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当先后担当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的拉美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先后陷入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转向了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的事实，也为世界各国关注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经济增长将给世界带来危险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统计数据虚假的经济增长虚假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的中国崩溃论等一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观点之中，很多外国学者开始尝试从正面去上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主张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为发展中国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发展模式。拉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模式，被证明是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平和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拉莫认为，“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力量，其中创新和试验为“北京模式”的灵魂。同时拉莫强调，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能强求统一的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北京共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高度评价，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仅仅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恢复，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尽管其间中国的经济决策也走了一些弯路，然而改革开放又重新确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在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通过在中国推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依靠发挥全体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够创造当前的中国奇迹。新中国成立这60年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都无法忽视全体国人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努力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仍然沿用苏联经验，完全按照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成为中国政府的主导政策选择。然而，中国并没有完全迷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苏联经验，自1978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中国开始针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根据实际国情，以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勇于创新，大胆创新，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决策，最终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长期发展。(www.daowen.com)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明确指出，革命和改革都没有现存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大胆试验、不断创新也正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不断努力。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出与推广，到现代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当前中国政府对于“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从国有企业改革，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包括次贷危机以来，中国针对危机中深受影响的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扶持；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推行对外开放，再到推动中国企业勇于走出国门，参与现代世界经济竞争，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一切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勇于探索、大胆试验、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的科学概括与准确判断，伴随着迷信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苏联的解体，更加衬托出中国政府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巨大价值。而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一度扮演重要角色的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经济相继陷入危机之后，如何从中国奇迹中得到宝贵经验，并将其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中，也成为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的经济组织、众多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

“北京共识”只是西方经济学界对于中国奇迹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它也许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模式的所有内容，也许也不能将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成功推行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之中，但是它为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为研究政府在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的角色的界定，为研究现代产业政策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等问题都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方面来说，其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指导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