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经济体所占有的要素数量将直接决定其生产力水平，产出（Y）往往是资本（K）与劳动（L）的一个简单函数。然而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已经成为要素占有量之外的又一个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此时，产出与资本、劳动之间已经不再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线性关系，而随着该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或者创新能力的差异，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函数关系。能力建设作为影响一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在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能力建设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水平的紧密关系。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心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心的美国与德国，都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创新能力，而这一切也直接获益于当时这些国家的能力建设。此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力的差异逐渐扩大，传统的仅以生产要素的多寡来判断一个社会的竞争能力与生产水平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相同的要素占有状况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差异日益扩大的事实。因此，技术、创新与能力等因素开始被引入到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之中。

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能力建设的发展更多的表现为工厂内部的培训与员工的“干中学”、“用中学”。在这一阶段，社会上的创新浪潮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教育了各国的有识之士，使他们明确理解教育与培训在发展社会的技术能力方面的强大作用，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主管当局关注的焦点。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系由此于德国诞生，并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各国、美国乃至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则更好地诠释了能力建设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战后的60年是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获得最为飞速发展的阶段，也给人类经济发展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奇迹。战后初期的全球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战后稳定局势下投资与需求的共同扩张，另一方面来看，二战促成的一些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各国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在调动民众的工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一时期内，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核能在军事与民用方面的应用等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也成为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与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20世纪70年代，在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全球经济饱受滞胀的打击，无论是早期的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战后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或者是在此形势下出现的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固然都就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然而实践却证明了这些理论都无力应对各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它们固然在某一时期受到一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青睐，但当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些理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无力后，又相继将其摒弃。真正将西方各国从滞胀的泥潭中拉出的是起源于美国的“新经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经济”。上世纪最后10年，在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时期，一个以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潮流从美国的“硅谷”诞生，并很快席卷全球各国，从而带动起各国经济的发展。这一切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被主流经济学者称为异端的“创新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指导现代经济发展方面的适用性。

即使是作为新经济的中心，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与其战后在教育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经济的诞生地硅谷拥有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并非出于偶然，在硅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员工在其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硅谷的成功就在于其有效地创立了一套产学研协作的机制，推动了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的进程，同时，又通过引入风险投资等机制，鼓励社会个体，无论是个人、企业、研究机构，还是高等院校的创新行为的推进，由此促成了新的创新浪潮，也实现了能力建设。创新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催生了近10多年来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奇迹。(www.daowen.com)

准确地说，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战后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现代企业对于培训的重视，以及现代各国对于科研投入的日益重视。而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作效应、知识外溢乃至“干中学”，也是促成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纳到一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力建设。

作为西方经济体系另一极的日本的经济发展则代表了能力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二战彻底摧毁了日本的经济，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的投降提前中止了战争，也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保留了大批人才，他们则成为日本经济重建的关键因素。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军方采购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契机，而真正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秘密则在于其对西方现有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过多年的发展，战后美国不仅成为西方经济的领导者，在技术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作为相对落后的日本，此时根本没有必要针对那些美国或者其他技术领先国家已经取得的优势技术重新进行研发，因为那样做不但将耗费更多的资金与人力成本，也将耗费更多的时间，从而延缓日本的经济发展。因此，战后的日本政府选择了大量引进西方现有的先进技术。据统计，在19501978年间，日本共花费90亿日元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最新的技术，这些技术也直接促进了日本战后经济的重建。与之相比，仅1978年一年，美国的研发费用就达600多亿美元，可见引入技术远比自己研发节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秘密不仅在于其大量地引入外国技术，更重要的是，其极为重视对于所引进的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力争在使用该项技术时能够比原创国创造更大的效率。引进、消化与吸收、创新成为战后日本企业发展的三部曲，并助其在全球范围奠定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消化与吸收也是现代各国经济发展中增强本国创新能力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也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战前，我们通常用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多寡来判断其生产能力，即使在技术已经作为一个变量被引入生产函数后，经济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产出能力的时候，也更多的利用静态的眼光结合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现有的知识储备或技术能力，来判断其生产能力。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现代的经济学家则需要结合该国家或社会的能力建设的现状，判断其未来的创新能力与科技能力，通过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分析其生产能力。

战后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上述的观点。那些在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较多的国家，或者说在创新投入方面花费更大的国家，往往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表现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其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更为稳定、更加快速的态势。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日本的研发投入始终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上，这一数值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的研发投入更是连续4年保持增长，而增长最快的IT产业，年研发投入增长率接近20%。2004年，以色列、瑞典、芬兰的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3.5%，而位列前三。在研发与教育等培育本国的创新能力方面的投资，也就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科技能力、创新能力的发展，进而促成其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