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从极度管制到自由放任: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

从极度管制到自由放任: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拉美各国还兴起普遍的公共产品涨价,从而对其他产业部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加剧了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进一步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性。拉美国家由此从极度管制到极度自由,又转变到当前的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手段,共同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传统拉美模式下的政府管制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一直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拉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主要理由。

从极度管制到自由放任: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

与东亚的民主经济不同,战后拉美国家更多的处于“官僚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政府管制在其经济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很多拉美国家通过依靠强大的国家资本,组建起庞大的国有企业,从而在一些主要的产业部门内形成领导力量,以此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掌控。在早期拉美国家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下,政府往往会选择严密的保护措施对于本国市场、本国经济实施保护,在其保护范围内,外国商品与外国资本往往难以进入,从而为本国企业创造出一个市场竞争压力不强的市场空间。在不同领域之中,政府是否会选择保护措施,究竟会选择哪些类型的保护政策,其保护政策的力度有多大,都将对于市场中的企业的收益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也促使更多的企业把关注投向通过行贿来寻求相关政府官员对本企业、本部门的保护,寻求利用政府的管制政策为本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这也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腐败滋生,经济秩序的混乱,企业运营效率的低下,这也成为众多国外经济学家批评拉美模式的主要理由。

上世纪末拉美国家之所以相继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其很大的原因正是在于其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力度过大,政府对企业行为管的过严,管的过细,这也就大大束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相反,众多企业共同寻求政府政策支持的选择,反而扭曲了企业的策略选择,损害了社会风气,削弱了拉美国家整体的经济效率。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才引起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与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相似之处,拉美国家同样推行了一系列竞争性产业政策,以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的运行,同时还削弱了对于企业的管制与对竞争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有利于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市场空间。

但是,拉美国家在过短的时间内推行强劲的自由化改革策略,其改革的步伐迈得过快、过大,反而影响了其经济的稳定性。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原来主要掌握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之下,然而在自由化改革中,拉美国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这些企业转化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然而在这过程中,往往造成了一定的财富再分配,反而加剧了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反而导致一些本来应该由国有企业提供的道路、供水、能源公共部门转为私人运营,在私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驱动下,也就导致了公共产品在拉美各国内部分配的不均,富裕地区的公共产品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因此往往会聚集着更多的公共产品企业,造成公共产品的过度供应,而与之相对,在收益水平相对低下的二级城市或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往往却是不足的,这也进一步拉大了拉美国家的区域差距,加大了拉美经济的二元性,造成拉美国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拉美各国还兴起普遍的公共产品涨价,从而对其他产业部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加剧了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进一步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性。

在自由化改革中,拉美国家还推行彻底的贸易自由化,逐步放松在传统的进口替代策略下对于本国市场的各种保护措施,积极鼓励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对于外国资本的引入。然而,由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市场的忽然开放,取消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必要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工业产品大量的涌入,反而挤垮了大量本国的民族企业。新自由化政策鼓励大量引入外国投资,然而流入拉美国家的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短期回报的游资,投资于生产的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对有限,这也使得拉美国家金融环境略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大量的游资流出,从而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到上世纪末,拉美国家发现,“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推行以来,它们本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也导致拉美国家在上世纪末逐渐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对于本国经济的放任自由,重新利用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国的经济发展。(www.daowen.com)

新世纪以来,很多拉美国家政府重新开始关注运用产业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本国经济的保护与推动,注意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协调,从而更好地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一些鼓励出口、鼓励创新的政策,引导企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在一些公共产品部门,国有企业重新取代私人企业成为一些重要的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当然,政府会通过一些管制措施,限制市场垄断力量的形成,鼓励市场竞争的有序发展;在本国发展水平尚不高的一些先进科技产业部门,拉美政府也重新启动了对于这些幼稚部门的保护,同时,通过积极引入外国技术与设备,推动这些未来的支柱产业的发展。拉美国家由此从极度管制到极度自由,又转变到当前的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手段,共同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我们看到,正是得益于拉美各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支持,拉美各国的经济才不至于像欧美等发达国家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比如2008年,阿根廷根据危机对本国工业的冲击,将原来的经济与生产部一分为二,专门组建生产部,向汽车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提供信贷支持。智利也通过向国家银行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提供信贷支持,推行消费信贷,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放松出口退税。[11]这些有力的政策极大地帮助拉美国家克服了次贷危机的打击,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传统拉美模式下的政府管制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一直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拉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主要理由。然而,正是得益于拉美各国在“华盛顿共识”后加强了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政府对于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最终削弱了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发展环境。如阿根廷在2007年以来就成功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放松养老金的收益资格条件,提高养老金收入待遇,就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工会和参保人的支持,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矛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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