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经济之所以在上世纪末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拉美政府普遍忽视了科学创新在本国经济中的作用，对于本国的能力建设以及运用产业政策引导先进产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极大地限制了拉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以致其经济更容易受到一些世界宏观经济形势与本国的资源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华盛顿共识”更多的关注于改革拉美国家的政府管制制度，对于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化思想下，拉美国家政府反而放弃了运用政府产业政策来引导社会创新发展，推动创新浪潮，诱导企业创新行为，促进本国产业升级与本国竞争力提升的策略，因此，“华盛顿共识”不但没能使拉美经济得到恢复，反而使得拉美经济雪上加霜。正由于看到这一问题，近年间，很多拉美经济学家开始倡导在拉美推行强有力的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创新发展，这才使得拉美经济重新回到了健康运行的良好轨道上来。

在拉美长期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拉美政府一直坚持发展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并以此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这也就极大地制约了其工业化进程与科技创新在现代工业企业之中的应用。与此同时，在进口替代战略思想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它们也在缺乏竞争的格局中依赖政府的严密的保护而得以生存，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它们改善经营管理、应用创新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因此，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创新发展与能力建设在拉美国家并没有得到极大的重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阿根廷学者萨瓦托和博特纳（Sabato，Boatner）就曾经提出组建大学、政府、工业的“萨瓦托三角交互作用”体系^[16]，然而在其长期的威权政治下，在拉美各国，政府与大学、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大学之间长期处于彼此对立、缺乏信任，同时也缺乏合作的关系之中，这也使得在拉美国家政府缺乏运用刺激性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或者大学的创新活动，推动产学之间的协作的机制。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中，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信息革命的潮流席卷全球之际，拉美国家仍没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创新对于现代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也就更谈不上把创新视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了，政府更是缺乏对于社会的创新行为的政策引导。

在后自由化改革时期，拉美政府认识到本国的私人部门不足以自发实现其竞争能力的提升，而必须依赖于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施技术现代化与推动创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已经开始关注于制定科学技术政策，以促进人力资源与创新制度的积累，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及创新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此时拉美国家的创新政策主要涉及：提升私人部门的研发能力，加强公共研究机构与私人企业的协作，创造并强化对于企业的研发活动至关重要的信息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17](www.daowen.com)

在信息革命影响到拉美国家之后，在一些拉美国家也一度产生对于电子与信息技术的关注，以及对于汽车、石化等现代产业部门的扶持。即使在这些领域之中，拉美政府尝试建立起促进社会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然而在传统的制度约束下，拉美国家的创新活动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社会中的私人企业，无论是作为创新研发行为的投资方，还是作为创新研发行为的承担者，其作用都是相对薄弱的。大学尽管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但是由于机制上缺乏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其在拉美的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也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上世纪90年代后，拉美国家所兴起的自由化改革，反而使得众多拉美国家削减了政府对于大学与企业的研发投入的补贴，不但没能进一步推动拉美国家的创新发展，反而限制了拉美国家的创新科研的进步，这也成为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90年代后，当认识到“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无力挽救处于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更无力推动拉美国家的创新发展后，拉美各国才相继开始转向通过政府采取明确的产业政策，推动产学研联合，加强对于创新行为的支持，鼓励社会创新活动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浪潮的产生。在这方面，阿根廷颁布了“促进和刺激技术研究法”；巴西则通过8248号法令，限定企业的研发开支投入；哥伦比亚出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法律框架”；牙买加发布了题为“面向国家产业政策”的经济绿皮书，致力于组建政府、私人部门、大学、国际金融机构各个主体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这些政策的制定相继为加强本国的产学研之间的协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从而推动社会创新事业的发展。

在上世纪末的危机中，遭受打击最大的墨西哥已经成为拉美国家中利用创新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典范。1996年，墨西哥的塞迪略（Zedillo）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与对外贸易方针”，明确提出墨西哥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商品与服务产业转移的任务，面临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需要，面临着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链的重构的需要，面临着克服中小企业与微观经济主体在技术与管理方面所面临的障碍的需要，以及面临着在制造业中推行权力下放的需要。这也成为墨西哥产业政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一时期，墨西哥的产业创新政策主要包括以下7个方面内容：培育技术交易，将其发展为加强生产链的关键领域；提供面向微观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部门的质量标准，加强微观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基本技术能力建设；通过自愿的标准化，提供技术建议与咨询服务，以向企业提供基础信息；鼓励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保护工业知识产权；在企业部门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文化氛围等^[18]。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导产业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已经成为当时墨西哥政府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由于忽视了对于创新与能力建设的关注，从而在上世纪末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无力拯救其经济时，我们看到更多的拉美国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寻求通过推行更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以推动社会创新，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重要的选择重新把拉美国家带回到经济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