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对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做如此详细的介绍，原因就在于在产业政策理论与产业政策实践的结合中，日本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早期的美国、德国的特殊的道路。我们知道，美国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得益于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指导；德国的产业政策实践，也绝对离不开李斯特的产业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这两个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先驱者那里，总是首先由经济学家从理论上确定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手段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与干预方法、相关原则、政策选择等，然后才会由成形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可是在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尽管产业政策理论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并不是理论领先于实践，由理论来指导实践，很多的产业政策理论的突破都是来源于对日本推行产业政策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而言之，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由实践总结出理论。

在战后的60多年的历史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多次重大的转变，必须得益于众多学者对于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兴起，不仅日本学者，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通过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的研究，探讨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一些新突破。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后，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也成为一种潮流。从某种方面来说，日本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则主要来源于对日本产业政策实践的探索、对日本产业政策经验的总结以及以日本产业政策教训的归纳3个主要方面。当然，在这其中不仅包含真正意义上产业政策理论的研究，也包括一些产业组织理论、产业演进理论以及现代宏观调控理论等相关方面的进展。

即使在二战前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明显的产业政策，但是在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古典经济理论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理论学界，产业政策理论始终被视为一种异端思想而存在。只有在战后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才第一次在一个国家从思想到实践中都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成功地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之后，产业政策理论才逐渐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

在产业政策的具体界定方面，日本学者大多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界定产业政策的概念的。小宫隆太郎（Ryutaro Komiya，1984）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而对于政府来说，其选择产业政策手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源配置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才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与小宫隆太郎相似，今井贤一（Imai Kenichi）也从市场失灵角度定义产业政策，把它定义为“产业政策是针对市场失败而实行的政策干预”。^[29]

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1988）等人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着缺陷，即市场失灵，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问题时，为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而实施的政策也就成为产业政策。按照伊藤元重等人的定义，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通过干预产业或部门间的资源配置，以及干预某一特定产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影响该国经济福利的政策”。^[30]

研究日本产业政策问题的知名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产业政策意味着利用政府行为的杠杆作用去推动整体经济或其中的特定产业的生产率与竞争力的开始与协调。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全球导向的、针对全球经济政策的战略性思考。

1963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发布的“产业结构政策的方向和课题”报告中，将产业政策定义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是指为指向最优产业结构（即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填平同发达国家差距最理想的产业结构）接近，所实施的政策。换而言之，就是确定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同时为实现这一目的，确立必要的政策和经济机制”。^[31]

日本的产业政策被普格尔（Pugel，1984）定义为“计划导向型市场经济体系”。^[32]它通过愿景（vision）以达成不同阶层、团体之间的共识，从而影响政府的具体措施与企业的计划，而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一愿景又被集中于更为重要的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或服务产业的发展的可能性。这种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发挥管理引导的作用，也即通过政府代理机构的建议、要求、劝说等非正式行为对于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尾崎（Ozaki，1984）在分析 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成功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的执行是不可以与它的历史与文化所分隔开的。他提出，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成功得益于国内官僚机构与国会，以及官僚机构与私人商业部门的良好的工作关系。除此之外，日本文化中的组织倾向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3](www.daowen.com)

奥埃诺（Oeno，1980）则把日本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产业政策的作用的原因归结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他认为，日本缺乏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必需的自然资源，还会经常性的面临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这就迫使日本必须通过进口基本原材料，发展出口产业，而实现这一目的，也必须通过执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以保护本国的一些关键产业。“面对日本国内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不发达的产业，通过政府的干预，限制已经建立起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外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外国制造商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以建立起本国的大规模生产体 系 。”^[34]

佐贯利雄（Sanuki Toshio）从产业联系的角度研究了产业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战略产业领先增长理论。他提出，通过摸清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同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它们各自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手段，选择一些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诱发效果更大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进行重点发展，领先增长，再以此带动起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才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之所在。^[35]

日本产业政策理论中关于重点产业选择的最为著名的成果就在于赤松要（Kaname Akamatsu）的雁行理论。他通过研究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机器和设备，建立自己的产业，开始本国的经济腾飞的过程，必须一方面学习模仿输入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对于引进的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发展自主创新，创造新的产业，实行一种从模仿到创新的赶超路径选择，这样的路径选择有些类似于大雁飞行的一字或人字，从而被命名为雁行理论。^[36]

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则成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选择方面的主导思想。小岛清把国际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结合起来，用来解释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西方盛行的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张从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向外开展贸易与直接投资不同，小岛清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从它的边际产业，也就是已经处于劣势或者即将处于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开展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以日本而言，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日本开始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即使在同一部门之内，投资规模更低、技术水平更低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也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在同一企业内部，可能有些部门较其他部门更早的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关注这些边际产业、边际企业、边际部门，通过政策引导他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从而获得贸易收益与国际分工收益。

在近些年的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它也正是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总结。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37]，他通过总结战后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提出政府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政府的政策主导，可以充分发挥各创新主体的能力，推动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以此来加速一国的经济增长。他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技术”。^[38]在他的概念中，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在于政府，通过政府来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

在弗里曼看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配置资源和协调创新，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和干预，加快国家的技术创新的整体速度。战后日本政府正是通过政策保证，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官、产、学合作”的科技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正是得益于战后日本在推行产业政策方面的巨大成功，产业政策逐渐从日本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逐渐演变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以下几章中，本书将结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更为详细地分析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一些新进展，从而对于产业政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对于当今世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做一个综合的评价。