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合理的定位与作用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做出较为具体的规定与管制，固然在中国建国初期集聚起充足的社会资源投向最为需要的领域，促进了经济的复苏。但是，这种根源于马克思、列宁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家对于未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的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是与西方经济学中源于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完全相悖的。这些理论如果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国民的思想素质极大提升之后的未来，也许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计划性与战略眼光对于经济发展的有目的性的推动作用，从而推动经济更快的发展。然而，对于刚从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赢得独立的中国来说，推行这样的制度，则是完全的脱离了现实的经济条件的，从而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实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产业结构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仍然希望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农村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在工业发展中推行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发展策略，在企业运营中实行完全由国家计划来决定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的发展模式。在发展模式上完全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与“兰格模式”等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计划经济的应用，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与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看作完全相对的两个概念，从而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打击商品交换与市场贸易，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成为整个东亚范围内经济发展速度最慢、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最慢、国际竞争能力最弱的国家。

1978年，当中国结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企业运营效率低下、国民经济增长缓慢等现状刺痛了中国的领导者。他们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像一些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它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必然产物，并不具有阶段属性，人为的把它按照阶级性质进行划分，把其从现实经济中割裂，只会违背客观的经济运行规律，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由于其自身的自发性，固然可能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然而，其在调动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等方面，仍然是具有政府计划所不具有的内在的优势的。通过在政府有目标的政策引导下，合理地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利用好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必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这才催生了邓小平建立的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事实证明，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通过推行改革开放，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与中国类似，在同一时期，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开始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相较于中国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仍然处于经济持续下滑的困境之中，这不得不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就能够拯救这些国家，而是中国所选择的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的真正秘密。(www.daowen.com)

拉美以及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无一例外地选择通过深层次的私有化改革，把原来本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转变为私人企业，通过这种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然而，这样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来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以及寻租所带来的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反而伤害了这些经济体的稳定性。与它们相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坚持了公有所有主体地位，推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通过改革，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这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将它们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在竞争的压力中提升自身能力，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拉美与东欧国家在改革前都是注重运用政府政策手段，通过直接管制的方式对国民经济实行管制。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直接管制的方式影响了它们的经济效率，它们才会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推行全面的自由化改革，转向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完全自由化的政府管理体制。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完全放弃了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职能，仅仅指望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然而，自由竞争阶段的西方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于迷信市场作用，推行绝对的自由，也只能带来经济的振荡。而在中国模式中，即使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转变了政府职能，减少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只是转变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通过在市场规律许可的范围内，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来引导、调控国民经济，从而建立起政府与市场共同协调发挥作用的宏观调控机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正如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都是推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与灵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