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不仅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了长达25年的黄金时期，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之后，通过采取各种积极的产业政策，建立并完善本国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飞速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之中，固然有苏东解体后，通过与欧盟国家经济往来的加速，依靠与欧盟国家的分工体系与贸易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东欧诸国；也拥有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利用石油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而实现经济发展的中东国家；也拥有在战争、自然灾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之中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推动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非洲国家；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仍然是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东亚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初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产业政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有效性，而上世纪中后期，拉美经济与东亚经济相继陷入危机，又证明了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一些不足，而这些国家本世纪以来新的产业政策选择，其实正代表着本书所提出的从传统产业政策向现代产业政策的激烈转向。

东亚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视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而推荐给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战后的东亚国家普遍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它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在电子、汽车、纺织、机械等很多产业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在世界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的产业优势。

东亚经济的发展可以视为同处东亚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与扩展，而日本与东亚国家所构成的雁行发展的模型也成为现代产业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日本在资本供应、产业转移、国际分工等很多方面都对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四小龙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亚的成功离不开它们的出口导向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只拥有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如果仅关注于本国市场，那么本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就会由于市场空间的不足而面临瓶颈。东亚国家选择世界市场为主导市场，通过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发展出口，推动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即使是表现如此良好的东亚经济，也由于其推行过程中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强的干预，过于追求投资驱动经济，却没有能够极大地推动自身的能力提升，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有效增长，以及对于流入的外国资本的投向缺乏引导，而在上世纪末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普遍加强了对于现代产业政策的应用，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更为有效地提升本国的产业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本国经济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健康道路之上，这也为研究现代产业政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世界之中，拉美国家固然更早的赢得了民族独立，也较早的开始了通过独立的经济政策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努力实践。但是由于自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适宜发展农业、种植业的宜人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们过于迷信初级产品的出口对本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它们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完全依赖矿产品与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来发展本国经济的。这其实进一步证明了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合理选择扶持的产业的重要性。由于在拉美国家获得政府政策支持的赢家通常是一些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偏低的农业或初级加工业，并不代表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传统的挑选赢家式的产业政策推行的结果，反而限制了资源向代表新兴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的流动，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拉美国家由于错误的选择主导产业，极大地扼制了它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限制了它们在现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提升。

拉美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必须归结到它们所推行的通过政府的直接管制与严密保护，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经济的政策选择。由于对于本国市场的过度保护，导致本国企业长期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生长，它们不但没有实现自身的发展，反而由于缺乏成长的动力而表现出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的缺陷，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本国积累不足，拉美国家普遍加强对于外国资本的引入，然而这些引入的外资大多以短期借贷的方式获得，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让拉美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正是由于本国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与外债还债压力过大的集中爆发，才使得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经历了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而深受打击。

尽管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主要债权国美国的支持下，拉美国家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然而这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自由化改革并没能拯救处于危机的拉美经济，“后华盛顿共识”揭开了拉美国家重新运用政府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在上世纪末，一度增长较为快速的东亚与拉美经济先后陷入危机之后，很多外国学者开始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维持了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在一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之中，“北京共识”的提出，标志西方社会逐渐开始认识到中国模式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模式对于改善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状况，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的启示。

正如“北京共识”所提出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与艰苦奋斗，以及摆脱了对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迷信，不断探索与试验，寻求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道路。从思想上，中国政府已经摒弃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挂钩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长期的发展中，取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与创新成果等重要的制度创新，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所做的长期的努力。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的成功也就是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成功。中国政府不但通过推行改革开放创建有利于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发展规划，明确建立创新性国家，确立科学创新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不断地完善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些政策上的创新成果，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的有效保障，也成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

在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会针对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的基础性产业，或者是关于教育、培训等基础性活动，提供直接的支持，甚至由政府或者政府直接管制的国有企业、研究机构直接从事相关活动，从而有效提升社会创新能力，推动社会创新发展。

在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还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同时积极鼓励引入国外的创新成果，并加强对这些现成的创新成果的吸收、消化以及再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中国的创新成本，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浪潮的形成。

通过对比拉美、东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取得的不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

现代产业政策的政策理论在近些年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很多政策选择都反映了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最新进展。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以往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往往源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而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利用政府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加强本国的能力建设，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推动本国的创新发展；无论东亚模式还是拉美模式的危机，都是与其政府对于经济过多的直接干预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分不开的。在现代全球经济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于竞争性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对于政府与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进行重新界定，明确了如何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同时如何运用市场化理论克服政府管制所带来的政府失灵；传统产业政策往往被与贸易保护对等起来，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不具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如果过于强调贸易保护，必然会极大地限制其未来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与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开始探索如何更为科学、有效地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本国的幼稚产业的发展，并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本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健康、有序的国际竞争，推动本国的产业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新特征与很多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最新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也反映了传统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一些激烈转向，而这一切其实就构成了笔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

后面的几章将分别针对上述这些现代产业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新变化，介绍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新进展，以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中的最新应用。

【注释】

[1]东亚模式的内涵比较丰富，在下文中将主要从产业政策的执行方面对其分析，对与产业政策关系不大的方面，如东方文化、民主政治等将不会做专门的涉及，而关于东亚模式中政府作用、创新能力建设、对外贸易政策等内容则在后几章做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2]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September，1993.

[3]陈力峰，并非终结的“东亚模式”，亚太经济，1999（4）。

[4]欧阳晓东，论东亚模式的竞争优势，企业经济，2006（5）。(www.daowen.com)

[5]引自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第5页，第275页。

[6]此处数据引自李加洞，冷战与东亚早期雁行模式的形成，学习月刊，2007（8）。

[7]此处数据引自李加洞，冷战与东亚早期雁行模式的形成，学习月刊，2007（8）。

[8]杜方利，东亚发展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世界经济，1999（2）。

[9]丁学良，非民主制度下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条件，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第25页，另引自王逸舟，东亚模式的启迪与借鉴，开放时代，1992（5）。

[10]此数据引自陆建人，四小龙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资金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10）。

[11]引自唐纳德·埃默生，亚洲美国化了吗？，外交，1998（6/7）。

[12]本书把拉美模式视为战后拉美国家普遍经历的，从严密的政府干预到经济自由化，再到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运用新型产业政策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有也有些学者把拉美模式仅视为战后初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下的政府干预机制，或者仅理解为上世纪末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中的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

[13]此处数据引自胡放之，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就业与工资水平，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4（1）。

[14]吴国平，拉美国家资本积累模式对金融的影响，拉丁美洲研究，1999（3）。

[15]引处数据引自彭森，拉美模式考察，改革，1996（1）。

[1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第178页。

[17]卢韦，东亚经济模式与拉美比较，亚非纵横，1994（6）。

[18]此处数据来自林清源，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89（12）。

[19]张恒军，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

[20]Chaosin Argentina，the national journey，21，2002.

[21]秦凤鸣，后华盛顿共识与中国模式，太平洋学报，2005.（6） 。

[22]数据引自李炳炎，向刚，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中国60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3]二战以后，其他主要经济体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分别为：日本19年，新加坡20年，香港21年，台湾26年，韩国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时间不仅比增长时间最长的韩国更长，而且年均经济增长率水平也更高。

[24]下文主要参考笔者前期两篇论文内容，姜达洋，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职能之探析，产业自主创新与创新政策选择，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3 ；姜达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中的创新政策及其展望，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　9年（4）。

[25]在笔者看来，打造创新型国家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