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莫看来，“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主动创新，创新也成为中国经验的灵魂与关键。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显然离不开在“科教兴国”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有效的产业政策手段，培育创新友好型氛围，鼓励社会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一系列举措。

创新是现代社会中每个国家保持活力、保证本身的经济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模式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在制度上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转而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进一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摆脱了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对于马列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思想的盲目崇拜，也摆脱了对于苏联经验的迷信，从而真正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其实就构成了中国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制度创新，从而为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另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在此之前，无论是无产阶级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都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等同起来，这也就从思想了桎棝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根除这些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仍然会像“文革”期间那样，面临着缺乏活力、缺少创新的困境。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政府能够创新地把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伴生物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思想上扫清了传统思想的障碍，这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在中国模式中，中国政府不仅关注于在传统经济下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它还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中小企业。按照现代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小型企业往往会比规模更大的巨型企业拥有更多的创新动力，它们也往往是一些重要的创新成果的实践者，而规模更大、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巨型企业却往往更容易受现有的经营模式、技术设备的束缚，不愿意在生产投入或运营机制方面做更大的创新调整，这也是当前各国产业政策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小企业的原因。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排斥或者限制了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的存在，在运营中也往往更偏重于求大、求全，在中国创造出一大批巨型企业的同时，也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从政策上允许甚至鼓励个体、私营等私有经济的发展，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促进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得到迅速的增长，也为以往的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沉闷格局带来新的冲击与新的活力。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进程，为打造当前的创新型社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中国模式对于创新的关注，还表现为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动人民素质的极大提升。在通常所说的能力建设方面，教育与培训始终是大力发展能力建设的最为重要的举措。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确定了“科教兴国”的基本方针，强制推行义务教育，积极普及基础性教育，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全民的教育水平。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政府又通过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针对信息社会下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层次与需求结构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中国的人才培养结构，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此外，在政府的主导与经济支持之下，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中国社会还进行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培训与再教育，加强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解决了人的素质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制约作用。

对于外国现有创新成果的吸收与引进，也是中国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一个后进国家，通过引入与学习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基础知识以及专业人才，从而节约自行研发的成本，缩短对于先进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其后发优势的重要表现。中国政府在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之后，就确立了大规模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管理经验与创新成果的发展思路。在与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的合作中，政府往往会以牺牲一定经济利益为条件，要求对方在技术转让与产业转移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从而保证了中国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入国外的最新创新成果，并通过对于引入的创新成果的吸收、消化与再创新，从而实现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

中国模式中的创新还体现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对外开放之中。为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创新成果，中国很早就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方针，并且独创性地设计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区域开放制度。在一些特定的区域，推行开放程度更高、经济自由度更高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外国资本、外国人员的进入，从而促进了对于外国的创新成果的吸收与消化，进而提升了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而另一方面，这些开放程度不同的经济区域，也成为邻近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而带动起更为广阔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也推动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上的协调，从而极大地优化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围绕地区经济中心，大力发展区域协调与区域分工，几个重点区域齐头并进，共同带动起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同省份都处于孤立的发展格局下，各个省往往都根据自身的资源配置与自然状况，决定自己的产业布局与发展规划，而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必然处于极为混乱的发展态势之中，邻近省市之间都可能由于严重的重复投资而形成利益对立，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确立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域龙头，并围绕这些龙头地区，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组建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省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