展。运用退税、补贴等政策支持手段，积极鼓励本国企业针对世界市场进行生产运营，分析世界市场的需求并加以生产供给，大力发展产品的出口，以出口弥补国内市场不足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同时，扩大商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缓解本国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大量引入外资购买外国设备所造成的国际收支压力，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形象，进而进一步维持了本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东亚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它鼓励了本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商品、人员、信息的密切交流，有效发挥吸收与引进的功能，充分发挥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后发优势。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只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上，其在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国民素质、制度演进、资本积累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往往是源于其较早融入世界经济，较早推行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先发优势，这些优势也是来源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选择与历史沉淀。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希望仍然沿用发达国家的成长道路，将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差距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而面临更大的压力。然而，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引进等途径加以缩小的。东亚国家正是采取了这一策略，不仅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投资资金，也在制度上学习西方实践中所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政府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从而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更为适宜的发展环境。(www.daowen.com)

当然，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仿、学习、引进而实现的一种“抄近路”式的路径选择。对于技术、资本等传统的经济发展要素来说，其引进不会存在大的障碍，然而，对于国民素质、创新能力乃至制度选择来说，它们往往需要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激进式的模仿与学习，只能达到与西方国家的形似，却无法实现神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以模仿与引进为核心的东亚发展模式，自身的发展基础是相对薄弱的，对于外国的技术设备以及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较强，而本国的创新能力薄弱，在推动它们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没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两端，无论是要素，特别是技术与创新，还是市场，都是完全依赖于外部的，本国的创新能力与本国市场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这也成为克鲁格曼所批评的理由。

同时，东亚国家的制度选择也深陷模仿式的发展模式的泥潭。尽管在政府管理体制、政府运营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都仿效西方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这些外来式的制度学习并没能融入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灵魂，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外来制度与本土文化的冲击，从而造成引入的制度的“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很多引入的制度并没能够得到深入的推广，特别是对于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监管的缺失，正是酿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根源。

尽管目前理论界对于东亚模式的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引入国外经济资源，努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适当地向本国企业施加国际竞争压力，从而推动了东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上的突破。同时，在其经济发展策略选择中，以模仿与引进为核心的制度选择，不仅为东亚经济带来了自身所不具备的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国际市场，还为它们的发展带来很多重要的技术设备与创新成果以及制度选择，从而为它们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创造出重要的后发优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才是东亚经济能够创造出战后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之所在。

毋庸讳言，东亚模式对于模仿与学习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打造，其经济发展并没能够形成坚实的根基，外国的经济资源、创新成果以及制度选择的本土化的进程并不理想，这才为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酿下了恶果。

新世纪以来，东亚各国已经开始更多的关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注于本国的产业结构的改善以及本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的改变。在继续它们对于国际资本、海外技术、国外先进制度的模仿与学习的过程中，对它们的本土化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模仿与学习的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对于自身的创新能力的关注，对于国内资源与国内市场的开发，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势必将东亚国家引向一条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