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发展阶段，它们都制定了明确的赶超战略，把发展经济与实现对欧美国家的经济的赶超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而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东亚政府通过战略性的产业政策手段，培育并扩张本国的市场，集中一切社会资源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创立，在社会运行环境、产权状况、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选择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政府的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进，引导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有意识地培育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逐渐让市场机制参与社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的腾飞过程中，政府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明确的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一些政府机构以及官方金融机构，实现一些资源特别是经济发展所稀缺的资金的重新调配，从而实现其经济赶超目标。不仅在日本的复苏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经济规划，将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业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部门，从而在资源配置方面优先满足这些部门的需求，通过政府的力量集聚起市场无法实现的资源向这些部门的调配，利用重点扶持部门的优先发展，来带动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战略选择，每一个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会面临生产资源不足以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的瓶颈，在经济尚未得到发展、社会资源仍然不够丰富的条件下，如果希望把生产资源投向所有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很多东亚国家政府都会在经济启动初期，选择若干重点部门，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予以特别的扶持。比如韩国就将汽车、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而台湾则把农业、纺织和电子产业先后列为重点产业，而新加坡的重点产业则为电子产业等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政府在明确的产业规划的指导下，将会通过管制性政策，把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稀缺的生产资料优先投向这些战略性部门，从而尽可能地促进这些部门的优先发展，并以此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对于东亚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必然会面临严峻的资金瓶颈，它们往往会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以鼓励居民储蓄与引进外资，通过吸纳居民储蓄和外资等社会资金到金融机构，再由政府的政策性引导，将资金尽量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向一些重点发展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投放。而东方文化以及政府引导所造成的高储蓄率，则成为保证东亚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的源泉，这也被世界银行以及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视为东亚模式中一种其他国家所无法模仿的内在优势。在对于战略部门的融资需求方面，政府往往会通过一些优惠利率、信贷分配以及政策性贷款等方式，将稀缺的社会资金优先投向重点发展的部门、地区以及企业。政府也会通过财政补贴来补偿政策性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些补贴性贷款往往会占到银行贷款总量的30%，在一些国家发展重化工业时期，这一比例甚至会高达45% ～55%。^[8]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模式中的政府主导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管制，也不同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中的“官僚威权政治”，东亚模式中的政府主导往往是一种市场友好型政府主导，或者可以看作是政府宏观指导与市场调节紧密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东亚国家在加强政府的宏观战略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以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很多东亚国家还采取了各种政策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更为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www.daowen.com)

在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政府往往被视为与市场机制格格不入的力量，过强的政府作用，通常会扭曲市场价格信号，也会影响市场机制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然而，东亚政府尽管对国民经济实施了严格的管制，并通过明确的产业政策实施自己的发展规划，然而它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取代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们更多的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的领域内进行优化改革，逐渐培育有利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环境，并积极鼓励自由的市场竞争，甚至逐渐将对资源的调配权力从政府让渡给成熟起来的市场。丁学良就曾经对东亚模式中这种政府的角色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东亚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相当于体育场外的教练，他在遵循赛场规则和裁判的前提下，给运动员们筹谋出计，而不是随意的更改规则，充当裁判，硬性规定运动员动作。”^[9]

当然在鼓励竞争方面，在东亚国家之间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韩国更多的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大企业集团，通过政府的信贷支持，以及对于大企业集团的经济扶持，来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集团，并把他们推向国际市场。相对而言，这一政策更容易产生市场的垄断，政府的决策对于企业也会产生较高的租金，从而诱发普遍的寻租现象，反而弱化了市场竞争与市场机制的运作。相反，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则更为关注中小企业，它们在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通过金融手段与政治手段，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中小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在竞争中逐渐弱化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金融风暴中，韩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打击，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却相对损失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