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东亚模式在世界经济领域盛极一时之际，一些国外学者也开始对东亚模式提出了很多质疑。而1997年，席卷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风暴更把这种质疑推向了高潮，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在经济上表现远不及东亚地区的拉美地区所采用的拉美模式都优于东亚模式，即使到了今天，在理论经济学界，对于东亚模式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也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权威的说法。

最早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在1994年底与1995年初先后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和《虚幻的亚洲经济》，严厉地批判了东亚模式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的缺陷。在这两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提出，所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会拥有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历程，所谓的亚洲奇迹也正是这样的现象的一种再现。而且由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高投入，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它们的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也并不突出，因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东亚模式中的这些高增长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1997年7月，在一些国际金融炒家的狙击下，泰国政府放弃了坚持了多年的泰铢与美元的固定兑换关系，而宣布泰铢贬值。没有人能够想到，以此事为导火线，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各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诸多亲手缔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相继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巨额外国资产迅速外流，从而带来本国货币的急剧贬值；大批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陷入破产的危机之中；银行不良资产急速上升，股市暴跌，金融资产价值急剧缩水。

在危机之中，曾经被奉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的东亚模式暴露出很多自身的不足，如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很容易造成政府的过度干预，从而诱发普遍的寻租现象，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导致东亚国家在资金需求上过于依赖外国投资，自身的实际积累不足；长期的鼓励出口的政策，也导致东亚国家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少数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过强，对于本国市场的开发不够；在经济发展之时，过于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却忽视了对于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经济结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过于强调引进外资，对于外资的投入缺乏有效的引导，过多的投机性外资流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从而催生经济泡沫；过于强调投资规模，单纯追求利用高投资实现高增长，国内的创新能力建设与科技进步相对不足，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较为薄弱；单纯追求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金融自由化，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与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够，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相对薄弱；制度创新不够，政府的立法活动或政策制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腐败滋生，给自身经济带来潜在风险，等等。(www.daowen.com)

值得惊喜的是，尽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这些高速增长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即使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日本与韩国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大伤原气，损失惨重，但是这次危机也正好给被东亚模式前期的巨大成功冲晕了头脑的东亚地区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东亚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传统的东亚模式的种种不足，也引起了东亚地区的各国政府的关注，这才促进了东亚模式的进一步完善。10多年时间过去后，即使在当前全球经济笼罩在次贷危机的巨大阴影之中，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性仍然强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未尝不是上世纪末的那次金融危机的功劳。

如何客观地评价东亚模式，以及现代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运用产业政策手段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难题。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尽管存在克鲁格曼等批评者，但是在全球经济理论界，对于东亚模式更多的是赞誉。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更多的人把这次危机与东亚模式自身的一些缺陷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东亚模式进行猛烈的抨击。一些学者甚至借此完全的否定东亚模式的价值，开始重新在东亚地区宣传西方式的自由化制度，他们高呼“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11]，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以帮助东亚国家与地区度过危机为借口，在亚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企图取代东亚模式。

然而我们发现，在东亚地区，各国尽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推行了一些经济自由化改革，但是可喜的是，它们都没有放弃传统的东亚模式，反而针对传统东亚模式在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东亚模式，更加科学地运用产业政策手段推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东亚模式正在走向它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