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业政策理论诞生以来，市场与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就成为不同经济学派的学者争论的焦点。长期占据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一直是推崇市场作用，鼓吹强市场弱政府思想的中坚力量。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守夜人”的角色，也成为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对于政府作用的主要界定。

然而，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往往会使得经济长期处于振荡之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交替产生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经济的稳定、持续的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更为鼓吹自由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挖掘了一个深深的坟墓，华尔街所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却导致在缺乏监管之下的金融机构的普遍的违规运作，当市场的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席卷整个世界的次贷危机也就得以产生。究其产生的根源，美国金融体系的自由管理机制当是罪魁祸首。而此后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更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一定的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市场失灵理论正是对于市场机制在现代经济中的不足所进行的总结，它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诞生的理论基础。然而，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创新理论等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已经使得现代的市场失灵理论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关于经济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等简单的市场失灵理论的范畴，转而在一个内容更加广博、分析更加系统、涉及面更广的现代纬度重新诠释市场失灵与系统失灵的思想内涵。

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极为形象地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之中的作用。在战后初期，无论东亚、拉美，或者是以原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极不完善，其作用也不突出。当市场机制没有健全到足以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会把引导经济发展的希望转向强有力的政府产业政策支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制视为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主要途径。

然而，当众多发展中国家通过严密的政府管制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支持，实现本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之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这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的分化。拉美国家，包括一些转型经济国家，仍然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并通过一些直接的管制措施，对于不同企业主体的经营范围、运营方式、管理机制加以管制，推行包括经济补贴等财政税收政策在内的一些挑选赢家型的产业政策，最终诱使了社会的普遍的寻租的产生，极大地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了企业的运营积极性，也阻碍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这才导致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与转型经济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然而这些所谓的休克疗法，使得这些国家从原本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在短时间内转向完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功能，而取消或者从源头上排斥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管制，结果使得这些国家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不仅没能挽救这些经济处于危机的国家，反而把它们的经济带入衰退的泥潭。这也促进这些国家自新世纪以来，开始重新探索一条市场与政府协调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与拉美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不同，东亚经济固然在早期也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后，它们开始关注市场机制在本国的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通过制定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竞争性产业政策，利用政府作用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机制在本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机制。当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暴露了东亚模式下一些国家政府管制过多、过细给本国经济所造成的一些隐患，然而总体而言，东亚经济正是市场和政府作用相对协调的一种经济管理机制，它也保证了东亚地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与东亚或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末所遭遇的种种挫折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称为是政府与市场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完美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国坚持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倡导的计划经济管理机制，强调国有企业一枝独大，突出政府对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严密的管制，结果不但没能实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导致中国的经济远远的落到了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之后，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困苦之中。这才促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允许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利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与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也推动了政府职能的改革，转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直接管制，转而利用政府的各种间接的调控机制，在市场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培育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共同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指出：“绝大多数成功发展的范例，都是政府和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最为朴素的事实：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绝对的经济自由，过于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或者绝对的政府干预，过于突出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直接管制，都是错误的。历史的事实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的奇迹，都是通过有效的政府管制与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协调，从而在这两种经济调节机制中形成一种均衡，最终促成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增长。

【注释】

[1]本节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笔者前期成果：论文“姜达洋，张宏武，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讨论，经济经纬，2009（1） ”，以及专著“姜达洋，读懂亚当　·斯密，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www.daowen.com)

[2]Auty.Sectoral Maturation，and Postwar economic in Brazil: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J］.Economic Geography，1995，Vol.71，No.3 ：257-272.

[3]Beason，WeisteinG.rowth，Economies of Scale，and Target in Japa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 ：286-295.

[4]Hausmann，Rodrik.Doomed to Choose: Industrial Policy as Predicament［D］，blue sky seminar.2006.

[5]约翰·福斯特，J.斯坦利·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M］，贾根良、刘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63-386。

[6]Chang Ha- Joon.2002，Kicking Away the Ladder :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London，Anthem.

[7]Richard.D.Bingham，1997，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style［M］，M.E.Sharpe，New York.

[8]Jacques Pelkmans，2006，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J］，Patrizio Bianchi（e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dustria［M］l，Edward Elgar，Northampton USA.

[9]江时学，从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2000（11）。

[10]Hyun-Hoon Lee，Korea'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Other Asian Economics，Tran Van Hoa Ed，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cy，Edward Elgar，2003.

[11]高静，阿根廷和智利应对危机的对策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9（4）。

[12]郑秉文，房连泉，阿根廷私有化社保制度“国有化再改革”的过程、内容和动因，拉丁美洲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