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一度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5%，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其视为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在东亚地区，世人见识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的奇迹的出现，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在1965年以后的30年间，亚洲的8个高增长国家和地区（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是东亚其他国家和OECD国家的2倍，是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3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5倍。^[2]而著名的东亚四小龙，在1970年至1980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9.3%的惊人数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3个东盟国家的杰出代表，在1971～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8.6%，在1981～1990年间仍然保持了6.2%的经济增长速度。^[3]东亚的高速发展震惊了整个世界，也成为“东亚奇迹”的由来。

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自此，对于东亚模式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界定和政府产业政策作用的研究，也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部报告中，世行专家系统地总结了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有效的国家干预，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较早的与国际经济接轨，自身的高储蓄率和积极利用外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体系^[4]。其中最为主要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东亚地区政府运用各种产业政策手段和经济计划，对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施加各种不同形式的干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亚奇迹就是日本战后产业政策在更为广阔的地区的应用，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手段成为解释东亚奇迹的最终答案。

在这份重要的报告中也指出，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是东亚经济体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前面我们介绍过，传统产业政策理论更为关注贸易保护与经济封锁，然而在东亚地区，尽管很多国家也像日本一样在战后初期选择了更为关注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它们的国内工业基础得以建立后，它们大多选择了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积极鼓励扩大出口与引进外资，并以其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的稳定发展。东亚模式，也就是东亚国家与地区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发展模式由此被世界银行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模板，而向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推广。

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承认，东亚地区各国与地区具有千差万别的差异性，它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针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只是在它们各自的成功经验中，可以总结出一些“东亚成功的共同点”，而这才是构成东亚模式的基本内容。(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从地理概念上而言，通常仅指中国、日本、蒙古、韩国和朝鲜，然而在经济概念上，我们所提到的东亚模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则远远大于纯粹的地理上的东亚的概念，世界银行所介绍的东亚模式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以及东盟国家。由于本书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而把其中典型的发达国家日本排除在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归属于东亚地区，然而在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东亚模式中却并不包括中国，因此在本书中所提到的东亚模式所涉及的国家仅是亚洲四小龙与东盟国家。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曾经在 《亚洲大趋势》中对东亚模式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亚洲的现代化并非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代，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与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5]

然而，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充分暴露了东亚模式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东亚模式又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如何对于东亚模式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以及东亚模式中哪些方面是真正值得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科学经验，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