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最早指出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的解释其实就揭示了新古典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在引导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不足，这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汉密尔顿之后，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从公共产品、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角度来分析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鼓励社会创新与实现规模经济也同样是这些市场失灵的重要方面。然而，当这些理论面临着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政府失灵的攻击时，很多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失灵的产生，以及产业政策在克服市场失灵中的功能。

首先，现代主张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1998）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拉尔（2003）也强烈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拉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倾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他强调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拉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产业政策理论在解释市场失灵时，往往仅侧重于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市场行为的外部性进行分析。豪斯曼和罗德里克则对市场失灵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们把市场失灵划分为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两种具体的情况。他们提出，正是由于存在这两种市场失灵，市场才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才产生政府运用产业政策的需要。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致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被他们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他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整体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www.daowen.com)

针对这两种市场失灵，他们提出一个市场的运作方式取决于能够支持它的其他市场的存在，每个市场都要求一系列的规则与标准，以明确各自的角色与责任。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取决于不同市场与制度的组织方式，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功能的组织方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它们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组织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市场的发展都具有复杂性，因此，政府在这个领域中的角色是高度特别的。市场所需要的两种投入中，那些直接可以在市场上采购到的就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而那些无法在市场上购买的，涉及到政府制度的投入，必须由政府来供应。市场无法供应的投入通常由财产权系统、合同的执行系统、良好的商业环境、公共设施、教育等因素构成。在现存的各个不同的市场中，这些要素也同样是高度特别的，彼此深度影响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不同的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以实现对于此类要素的有效供应。^[4]

史密斯（2005）通过系统论的方法，考察了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政府干预的基本原理，从而提出系统失灵的概念。他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宏观层面的系统与以公司或其他组织为主体的微观层面的系统的分析，提出了4种类型的系统性失灵：基础设施失灵、转变失灵、锁定失灵与制度失灵。基础设施失灵往往来自于与自然基础或知识基础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不充分。当企业集团的技术和能力被技术上突然和意料之外的变革所侵扰之时，技术标准之间的转换就会出现转变失灵，从而使公司的适应性反应能力陷入困境。当技术综合体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和社会基础占有一定程度的主导地位时，就会产生阻碍可替代技术的采用的锁定失灵。广泛的技术变革没有相宜的制度变革相匹配时，就发生了社会与法律制度方面的制度失灵。系统失灵的产生，就会影响主体的创新能力，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创新政策，特别是组建国家创新体系，从而来促进创新。^[5]

以协调失败和信息外溢为基本内容的市场失灵论与系统失灵论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从而从理论上驳斥了新自由主义对于产业政策理论的批评，从而确立了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