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拉美模式中关注初级产品出口，而忽视本国的工业产业升级，强调进口替代，而产生的过度保护阻碍了本国的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拉美模式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1982年自墨西哥开始的第一次债务危机已经给拉美诸国敲响了警钟，此后整个90年代，拉美国家都在一轮一轮的债务危机、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中挣扎。面对这一现象，一些西方债权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纷纷针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出药方，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

80年代末，威廉姆森针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困境，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方案，并在1989年的国际经济学会会议上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的支持。此后，这一方案在以美国为首的拉美的债权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下，在拉美各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由于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总部都在华盛顿，因此这一改革就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

“华盛顿共识”使拉美国家从对经济的严密管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要求政府放弃对于经济必要的调控与保护。“华盛顿共识”固然在早期缓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在短期内促进了拉美的经济增长，但是也给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为惨痛的损害：过分强调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改革，取消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必要的保护，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大量的涌入，反而挤垮了大量本国的民族企业；新自由化政策鼓励大量引入外国投资，然而流入拉美国家的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短期回报的游资，投资于生产的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对有限，这也使得拉美国家金融环境略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大量的游资流出，反而影响了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经济自由化改革导致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导致外部环境的变化很容易影响拉美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性，从而导致拉美国家的货币贬值。

新世纪初拉美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使得“华盛顿共识”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彻底让拉美国家摈弃。拉美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前（1950～1980），拉美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3%，80年代降为1.2%，到90年代虽然回升到3.2%，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又陷入经济的低速增长阶段，2002年甚至降至0.5%。^[19]阿根廷总统杜阿尔德（Duhalde）甚至声称，是“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导致了“阿根廷破产并受到毁坏，这种模式破坏了一切 ”。^[20]

1998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联合国大学年度会议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他激烈地抨击“华盛顿共识”，指出它“往好里说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斯蒂格里茨认为，处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本来经济就处于衰退之中，需要通过一些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实施刺激，可是“华盛顿共识”为了控制政府赤字，却要求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不但无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脱离危机，反而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单纯的追求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能够提升经济效率。“华盛顿共识”激烈地抨击拉美与东亚国家传统经济模式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主张通过经济自由化来实现自由竞争的市场功能，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在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然而无论拉美国家还是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都出现了普遍的寻租，不但无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反而导致社会资源大量的流入私人集团手中，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的效率。而且在“华盛顿共识”中，决策者往往只是关注于利用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却忽视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等更为宽泛的目标。(www.daowen.com)

通过对于“华盛顿共识”激烈的批评，斯蒂格里茨把关注的目标扩展到贫困、收入分配不均、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以信息的不完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指出“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是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因此需要重新承认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斯蒂格里茨也特别指出，在现实之中并不存在一刀切的万能型经济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有效的经济政策应用到另一个国家就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现代经济学并不能够对于一个国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去实验，自己去判断，去探索真正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战略^[21]。这也反映了斯蒂格里茨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态度，与后来拉默所提出的“北京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

“后华盛顿共识”批判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重新强调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是重新回归了现代产业政策道路，而它强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现代产业政策中强调能力建设，突出创新在现代经济的作用的思想也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后华盛顿共识”看作是对于拉美国家传统的产业政策思想的深化，以及对于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回归。

尽管“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像“华盛顿共识”那样成为国际经济理论学界的主流思想，也没能被发展中国家所广泛采用，然而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彻底地摆脱了“华盛顿共识”对于本国的政策选择的桎梏，也放弃了八九十年代盲目迷信“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完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重新回归利用政府推动本国的创新能力建设，促进本国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关注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通过政府引导本国的产业升级，提升本国的工业竞争力，带领本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尽管目前拉美经济仍然没有恢复80年代以前的稳定、快速增长的健康态势，但是已经表现出走向成熟、走向健康发展的迹象，拉美国家已经彻底放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西方国家倡导下的“华盛顿共识”，而推行一种更为合理的现代产业政策的拉美经济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