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日本和欧洲的创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日本和欧洲的创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战后日本的成功,离不开其强劲的创新能力,现代国家创新体系正是源于对日本政府采取产业政策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经验的总结。欧盟则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协调机制发展的典范。欧洲国家通过推行欧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欧洲不同国家之间企业的分工协调。危机以后,西方媒体对于东亚模式的普遍质疑并不能完全抹杀东亚模式的科学性。

日本和欧洲的创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创新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凸现,现代经济已经摆脱了完全依赖于增加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路径,而转向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以实现提升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与经济效率,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驱动力。

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这些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的国家,往往也会由政府推行一系列促进创新发展与创新成果扩散的产业政策来推进创新。从克林顿开始的四届美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鼓励信息技术创新、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这才促进了硅谷的产生与纳斯达克的辉煌。而布什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自由车计划”,也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外,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都受到美国政府各种政策手段的扶持,而这些产业恰好是对于科技创新要求最高、受创新能力建设约束最强的产业。

战后日本的成功,离不开其强劲的创新能力,现代国家创新体系正是源于对日本政府采取产业政策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经验的总结。而日本的成功,更多的体现在对于外国创新成果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通过直接引入外国先进的创新成果,极大地节约了作为后进国家的日本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时间,为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欧盟则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协调机制发展的典范。欧洲国家通过推行欧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欧洲不同国家之间企业的分工协调。同时,在《博洛尼亚宣言》和“里斯本战略”指导下,积极发展欧盟国家之间的教育协作,推动欧洲的教育水平以及人员素质的持续提升,这也成为推动欧盟未来经济发展的坚强保证。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先后颁布2004年17号、18号两项公共采购指令,以及2008年的“针对研究与创新的公共采购”报告,2006年“更多的研究与创新:对于增长与就业投资——一种通用的方法”手册等一系列关于有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以为创新成果创造“先导性市场”,鼓励增加企业加强研发与创新的投入,从而在整个欧盟打造成一个创新友好型社会。

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极为关注如何运用产业政策手段推动本国的创新发展。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持续创新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保证自己的国际领先地位的秘诀与发展的动力。对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的历史性任务,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促进本国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它们必须选择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上来看,战后东亚与拉美经济发展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固然与它们所选择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其内在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东亚经济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影响下,东亚国家普遍关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素质的提升,因此各国普遍推行了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这恰好为东亚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它也成为东亚地区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最为重要的选择。

另一方面,东方文化更为强调“包容”与“协调”,因此,我们可以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明显看出,它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服务、人员、制度乃至创新成果,并没有像很多拉美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排斥性,反而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积极地去吸收、去学习、去模仿国外的很多先进的东西。而且东亚国家对于西方创新成果的学习,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模仿,它们往往在深入的学习、掌握这些创新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再创新,积极发展本土创新,从而打造出本地的经济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

“协调”不仅仅表现为东亚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打造,也表现在整个东亚区域内部的分工协作的强化。所谓的“雁行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反映了东亚国家内部的产业转移与经济协调,而东盟与APEC等经济组织在现代东亚经济中的作用的不断加强,也体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传统的东亚模式中固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诱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地区仍然是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经济结构最为合理、区域影响力的扩张最为强劲的区域。危机以后,西方媒体对于东亚模式的普遍质疑并不能完全抹杀东亚模式的科学性

与东亚经济相比,拉美经济则表现出更为突出的缺乏稳定性、缺乏竞争力的不足,而这正是由于在传统的拉美模式之下,拉美政府忽视了对于社会创新的关注。在拉美国家,由于过度强调初级产品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对于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不足,而这两个产业恰恰是对于创新的需求最为迫切、也是创新产出最为密集的产业。拉美国家传统的核心部门——农业与采掘业则更多的依赖于自然条件,对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需求并不强烈,这反而麻痹了拉美政府,也就导致了拉美国家政府的制度创新的滞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固然先后推行了工业化,然而,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下,政府面对外国商品与服务紧闭国门,以消除它们对于本国的工业商品的冲击。这固然为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也极大地限制了本国的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反而导致它们由于竞争不足而缺乏创新的动力。创新不足自然极大地限制了拉美工业企业的活力与国际竞争能力,这也导致拉美国家并没能形成坚实的工业基础,这才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更多的关注于在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却同样忽视了创新发展对于拉美国家恢复与发展经济所能够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它也无助于拉美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然而,可喜的是,“华盛顿共识”失败后,很多拉美国家逐渐开始认识到创新对于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经济大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创新、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有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的产业政策。新世纪以来,拉美经济逐渐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与拉美国家相似,中国的经济建设也经历了长期的曲折。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政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过于强调政治斗争,而忽视了经济建设,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通过加强创新发展,推动经济建设,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严重滞后于东亚地区的整体的经济发展的。这也是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东亚模式的讨论时,往往把中国这个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排除在外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中国政府重新把其工作任务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通过对内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对外推行开放,中国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而改革开放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成为中国模式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其实践则成为伟大的制度创新。从这个方面来看,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都是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就提出“科教兴国”的思想,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普遍义务教育制度,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与整体素质,这也成为中国政府的能力建设的重要成就,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对外开放同样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设立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在全国很多地区批准设立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从而通过一些开放程度更高、政策更为优厚、投资环境更加优异的点的开发、开放,来带动起整个中国经济这个面的发展。通过这样的以点到面的经济发展,最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在对外开放中,中国政府也极为注重对于外国的创新成果的引进,积极鼓励通过多种方式引进外国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购买外国的专利技术等创新成果的使用许可权,在创办合资企业中,通过牺牲中方的经济利益的方式要求外方加大技术转让的力度。通过对于外国已有的创新成果的吸收与引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节约了大量的资金与时间,而对这些引进的外国创新成果的再创新,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本土化创新水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加强区域经济的协作同样是中国政府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深圳、浦东、滨海新区先后被中国国务院设为经济开放与开发的窗口,并以此为龙头,带动起邻近地区的整体经济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的设立,更是推动了中国更多的地区的整体的经济协作与合理分工,从而通过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加强同一区域不同企业的创新协作,从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最终建立。

正如拉莫在提出“北京共识”时指出,中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中国政府所推出的积极创新的产业政策选择,而创新正是中国模式的灵魂所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直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与中国政府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产业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本国的经济振兴计划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这也正是研究中国模式的最大的意义所在。

【注释】
(www.daowen.com)

[1]本节内容主要参考笔者负责撰写的《能力建设、技术创新与产业竞争力》一文,被收入“白玲,技术创新与产业竞争力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3月”。

[2]Sonoyama.S(1982),Japanese Innovation Policy,in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Innovation Polic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Paris,第51~55 页。

[3]F.Sercovich and M.Teubal,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 The policy Issues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eting of Experts on“FDI,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ness”,2007.

[4]Traca,Daniel A.(2002).Importsas competitive discipline: the role of the productivity gap.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9(1):1-21.

[5]Gerschenkron,Alexander(1966).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6]Laura.D' Andrea Tyson,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第12页。

[7]Justin Barnes,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2003)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developing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south African automobile sector..

[8]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本人前期成果,姜达洋,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5)。

[9]Patrizio Bianchi and Sandrine Labory,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dustrial Policy,Edward Elgar,Northampton USA,2006.

[10]European Commission,Developing procurement practices favourable to R & D and innovation,Public procurement for rearch and innovation[J],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arch,Brussels,2005(9).

[11]Gerd Schienstock,Embrac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The Dynamic Transfermation of the Finnish Innovation System,An Elgar Reference Collection,Cheltenham UK 2003,65-84 。

[12]国内学术界也有些学者把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东亚模式称为“第一代东亚模式”,而把危机之后的东亚模式称为“第二代东亚模式”,详见厉以宁,东亚金融风暴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的前 景,国际经 济评 论,1998(5-6)。

[13]贾根良,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南开学报,2001(5)。

[14]Scienc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December,8,2000,另 引 于 Shahid Yusuf,and Simon J Evenett,Can East Asian Compete?,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2002.

[15]Shahid Yusuf,and Simon J Evenett,Can East Asian Compete?,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2002.

[16]Guilherme Ary Plonski,Alberto Luiz Albertin,Networks for Cooperation within Latin America-I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Universities,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SMEs..

[17]Alberto Melo,Industrial Policy in Latin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2001,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8]Alberto Melo,Industri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2001,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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