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Mandeville，1705）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替代市场运行所必需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代理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代理关系也往往会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很难保证有足够的刺激来保证它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赢家，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这也就演化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政府失灵。克鲁格（Krueger，1974）较早地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寻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1994）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制，采取许口证等产业政策手段干预经济，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

其次，新古典主义假定市场功能，推崇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活动自发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奥蒂（1995）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在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了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最终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2](www.daowen.com)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比森和温斯坦（1993）通过整理1955年至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3]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1993）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却导致日本的经济恶化；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并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新自由主义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对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